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瑞典公众为何要前首相排队租房

　　作者：丁刚

　　特权与平等成反比。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特权越少平等就会越多；二是一个越是平等的社会就越是会对特权形成抑制。对瑞典人来说，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最近的一则新闻颇能说明这个问题。

　　今年9月瑞典大选结束后，社会民主党失利，当了十年首相的佩尔松搬出首相府。但他还是社民党的领袖之一，主要工作仍然在斯德哥尔摩，加上他的夫人阿妮塔·斯汀是国家酒类专卖局的总裁，也在斯德哥尔摩工作，所以不便每天都回外地的家，只好在斯德哥尔摩租套房子。

　　瑞典许多高官都和佩尔松一样，为了工作，只能在斯德哥尔摩租个住处。瑞典人将这类住宅称为“过夜公寓”，有点儿像我们说的“临时住房”。

　　顺便说一句，瑞典首相搬进国家提供的首相府不过十年，那以前，如果是外地人当了首相，要么在斯德哥尔摩买房子，要么就只能租“过夜公寓”了。

　　佩尔松下台后，夫人斯汀给一位在房产公司工作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请他帮忙找一套房子。恰好这家公司刚刚把两间办公室改建成了两套公寓，就在市中心一个不错的社区。听说是前首相要租用，房产公司很快就表示了同意。

　　按理说，这不算是一件大事，可媒体偏偏不肯放过。他们派记者去那个小区调查，发现很多人都想在那里租房，已经排了长队。瑞典《晚报》的报道称，有些人为了能租到像佩尔松夫妇一个电话就能租到的房子，可能要等差不多20年！

　　报道发表后，房产公司不得不出面澄清，把房子租给佩尔松夫妇没有违反任何规定。按照法规，房产公司应把名下房屋的一半交给住房协会来出租，另一半则可以由自己出租。房产公司认为，佩尔松夫妇无论从身份看，还是从收入看，都属于能够确保按时交纳房租住户，完全符合优先考虑的条件。

　　但是，媒体并未因此善罢甘休。讨论在《晚报》BBS上展开，有人赞同把房子租给佩尔松夫妇，毕竟他们为国家做过不少工作。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样做不对。佩尔松显然藉政治地位获取了某种特权，这就好像大家都在排队，忽然有人加塞一样。

　　我不知道中国读者读到这则新闻，会作何感想，会不会觉得瑞典人小题大做，对平等过于苛求了。不过，如果我们能够感受一下平等在瑞典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应该不难理解瑞典人看待特权的心态。

　　在瑞典，平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仅仅依靠法规建立起来。我们常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固然重要，但在瑞典人看来，那只是一种最基本的平等。瑞典的平等，深深地渗透在这个国家的体制和整个社会生活之中。

　　早在1930年代，当时的首相、社民党领导人皮尔·阿宾·汉森就提出了建设“人民之家”的理想，目标是“使所有人民永远摆脱贫困，把瑞典建设成为一个所有公民———不分性别、阶级、出身以及其他一切社会差异———都享有国家提供的基本经济保障的社会”。

　　所谓“基本的经济保障”，实际上就是通过公平分配来达到的平等。瑞典的住房、医疗、教育等许多方面的体制均以平等为基本原则，而这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反过来又促进了平等。

　　就拿住房政策来说，基本原则是“一切个人，不分年龄和是否有能力，都享有住房权；所有住房必须价格合理、设备现代、设计良好、卫生和宽敞”，简单说，就是“人人有好房可居”。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1960年代中，瑞典政府实施了“建造百万套住宅”的计划，从而使瑞典成为妥善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佼佼者。

　　平等的理念在瑞典社会中能如此根深蒂固，也是和瑞典社民党人多年来的坚持分不开的。他们把追求平等视为党的基本原则，时时不忘提醒自己注意这方面的教训。苏联解体后，社民党高层写过一个总结报告。报告认为，特权阶层的形成使苏联越来越背离平等的理念，这是最终导致社会分裂进而引发解体的重要原因。

　　通常，一个社会能够如此重视分配的公平，贫富差距肯定就会小一些，而贫富差距越小，社会也就越平等。根据本文开始时所讲的道理，在这样的社会里，特权也就会越少。瑞典人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平分配，享受到了平等的好处，自然也就更看重平等、更珍惜平等，容不得一丁点儿的特权。

　　写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可能会问，你说了半天，还没有告诉我们，佩尔松夫妇究竟租了一套怎样的房子呢？从《晚报》网站上的平面图看，那是一室一厅。(作者为北京资深报人)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