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燕

　　在意大利召开G8峰会期间，“G2”的概念被再次提起。“美中共治”，这一美国学术界率先提出的构想，虽然并不代表中国将以平等的眼光被看待，但随着西方媒体的不断热炒，其混淆视听的目的愈发明显。

　　欧盟与日本心态复杂

　　在G8峰会上，中国的角色将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正如《亚洲时报》最近一篇文章所指出的，“无论如何，金融危机使得一个概念越来越明晰——任何可靠秩序的建立，无论是在亚洲还是世界，都离不开一个重要角色：中国。”

　　最近，欧洲的外交家们在密切关注着华盛顿对中国的一举一动。英国一位外交人士日前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透露，他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奥巴马政府私下里已经认同“G2”这种解决问题的模式。

　　他的理由是：首先，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最近访华时提出，支持两国合作以稳定市场。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盖特纳在北京发表的题为《美中两国经济合作的潜在空间》的演讲，无疑可以看作是新世纪美国全球战略咨文，它阐述的是“以美中两国为运作核心的全球战略”。其次，奥巴马在宣布提名洪博培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时，场面异常隆重，而与之相比，美国宣布驻英大使提名时显得寒酸得多，白宫仅仅发了一个新闻稿而已。

　　事实上，“美中共治”说甫一出炉，就触动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敏感神经，欧盟、日本、印度等都表示反对。

　　面对“G2”，欧盟各成员国心态最为复杂。作为美国的盟友，欧洲人很难相信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已超越了跨大西洋战略同盟。面对美国学者提出中美共享世界经济领导权，让中国部分取代欧盟的地位，不少欧盟学者感到失意。

　　6月24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的题为《中国谕令将行遍天下》的文章，道出了欧洲人的复杂心态。文章一开头就指出，“世界正在重组，但西方却极其缓慢地意识到这个新的现实”。根据高盛公司的估计，中国经济规模到2027年将赶上美国，到2050年将是美国的两倍。可是一段时期以来，西方依然仅仅是从经济意义上来考量，中国的崛起很少被视为具有重大政治和文化影响。《泰晤士报》的文章提出，中国的崛起改变的绝不仅仅是经济。“根据英美的历史经验，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总是其政治与文化影响的前奏，中国凭什么与此不同？”

　　在其刚刚出版的《中国崛起：西方能否成功应对？》一书中，欧盟外交关系委员的简·威廉·布兰克特进一步指出，欧盟日益担忧被排除在美中共治的政治圈之外，现在必须尽快行动起来学着应对中国崛起。

　　与欧盟相比，日本的反应最为强烈。今年3月，日本多家媒体发表文章表达了政学两界对 “G2”模式的担忧——日本会被边缘化、甚至丧失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共同社一篇题为《美中迎来G2时代日本未来何去何从？》的文章指出，日本日益感觉到自己在华盛顿的全球战略中地位日渐下滑……随着冷战终结和“G2”时代的到来，日本牵制苏联和中国的重要作用已经不再，一旦美朝关系走向正常化，日本这块“基石”或许还会成为累赘。无奈之下，一些日本学者提出了“G3”(美日中)的主张。

　　美国专家敦促谨慎试探

　　美国政府内部最热衷推销“G2”一说的是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家之一，如今他的身份是奥巴马的外交顾问。

　　今年1月13日，就在奥巴马入主白宫一周前，布热津斯基出席中美两国建交30周年纪念活动时提出了“G2”的概念。随后，他又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阐述了这一概念的政治核心。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设想，美中领导人应定期举行“非正式会晤”，不仅仅就两国关系，还应就世界事务举行深入探讨，这种关系应“平行于”美日、美欧关系。

　　然而，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指出的，这一融合地缘政治利益的“G2”模式，还没有作为美国的官方政策，目前，奥巴马政府更多地是利用这一概念来试探两国关系的种种可能性。

　　尽管如此，G8峰会召开前夕，美国外交政策领域颇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软实力”学说的缔造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于6月25日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指出，美国领导人必须谨慎考虑“美中共治”模式，以减轻日本等盟友的担忧和疑虑。约瑟夫·奈透露，日本领导人最近私下里频频问他，中国是否将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友。

　　今年4月，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会议亚太资深主任韦德宁也曾表达了同样的担忧，“‘G2’会深深伤害美国与日本、印度等亚洲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关系。”也有美国权威刊物发表文章指出，两国集团将制造出一种全球治理的错觉，只能引发两国盟友和朋友的反感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全球多边机制升温与“GN”崛起

　　陈向阳

　　2009年堪称“多边机制年”，全球多边外交大戏不断，多边机制热持续升温：2月底，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启动；4月初，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在伦敦召开；6月中旬，“金砖四国”首次峰会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办；7月上旬，八国集团峰会在意大利拉开帷幕……

　　今年的“多边热”，是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多边外交显著升温的延续与升华，反映了国际社会为协调诸多全球性挑战而采取的积极行动，其间充满了复杂的博弈，也预示着危机之后新的国际秩序逐渐浮出水面。

　　单边主义行不通

　　当代国际体系源自近代欧洲，强化于冷战阶段，其特征是以国家主权为核心、以不干涉内政为要害，主权国家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主权平等，各国各自为政、独立行使主权。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信息科技和国际经济交往为主要驱动力的全球化加速发展，各国与各地区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世界日渐融为一个整体，“地球村”俨然已成现实。

　　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随之凸显，各国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与全球变暖等问题的严重冲击，单边主义根本行不通，双边或三边解决办法亦效力有限。于是，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日渐升温，各国携手应对渐成大势。

　　在金融危机中诞生的美国奥巴马新政府，为摆脱其前任肆行单边主义所造成的内外困境，大幅调整内外战略，主动顺应多边主义潮流，积极推行以借助国际多边机制与强调大国协调合作为重要内容的“巧实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抬拉了多边机制的“行情”。

　　多边机制需要更新

　　面对二十一世纪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二战后设立的众多国际机制普遍不适应，要么乏力乏术，要么失灵失效，均不同程度地暴露出其局限与不足。

　　例如，作为最重要的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因成员众多、机构庞杂而效率低下，联大决议没有约束力，安理会决议虽有约束力但受制于大国相互掣肘，经社理事会作用有限，人权理事会尚在“磨合期”。作为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被西方大国主导，新兴大国缺乏发言权与决策权，以至于这两个组织在此次金融危机面前严重失职。而另一重要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都是发达国家成员，没能包括发展中国家。

　　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尝试，八国集团及其与发展中五国对话会，也由于人为地将成员国划分为“三六九等”而作用下降。其中，西方发达七国为其“核心层”，俄罗斯为“外围”，而发展中五国仅是象征性的“边缘”，根本没有与西方七国平等的决策权。

　　其他多边机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不扩散条约面临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扩散加剧的冲击，规定减排温室气体的“京都议定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与《海洋法公约》，都因美国拒绝加入而大打折扣。

　　各多边机制不同程度的“失灵”，已经为国际机制的改革创新提供了条件。比如，包括新兴发展中大国在内的二十国集团在金融危机之后异军突起，其系列峰会的风头已经盖过了八国集团。

　　“大国共治”多边调整

　　未来全球性多边机制的发展将呈现两大趋势：一是不同机制既互补又竞争，机制的新陈代谢与优胜劣汰将不断加快，那些包括了发展中新兴大国、成员之间地位较为平等、规模适当且效率更高的多边机制，将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与适应性；二是针对某一特定全球性挑战的专业性与功能性多边机制将更加“吃香”，而无所不包、面面俱到的综合性机制将影响式微，国际社会将呈现面向不同领域的各种机制竞相发展的态势，全球治理的专业性将日益走强。

　　此外，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推进，将使多边机制调整具有很强的“大国共治”色彩。金融危机使美国霸权受到重创，欧盟与日本也深受其害，而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则加速脱颖而出，这导致大国“排行榜”加快重组，国际权力自“西”向“东”与自“北”向“南”转移。西方大国在多边机制中的垄断与支配地位将受到削弱，将被迫与新兴发展中大国分摊权力、分担责任。

　　金融危机后全球涌现出七大力量中心，按综合实力大小排序依次为：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冷战后出现的“一超多强”的格局，已进一步演变为当今的“一超六强”：美国仍为“一超”，其余各国或联盟体为“六强”。“一超”与“六强”之间、“六强”相互之间，将呈现多重复杂组合。它们之间的双边、三边等对话合作，将更加引人注目，比如即将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日首次三边对话、中俄印三边对话等。

　　作为最耀眼的新兴大国，中国在多边机制调整改革与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日益举足轻重。无论是G20系列峰会，还是所谓的“G4”(金砖四国)，抑或是G8与发展中五国对话会，不管是媒体热议的所谓“G2” (中美共治)，还是学界正在探讨的所谓“G3”(中美欧三边对话)，几乎每一个“G”都离不开中国。

　　面对国际机制大调整与全球权力大转移，中国应有所作为，尤须加快谋划应对国际体系空前变革的多边战略，明确并坚守自身的发展中大国定位，本着“积极参与、多管齐下、从容周旋、义利兼顾”的原则，不断细化“和谐世界”战略思想，逐步承担大国责任，强化多边与专业外交人才培养，增强国际议程设置权与国际规则制定权，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