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美国的外交困境与现实求解

　　作者：庞中英

　　美国面对的头号威胁被认为来自中东。中东是美国21世纪初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但也恰恰是在中东，美国陷入了深刻的战略困境。

　　美国在伊拉克没有取得胜利，布什政府也承认“错了”，但它不是从伊拉克撤军，反而增兵2.1万，同时施加其他“柔性”措施，以图尽快改善美国的“伊拉克困境”。

　　放大地看，美国的中东困境不过是美国整个外交困境的缩影而已。布什主义颠覆性地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背弃了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政策的许多基本原则。

　　六年下来，越来越多的舆论认为，当今惟一的超级大国“迷失了方向”，受伤不浅，而且现出明显的疲态。有的评论更直接宣告了“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霸权的衰落”。

　　去年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党人抓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政策上的失误，集体发难。一时间，朝野上下投入到有关美国整体对外战略何去何从的大辩论中。

　　根据笔者自己的观察和与在华盛顿的各类智囊机构的接触，美国外交政策确实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以下三种对外政策选择之间正在互动和交锋。

　　一则，被批评为“失败”的“布什主义”并没有认输，而是希望通过有限的调整重整旗鼓，争取“胜利”。布什决定向伊拉克增兵，并且使用屡试很爽的“恐吓”策略：如果美军撤出，“伊拉克有解体的危险”，美国在伊拉克甚至整个中东将面临前功尽弃的风险。这表明，布什主义，或者确切地说，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还在继续。

　　二则，越来越多的人想回归“现实主义”，或者说以利益为出发点、以制衡为策略的外交政策。在华盛顿，就有许多共和党人士和机构试图复活诸如“尼克松主义”(经典实例就是构筑“美中苏大三角”)，进而改变布什的世界路线图。关于伊拉克问题的《贝克—汉密尔顿报告》，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标志。

　　三则，一些民主党人或者“超越党派”的力量，认为美国应该回到自由和法治等为基础的“威尔逊主义”。在欧洲和中国都引起广泛注意的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国家安全项目(简称为“普项目”)及其报告《创建法治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这份报告雄心勃勃(自称可与1947年提出“遏制”概念的“X文章”媲美)，试图为缺少统一组织原则的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一个根本性的出路。

　　但仔细分析美国当前外交政策的大争论，无论掌权的布什主义，还是在野的替代方案，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武力反恐、先发制人、单极世界，这些东西咄咄逼人，美国内外的批评者都认为这条外交路线非但不成功，反而接近了“破产”的边缘。大中东自不必说，在中亚、在东亚、在非洲，美国都面临控制力下降的问题。

　　但在不存在像苏联那样的制约美国的超级力量的情况下，新保守主义却也还有“拒绝反思”的空间———以大棋局作比，美国只是优势有所收缩，并没有满盘皆输的忧虑。所以新保的主张者和政策制定者大可坚持，目前只是“革命尚未成功”，美国仍需努力。他们要的是既定的“胜利”，不达目标决不罢休。

　　“回到现实主义”似乎是“次优”的选择，但现实主义可能于事无补。这一思路是利益占上风，意味着美国要调整它界定盟友的标准，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国家和力量，帮助美国承担责任、解决问题。这就使得美国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向这些国家和力量让步(包括在民主和人权价值上的折扣)。

　　更加严重的是，美国回归现实主义，将破坏美国所谓超级大国的威望。有人把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类比，说美国完全可以像前者那样，承认失败，撤出伊拉克，汲取教训。但当时是冷战，美国不得不变。如今的美国，几乎不可能承认失败，而事实上，就如上文所说，也还没有到非要承认失败的地步。

　　而针对当今世界的变化制定新的美国对外政策，“回到法治下的自由主义”，重视与军事实力(胁迫力)同等重要的“柔性力量”(吸引力)，似乎是布什主义的另外一种替代方案。上面提到的“普项目”，就是传达这样一个政策信号。

　　问题是，这样的政策仍然新意不多，反而更多的是老调重弹。例如，把美国为中心的“民主同盟”等同于冷战时代的“自由世界”；把“跨大西洋主义”作为美国的战略核心，图谋继续控制亚洲，则是漠视了欧洲和亚洲发生的深刻变化。思维之陈旧，很难令人相信它可以引领美国走出困境。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