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 晗
3月21日，普京的到来，为2006中国的“俄罗斯年”拉开了令人期待的序幕。对于普京来说，北京之行乃是2006年俄罗斯外交的重头戏。从新年伊始的乌克兰天然气纠纷，到2月其主持的G8财长会议，再到僵持数月的伊朗核问题，以及引人注目地邀请哈马斯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在2006年的第一季度就频频抛头露面、远交近攻，可谓气势不凡。如果说俄罗斯
今年的外交轨迹是线形进行的话，那么在东欧以及中东之后，普京的下一个目标正是中国。
很显然，普京在东欧和中东的动作处处与西方相关。在东欧，从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到摩尔多瓦的“雪松革命”，席卷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的蔓延之势如火如荼，直到3月19日的白俄罗斯大选。再加上北约东扩的咄咄逼人之事，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争夺日趋激烈，而总体看来，西方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民主、人权)以及不断渗透的政治动作占据了一定的上风。这当然让普京感到了巨大的冲击。
在中东，俄罗斯的强势介入，也直接叫板欧盟和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俄罗斯的介入一定意义上在强硬的欧美和强硬的伊朗之间充当了一个第三方，使得西方再次重视俄罗斯。而邀请刚刚掌权的哈马斯访问莫斯科，则直接向美国出击，通过与美国的反对力量接触来凸现俄罗斯的自主性。
2004年美国就有人撰文指出，俄罗斯已经逐渐沦落为一个“正常国家”。但雄心勃勃的普京不能容忍这种地位，他要重新确立其大国自主性。因此他一方面坚守和巩固原先独联体国家阵地，另一方面通过插手中东来体现其作用和地位。但他更明白，亚太地区关系的稳定才是其坚强的后盾，换言之，发展同中国乃至印度的关系，同开发西伯利亚以及其在欧洲的争夺密切相关，且一举两得。因此，将眼光投向东方，一则可以开拓广阔的东部领土，为欧洲战略巩固后方；二则可以通过和中国加强关系来获得支持。
此外，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跟中国巩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本身就是俄大国自主性获得承认的重要渠道。因此，此次中国之行，在能源上，中俄双方已协商了石油以及天然气管道的铺设事宜，普京访华期间还将继续就此进行协商；在贸易方面，2005年俄中贸易额为291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37.1%，而中俄“国家年”之要务在于改变现有贸易结构，全方位扩大市场，使得2010年两国贸易额提高到600亿至800亿美元。很显然，对于中国而言，普京送来的礼物——工业“血液”和商品市场——可谓厚重有加。
值得注意的是，普京的中国之行是在国家主席胡锦涛4月份访问美国之前展开的，这令普京访华的国际战略意味大为增加。其实，最近美国总统布什与印度修好战略伙伴关系，且国务卿赖斯到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访问，特别是美、日、澳三角战略结构的增强，使得其对太平洋的控制连同印度洋的势力共同作用，实有对中国三面环抱之势，此时中国加强同俄罗斯的关系，显然可以巩固欧亚大陆的大后方。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巩固和加强中国自身的外交和战略自主性的必要所在。
总之，普京之行完全可以成为中俄双方互相确认外交自主性的良好契机。更为巧妙的是，双方的自主性本身也就使得一些“中俄合伙对付美国”的说法黯然失色。毕竟，相互确认自主性本身就排除了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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