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瑞典工人怎样维权

　　丁刚

　　近年来，很多学者注意到了1930－1940年代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比如美国在1935年颁布的《国家劳工关系法》；英国于1932－1938年间，颁布了缩短女工劳动时间、实行保留工资年假以及改善安全卫生条件的几项法律；瑞典的现代福利保障体制的基础也是从这时开始建立的。这一系列法规既是当时社会矛盾激烈冲突造成的结果，又是在这些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推动下出现的新一轮政治改革的结果。

　　为什么西方国家会在这个阶段开始出现变革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无论是在瑞典这样的欧洲国家，还是在美国，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工人运动开始形成规模，并真正影响到了社会政治的进程。

　　一个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新生力量，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原有的社会平衡被打破，可以寻求新的平衡，使新力量有表达其政治、经济诉求的合法渠道，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重新找到一个利益的结合点。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这个寻求平衡的过程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

　　正如瑞典工会的介绍中所说，工人运动说到底是工业化社会里的

维权运动。工人们要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拥有发言权，他们要通过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来决定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的方向。无论是瑞典工会全力支持社会民主党稳坐执政党的席位，还是美国工会通过自己的实力来影响选票，都表明了工人的力量已经能够左右国家的政治进程。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方才有可能让步，政府才有可能拿出一套保证工人基本权益的法规，以减少两极分化的矛盾，确保社会的正常运行。

　　工人运动并不必然会发展成为一种推翻原有体制的革命力量。正如前文所述，瑞典的工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要求生存权，具体地讲，就是工资和福利待遇，他们关注的是合理的分配，而不是夺取政权。这也是西欧工人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

　　一方面，工人们并不认为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掌握政权，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另一方面在普选权已经实现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也就有了通过议会制来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机会。

　　实际上，当福利社会开始形成时，工会就已经从一个利益的争取者，逐渐地演变为了利益的获得者，他们的责任更多地是在现有体制中，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德国学者考夫曼认为，工会成功地为广大人民群众在企业中和政治生活中遵守纪律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而现在制度的正常运转有赖于它们的忠诚。在大多数国家里，工会不是把自己的力量用来阻碍经济增长，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即让雇员们学会接受劳动关系的不断变化，而这些变化是提高生产力的经济现代化所必需的。

　　从瑞典福利体制的建立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化带来的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结构，这种多元意味着多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共处，而每一种不同的社会力量都需要有畅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诉求渠道。最终这些力量在相互牵制的基础上达到一种平衡。一个社会能不能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种平衡。

　　(作者系

人民日报国际部高级记者，

人民网强国博客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