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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里雯:谴责帕穆克的人是愚蠢的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17日11:43 21世纪经济报道

  ·覃里雯专栏·谴责帕穆克的人是愚蠢的

  谴责土耳其不承认历史罪行的欧汉·帕穆克获得本年诺贝尔文学奖,倒不是太出乎意料;法国通过禁止否认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法令,才真让人吃惊。

  看起来,好像欧洲正在进行一轮道德拷问,在“文明的冲突”当中坚定自己的道德
和信仰:英国大学禁止学生戴面纱,荷兰的一些政党驱逐了三个否认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土耳其候选人,荷兰大学开始迫使土耳其学生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是事实。我们知道,普遍的道德拷问从来都是与现实政治格局相关的:15世纪严酷的加尔文教派的出现,是为了当时势力强大的罗马教廷道德堕落;安维峻等晚清臣子对慈禧干涉政治的最严重质问也只是“何以上对祖宗,下对臣民”。目前在欧洲发生的这一切,与中东局势和反恐战争有关,更与土耳其要加入欧盟有关。

  在今年9月,《华盛顿邮报》的记者John Ward Anderson发现,法国和荷兰的选民是欧盟国家中最强硬地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两个。然而,从德国主流媒体(包括得到政府资助的网络媒体)的言论中我却感到,在土耳其移民数量最多(共 260万)的德国,同情和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选民却多一些,虽然现任总理默克尔对土耳其的态度远远不及其前任施罗德那么热情了。

  极端分子的活动只是一个问题。一些在欧洲的移民后代被富国的排外政策和原住民的势利所激怒,加入恐怖组织,策划和实施谋杀,而这又反过来加深了法国和荷兰等国家选民的恐慌。不过即便没有这些恐慌,贫穷的土耳其在欧盟内部也很难找到几个张开双臂的朋友,因为它注定是等待欧盟资助的穷亲戚,而它所能回报的只是一个不知道何时能用上的战略联盟——对法国和荷兰这些打定主意不加入任何战争的国家而言,这也算不上什么回报。

  在这个时候,道德的批判派上了用场。其实,早在1987年6月 18日,欧洲议会就已经投票肯定了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事实。法国和荷兰有什么必要在19年后唤起幽灵呢?不过是为了给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分享其财富增添一个看上去不那么小气的理由而已。而且,一个欧盟国家通过法律或规则,对另一个非欧盟、不接壤的国家,就与自己不相干的历史问题进行言论治罪,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与国际惯例不符。即便在我国,也没有针对否认日本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治罪的法律,虽然我国是该事件的直接受害者。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土耳其消费者和商业部决定抵制法货的时候,土耳其总理Tayyip Erdogan会极力阻止;而希拉克会在10 月15日给Tayyip Erdogan电话,为法国议会通过该法律道歉。政治家们了解内情,知道这些吵闹和情感无关,而和利益有关。他们并不希望极端的民族主义和道德争吵,打断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经济和外交纽带。

  那么,对一个国家而言,承认历史的真相,依然是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只是恰好搅入了纷争。帕穆克认为自己应当为良心说话,而且他并不是土耳其国内唯一一个直言的人。其他几位对亚美尼亚大屠杀发言的土耳其作家现在还在困窘之中,帕穆克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庇护,可以说是幸运的,这样他就不用再担心陷入去年对牢狱之灾的担忧中。

  在战后欧洲的历史上,仅就犹太人大屠杀有过言论治罪的法律,德国和奥地利禁止否认大屠杀。去年11月右翼奥地利历史学家David Irving因为否认大屠杀一事而被捕,一度激起全欧洲的讨论,英国《卫报》等自由派和左派报纸对言论是否应该治罪的原则进行了艰难的讨论,但是在这种事情上,讨论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它已经涉及信念。

  任何去过战场的人们都知道,历史不是不证自明的。在中东冲突中,任何事情都可能有两个以上的版本:村庄的名字,死伤的人数,冲突的起因。在阿拉伯人当中流传的地图和在以色列出版的地图,就像来自两个历史时代的产物;外国志愿者在帮助巴勒斯坦孩子时被射死,巴勒斯坦目击者指这是谋杀,但以色列军方完全否认;一个村庄被捣毁,究竟多少人死于非命?瓦砾堆下的尸体可能已经无处找寻,谁又会费心去查看可能已经烧毁的人口登记?

  即便在场的人也很难证实一个确切的死伤数目,很少会有独立的第三方在场,得出权威的调查结果。发生在1915-1917年土耳其北部亚美尼亚人身上的事情,并不比2003 年5月22日针对英国记者 Terry Lloyd的谋杀更难以确认——他所乘坐的小公共汽车被美军扫射,而美国军方坚持这“不能证明为非法”。让死者提供证据,这个荒诞的要求在历史上经常出现。Denis MacShane在《卫报》上发问:“当你需要伏尔泰的时候,他在哪儿?”

  即便是一个局外人也能猜想到,土耳其自称“从战区清除”亚美尼亚人的举动是多么的可疑,而它对一个公开讨论历史的作家的辱骂和起诉(最终又放弃这个起诉)只能增加人们对它的不信任。因为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大国都犯过残暴的罪行,那个时代和现在非常不同,有的国家已经承认了。但是如果因为一个作家试图还原历史而谴责他“损害国家名誉”,意味着现任政府情愿继承过去的罪行,而把自己和国家混为一谈。那些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愤愤不平的人们,如果他们真的认为这个奖项充满偏见,他们有什么必要在乎呢?使他们不安的其实是那无法摆脱的历史的幽灵。

  谴责帕穆克的人是愚蠢的,他优美的文笔和对土耳其幽深魅力的探索,对土耳其而言是宝贵的财富。看过《雪》这部小说的人就会知道,一个作家的良心和利益毫无关系。他给参与事件的人们同样的机会呈现自己:左派、右派、民族主义者、宗教领袖、小人物,如果谁在镜中看到一张让他不高兴的脸,他不该责怪这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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