本报评论员 必娴
当地时间3月11日，米洛舍维奇被发现死于海牙的监狱中。他的死亡随即被解读为几种不同的版本：病故？被毒死？自杀？但是每一个都要打上问号——这是强人死亡引起的必然反应。当另一个强人阿拉法特去世时，人们也曾被几个貌似有理的死亡版本困扰过。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是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族人，1941年8月20日出生在贝尔格莱德东南郊的波扎雷瓦镇。西方对他几乎是恶评如潮，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对他的评价被认为是比较客观的——“风度优雅、富于魅力、说话含糊其辞”。尽管不能说其父母的先后自杀，练就了米洛舍维奇的刚强性格，但是米洛舍维奇的坚韧与刚强，却成为他的强人政治生涯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无论是1999年面对北约轰炸时，还是在沉着应对东欧巨变、前苏联解体、南联盟分裂和内战时。
强人总是跟权力并列。对权力，米洛舍维奇的妻子米里亚娜似乎有着比丈夫更为热切的渴望。她当年曾满怀希望地对丈夫说：“有朝一日，你将是第二个铁托。”她睿智的判断力几乎带有些狡黠，也昭示了某种强人悲剧的种子。
米洛舍维奇塞尔维亚式的民族主义版本，虽为他获得了“不死鸟”的称号(当他在1997年7月的南联盟总统选举中获胜时，《纽约时报》文章称他为“不死鸟”)，但却走不出悲情的色彩。因为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执掌这把“宝剑”的强人深知，稍有不慎，这把利剑的神经上就会长出“疹子”。民族主义对于其民族谱系内的民众来说，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认知资源，但它与现代主权国家的国界之间有一种令人痛苦的张力。在一些民族主义问题突出的地区，强人们对这种民众认知资源的“调度”，不可避免，又那么容易招致悲剧。《卫报》的一篇评论认为，米洛舍维奇的死，“让我们回想起未被阻止的民族主义的罪恶”。
悲剧还不止于这种经典的西方式批判：米氏的塞尔维亚式民族主义给克罗地亚、波斯尼亚以及科索沃带来的流血。这种悲剧或许是注定的，某种程度上，无论是米洛舍维奇式的民族主义强人，还是萨达姆式的专制者，都是西方价值视野中不能被遗忘的沙粒。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考虑的是如何对待这种具有超凡魅力的强人，强人们自己极少有内在的动力去将权力转化为一种法理型的权力，这几乎创造了一种不需论证的欧美式干涉的条件。米歇尔海默斯认为大国存在一种悲剧，那就是它总是有进攻别人的冲动。这也就从侧面说明了小国的悲剧，说明了地缘位置重要的小国中的强人政治的悲剧，那就是当他们的权力被民族主义点燃造成悲剧时，必会受到某种以受害者名义的国际干预。这种干涉原则，总能让人联想到萨达姆，他跟米洛舍维奇都有着强人的辉煌，但是他们的民族主义版本却又不都是无懈可击，都注定了他们是要被强行推入“审判”的。
审判虽然进行了，但悲剧依然没有结束。国际法庭对米洛舍维奇的审判，最终是个尴尬的收场，尽管其中不乏欧美崇尚的法庭辩论的精彩戏分和一整套现代的法律程序之美。
对萨达姆的审判依旧，然而战后的伊拉克面对的首要问题却是重建与复兴，对萨达姆的审判无论得出何种结论都不会对这种重建有直接帮助。米洛舍维奇呢？很多舆论认为，对他的审判是一种对种族屠杀的受害者的正义。然而，实际上，对这些曾经的强人们的审判，体现的更多是一种程序正义，至于实质正义，也就是如果期待这种审判能够带给受害者什么具体福祉，那几乎希望渺茫。那些受害者面对的是战争之后的艰难的政治整合和贫瘠的社会发展。对于巴尔干地区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不同种族的人来说，审判却似乎是在强化着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民族之间的仇恨。谁都不愿看见这种塞尔维亚式的民族主义版本再有轮回。或许应该用一些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事物(社会重建、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完善)来转移他们对民族主义的强烈认知以及防止这种民族主义悲剧形成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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