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昭奎：中日对弈，多看几步棋

　　作者：冯昭奎

　　中日在对弈，不仅在两国之间对弈，更是在世界这个大棋盘上对弈。

　　由于是在世界这个大棋盘上对弈，所以不宜主观地、不经过客观科学的分析就性急地预先设定对手就是我们的“敌人”。

　　“知己知彼”应是对弈的基本要求

　　当前中日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双方都没有做到透彻地了解对方，甚至存在严重误解。中日双方都需要加强对对方的研究。令人费解的是，日本外务省居然在对华外交领域排斥中国问题专家，小泉首相周围居然没有一个通晓中国问题的人物，致使日本对华外交一时走到了“盲人临深渊”的地步。另一方面，不能不承认中国对日本的研究也不够全面、深入、客观，远远不能适应我们国内建设（借鉴日本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处理对日关系的需要。可以说，当前我国对日研究存在着“三多三少”：对日本“网”谈“报”议的“文人”很多，能够扎实研究、透彻理解日本的专业人才较少；在各种媒体上批评日本的声音很大，带有情绪化的报道“无日不见”，而能够比较客观、冷静、全面地介绍日本发展的宣传报道较少；对中日关系问题的一般性评论较多，而对如何进一步开发对日外交资源、对正在登上日本政治前台的政治人物的细致深入的研究较少。总之，中国也缺乏真正的“日本通”，一些学者缺乏面对反日情绪化的压力“敢讲真话”的勇气。现实的状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之间曾经有过的、对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由在各自国家具有真正影响力的“日本通”或“中国通”所结成的“沟通管道”不复存在。

　　“影响国际关系的最根本因素是人”，因此需要强调“改变一个国家的心灵”的重要性，例如消除普通日本人和有理智的政治家对中国走向强大的担心和戒心，其实是对日本右翼的最有力的打击。我们应该学习周恩来的外交艺术和胆略，比如周恩来通过细致的工作，居然把日本的一些右派也争取了过来。

　　在“知己”方面，需强调对于中国的日本研究者来说既需要了解日本，也需要了解中国；反过来对于日本人来说既需要了解中国，也需要了解日本自身，应该具有“彼学”和“己学”两方面的学识和修养，不能因为自己是中国（或日本）人，就认为自己“天然地”深知本国的一切。

　　多看几步棋，该出手时才出手

　　如前所述，中日是在世界、特别是在亚太地区这个大棋盘上对弈，因此，不能不关注日本与其他角色之间的“联动”，特别是日本与美国、台湾地区乃至韩国、印度、俄罗斯等国之间的“联动”。周边搞好了可以成为我国“一心一意奔小康”的友好“护栏”，但搞不好也可能成为某个大国牵制我国发展的“包围圈”。

　　对弈的另一个要点是必须“多看几步棋”，走这步棋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下两步、三步棋。而对对方走出的每一步刺激性的棋，需再三思量它是否隐藏着其他意图，未必“一触即跳”，立即反应，“该出手时才出手”。当前与日本这届政府已经形成外交僵局，这时就要考虑如何应对日本的下一届、下两届内阁，依据中长期的战略考虑来走棋，依据对中日外交僵局趋于长期化对本国之利弊的精密分析来走棋。

　　对弈的又一个要点是必须善于综合地考虑各种因素，政治对弈要考虑到经济与军事；经济对弈要考虑到环境与社会；军事对弈要考虑到科技与国际；等等。总之，对弈离不开“大战略的思考”，而所谓“战略”的本质正是处理对立双方的意志的辩证法的艺术。

　　中日对弈显然是一个“互动”过程，对方如何走棋往往是对我方如何走棋的反应，对此，棋手应该“心知肚明”，但是，老百姓可能对此不理解，因而容易出现情绪化倾向。棋手不仅不应该为民众的情绪化所左右，而且应该对民众的情绪加以引导，以便不受或少受干扰，沉着冷静地应对棋局。

　　高明的棋手不仅要在棋艺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力争在心理上压倒对方。该硬则硬，该硬到底就硬到底，但也要善于和敢于灵活应对。周恩来在中日复交谈判中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高超的外交斗争艺术告诉人们，在一定的场合，越强硬不等于“越爱国”，有的时候做出符合国家战略利益的妥协比坚持己方原先的主张要难得多，在这方面周恩来在1972年复交谈判中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高明的棋手往往会告诫自己：对手的实力“其实也在于自身的实力”，包括情急气躁、骄傲轻敌、过高估计自己、忽视己方内部的各种弱点，等等。只有努力克服和反思自己的弱点，才能战胜对方。其实，反思力也是国力，是一种最高的软实力。

　　不宜期待“百分之百的赢”

　　对弈总有个输赢问题。对小泉政府在对华外交上的倒退政策，我们确实应该针锋相对、与其决一雌雄，我们要努力争取赢。然而，对中日两个国家、两国人民而言，我们的目标是争取“双赢”，避免“双输”。同时，也要考虑中日关系走向“双赢”或“双输”对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影响。

　　即使针对日本的统治者，也需要着眼全局，“步步紧逼”的做法未必有利，也可抓住有利时机适当迂回甚至妥协，当然，这种妥协是为了最终的赢。我们坚信道义在我方，道理在我方，而且日本国内外舆论正在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也需注意“有理让三分”，不要把话说绝，以免导致“物极必反”的结果。外交是斗争与妥协相结合的艺术，不宜期待“己方百分之百的赢”、“对方百分之百的输”。如果双方都要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在很多问题上就无法“两全其美”，如果各不相让，就只有走向冲突。如果对方输急了，它会采取与更强大的棋王进一步联手甚至“连体”的策略对付我们，于我不利。

　　有人说日本是工于战术而疏于战略，也有人说选择与棋王联手甚至“连体”导致日本的“战略依赖”或“没有战略”，更有人认为日本选择“没有战略”本身就是战略。对于日本来说，选择与棋王“连体”或“一体化”，其结果只能是被棋王“吃掉”，从“属国”进一步降格为棋王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这一点，日本终将会有所认识，而要促使日本认识这一点，就需要分析日本为什么甘心情愿地屈尊去做棋王的一个部分，这与我们中国有什么关系。

　　高明的棋手必然拥有坚定的对弈理念。当前日本的对华强硬派的对弈理念是现实主义，甚至是“进攻性的现实主义”。最近，日本自民党的一名政治家在日本《中文导报》上表示，要“对中国采取‘新现实主义’”。作为一个高明的棋手，不宜看见对方采取什么样的对弈理念，自己也跟着采取同样的对弈理念，也不应跟着别人跑，不能看到对方采取现实主义，自己也跟着采取现实主义。

　　现在，国内的对日研究采用了各种方法论，诸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民族主义等。然而，从第一代领导人以来，我国的对日方针是“一贯”的，什么叫“一贯”？就是“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者可以采取各种方法论，但是，从现状来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对日研究确实需要加强。对采用民族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可以而且应该提出不同的意见。不能听任中日陷入“民族主义刺激民族主义”的恶性循环。今天已经不是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时代，不宜以过去反帝反殖民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的正当性作为在完全不同的新形势下提倡民族主义的依据。我们还是应该提倡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

　　对弈既需要耐心，也需要果断。当前，我们在对日关系方面既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也要争取“速决战”的可能。中日首脑中断互访已经长达五年，给两国关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如果听任两国关系冷淡、紧张的状态趋于长期化，就可能出现那些不了解日本侵华史、对战后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历程没有亲身体验、在思想感情上相互厌恶的一代人走上与两国关系相关的各个部门领导岗位的局面，到那时再要解开中日政治关系的结，恐怕会更加困难。（来源：世界知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