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熙德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指出：“中日两国是近邻，发展世代友好关系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对日外交方针。发展中日关系必须遵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和中日之间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
“以史为鉴”和“面向未来”互为条件，共为一个完整体系；去掉其中一方，另一方就会失去根基。温总理之所以重申这一原则，就是因为“以史为鉴”原则受到了来自日本的强硬挑战。小泉首相顽固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就是其最突出表现，这也是中日关系陷于困难局面的关节点。
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各界有着“以史为鉴”的政治和舆论氛围。冷战结束后，和平主义势力逐渐衰微，新民族主义思潮泛滥，“总体保守化”蔓延，右翼翻案势力上升。这股势力把摘掉战败国的帽子、否定侵略历史结论作为重振“民族精神”、成为“普通国家”即政治与军事大国的途径。小泉内阁的亚洲外交，就反映着这股势力的政治诉求。
近来，深受中日“政冷”之害的日本经济界开始打破沉默，纷纷起而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政府改善对华关系。日本舆论界也争先表达对本国政治右倾化的忧虑，日本学界自然也不甘于寂寞。一些学者对中国的观察日趋客观。
然而，还有另外一部分学者“转向”耐人寻味。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学者曾为中国的每一个进步叫好，力陈与中国和睦相处乃至助中国现代化一臂之力的必要性。但近年来，他们却未能适应中国发展的速度，一反以往那种客观、理智的态度，其观点与右翼势力日益合流，其一个重要论点就是所谓“1972年体制过时论”。
所谓“过时论”，要害就在于无视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做出极大宽恕这一基本事实，试图以目前日本右翼势力得寸进尺的要求迫使中国做出重大让步。甚至有个别日本学者咄咄逼人地声称：“日本右倾化是无法挽回了，中国只有接受这个事实。”
“过时论”的弦外之音是：只许日本冲撞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不准中国做出反应。小泉去参拜，中方不要说三道四；日本右翼教科书出笼，中方最好一言不发；日本染指台湾问题，中国也要忍气吞声。哪怕中国做出极其克制的有限反应，也被说成是“固执于‘过时的1972年体制’”。由于这些学者常来常往中国，有着“友人”形象，其言论往往具有较大的欺骗性。
鉴于中日关系的僵局一时尚难打开，加强民间、文化交流已成为中日各界的共识。而加强对中国的文化攻势，也日益成为日本政府对华战略的重要一环。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的重点正从支援中国经济建设转向“花钱让中国人了解日本”。在向中国民众展示日本风貌的同时，其对华文化外交中也不乏诸如资助一些日本学者来华推销其扭曲了的历史观等项目。
中日间已相继签定了三个政治文件，今后或许还会诞生第四个、第五个政治文件。但这些文件都不可能脱离“1972年体制”的轨道而另起炉灶，只能是在“1972年体制”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创造性发展。（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