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理想国”里的王

　　离开微软的两年里，盖茨没有食言。每周，他为微软工作一天，其他时间里，他奔波于世界各地。

　　在尼日利亚的索托科和印度的莫拉达巴德，他帮助当地人民对抗脊髓灰质炎，免费为他们提供疫苗和发病后的治疗；

　　在菲律宾，他资助研发高光合效率、抗洪涝和耐寒的新品种水稻，这让许多人免于饿死的命运；

　　在博茨瓦纳，他为艾滋病患者们提供医疗帮助，并且一直在不懈地资助艾滋病疫苗的研发；

　　在莫桑比克，他捐赠了16亿美元用于防治疟疾，从蚊帐、药物、杀虫剂到疫苗，每一方面都得到了他的关心；

　　在美国田纳西州，他用20多亿美元改革当地教育体系，帮助建立起更有效的教师测评系统，并资助少数族裔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在中国，他帮助预防艾滋病的传播，并亲自探访和看望中国的艾滋病患者，还和他们一起看了《断背山》；

　　在哥伦比亚，在尼泊尔，在新德里，在马里兰州；在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等领域；比尔·盖茨的身影和他的金钱一样，无所不在。他的钱所触及的每一个角落，也都留下了他的脚印。

　　除了大方捐赠金钱，他还身体力行，通过各种渠道尝试以全新的方式来影响这个世界。他开通了个人网站thegatesnotes.com，在网站上列出活动行程和他最近关注的事情，发表个人观点与看法。还注册了一个Twitter，和世界各国网友密切交流。

　　每隔几周，盖茨都会出席在美国知识风险公司实验室举办的“发明会议”，在科学研究方面继续贡献自己的心智。他比以前更爱读书，“每周平均读5本书”。而且，如果他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他一定可以读得更多”。

　　他已经习惯了从微软退休后的新生活，在白宫频繁发表演讲，以最成功的商人和最慷慨的慈善家双重身份，以新的方式，影响着这个世界。他一如既往地关注着IT界和商界，但也明显地增多了与美国各州的议员见面的次数。他游走于世界各地的政府，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援助。除此以外，他也去拜访那些最富有的企业家，鼓励他们更多为消费者思考。

　　“因为比尔与商界、IT界和慈善界的亲密关系，再加上他的天赋，他能够带给世界一个更高瞻远瞩的视角。”前微软的商业部总裁杰夫如是说，“今天比尔·盖茨可能会见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寻求来自国外的援助；明天可能就会见西雅图生物研究院的科学家，讨论艾滋病疫苗的研发；第三天他会和美国教育部秘书见面，商讨如何激励优秀教师。”

　　但在所有这一切之外，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仍然是他最直接也是最为重要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与工具。

　　2009年1月26日，在启程前往瑞士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去几内亚推动小儿麻痹症防御工作之前，比尔·盖茨代表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发布了基金会历史上的第一份年度进展报告。这份报告是巴菲特劝说他撰写的，为了更好地阐明他的目的，盖茨必须充分调动起除了钱以外的其他资源，他的社会影响力和他的聪明才智。

　　和他在微软时的工作风格一样，盖茨喜欢用数字说话，他展示了基金会在各个领域的详细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成就以及不足，用详尽的数据和分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慈善事业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

　　他对整个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结构作了透彻的分析，时值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美国和欧盟都正陷于经济低谷，盖茨警告所有人，尤其是富人，他们必须继续慷慨解囊，“否则，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不平等，健康和教育的分配不均，人们改善生活的机会也将变得越来越少。”《大西洋》月刊忍不住称颂盖茨，“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需要哲人来统治一样，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像盖茨一样的主宰者——同时他也十分积极接受这份使命的话，他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那时，盖茨夫妇基金会不仅已拥有比尔·盖茨个人的350亿美金捐款，还有巴菲特捐赠的300亿美元，虽然是分期注入，但总额也已超过50亿美元。还有其他小规模的资金捐款在不断注入，这已是全世界最为富有和最具影响力的基金会。

　　但在盖茨和巴菲特看来，这仍然不够，从年度报告里可以看出，他们将一半捐款用于疾病控制，其余大多数则用于改善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水平和美国教育。在多个项目中投资，却并非每个项目都能获得及时而有效的进展。

　　在2009年的年度报告中，艾滋病疫苗项目的研发就十分缓慢，而教育方面的投资则对学生们没有产生十分明显的成效，教育本身就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还有人指责盖茨基金会，过多注重于疫苗开发等目前看来还需要漫长时日的防治手段，而非蚊帐、药物等触手可及的基本物品。虽然盖茨对此加以辩解，但他自己也不得不表示，“慈善和经商不同。即便出了错，也没有顾客出来抗议，更没有股价涨跌，来及时反映你的业绩。”

　　想要在慈善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或是从更深的层次获得他一贯拥有的影响力，盖茨必然面对的瓶颈在于，如何调动起更多的人，以便得到更多的钱。

　　3次聚会

　　和以往每一次遇到困难时一样，比尔·盖茨都会去找自己最好的朋友、偶像、人生导师，另一名曾经的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听听他的意见。

　　2009年3月初，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在奥马哈城为《财富》杂志拍摄照片，拍摄间隙，巴菲特请盖茨去他最喜欢的“好莱坞餐厅”吃饭。两位首富的菜单十分简朴，巴菲特点了烤鸡三明治，盖茨的午餐则是一份芝士汉堡。但他们的言谈，却涉及到了亿万美元的流向。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巴菲特都一直在为比尔·盖茨出谋划策。巴菲特独特的经营哲学和对经济走势的看法，对比尔·盖茨影响深远。而盖茨旺盛的精力与卓绝的行动力，则保证他与巴菲特制定的计划得以成功实施。

　　正是在那顿简单的午餐中，巴菲特向盖茨提出了发动更多富豪捐出至少一半财产的主意。盖茨为这个主意而兴奋不已，不过，他有一个附加的要求——这件事儿交给他和梅琳达来操办，因为“如果是巴菲特来主办，那这件事就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了”。

　　像刚刚开始在车库创业时一样兴奋，3月4日，盖茨和巴菲特联名给美国最有名望的古老家族洛克菲勒写了封信，希望由他们出面相邀富豪共襄盛举。家族95岁的掌门人大卫·洛克菲勒欣然应允，他觉得这个点子“是个惊喜”，他答应做主办方，并借出古老而高贵的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室，作为秘密聚会的地点，还带上了自己68岁的儿子小大卫一起筹备。

　　接下来，就是挑选首批将被邀请的富豪名单。人不能太多，但必须在此前就对慈善事业做出过贡献，并且拥有巨额财富。盖茨主导了整个聚会的邀请和筹备过程。

　　由于聚会在纽约举行，本地富豪成了优先选择，3人联名邀请了纽约市长布隆伯格、3名华尔街大鳄——彼得·皮特森，朱利安·罗宾逊和索罗斯，还有查尔斯·查菲尼，他已通过自己的基金会捐出了超过50亿美元的财富。

　　外地的嘉宾则包括奥普拉·温弗利和泰德·特纳，还有两对加州的夫妇：洛杉矶慈善家布罗德夫妇和前思科总裁莫格里奇夫妇。让所有这些人舟车劳顿，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齐聚一堂，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洛克菲勒、巴菲特和盖茨的联合邀请，却让这件事具有了非同一般的吸引力。布罗德说，“令人印象极为深刻”。

　　于是，2009年5月5日，14位慷慨的富人坐在了一张长长的圆桌旁，除了盖茨和巴菲特，他们都很好奇，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他们究竟需要讨论些什么。在这次聚会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负责活跃气氛的人是巴菲特，大卫·洛克菲勒说，“他是个搞笑的角色。”巴菲特抛出了球，要求在座的富豪们聊一聊他们对慈善事业的看法和感悟。“随便聊聊，让我们一起探索一下慈善，”巴菲特说。

　　富人们轮番讲了12个关于他们自己做慈善的故事，小大卫·洛克菲勒的故事是他如何从父亲和曾祖父处学到慈善的妙处，泰德·特纳则描述了他是如何突然决定捐献给联合国基金会10亿美元，并克服重重困难得以成功的。并不是所有故事都如此美妙，有些人表示担心过多的慈善会阻碍他们和自己孩子的关系。巴菲特事后回忆道，“我像个心理学家一样，一直在解决富人们的种种问题。”

　　比尔·盖茨则从中发现，每个人关于慈善事业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他们所讨论的范围涉及教育、文化、环境、卫生和公共政策，每个人都在激动地表示，希望给出更多。这让他激动万分。他如此评价那一场聚会，“美国人民乐善好施的多样性，是令美国美丽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随后进行的晚宴上，大家的话题变得更加漫无边际，主题由自身的捐赠变为了如何鼓励更多人付出。从总统授予奖章、拍摄电影、慈善指南到各种研讨会，没人给出任何具体的承诺，也没人提到要真的捐献一半财富，但是，大家都在积极贡献着各种主意。那天晚上，当两位洛克菲勒离席时，他们内心笃定，“在座的许多人都会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为慈善事业付出更多。”

　　这本应是一次完美的聚会。但事与愿违，还是有人向外界透露了这次完全私密的聚会。有人怀疑是查尔斯·查菲尼，但没有证据。两个星期后，一家名为IrishCentral.com的网站泄漏了关于这次聚会的一些信息，猜测与争议声四起。

　　比尔·盖茨和他的基金会陷入了被动，因为直至当时，他们都还只在头脑中拥有一个模糊的雏形，整个捐赠计划，包括说服谁、如何说服、计划的具体形式是什么，他们自己都并不清楚。

　　举行更多的富人聚会，并保持绝对私密，成了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巴菲特的共同选择。梅琳达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还漂浮着的承诺是否能最终飞翔起来。”

　　然后，就是第二次与第三次聚会。这一次，梅琳达坚决要求，让所有富人的太太一并参与聚会，因为“钱虽然是富人们赚的，但看管的人却是他们的太太”。

　　2009年11月，盖茨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举行了第二次聚会。果不其然，这一次，太太们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纽约投资银行家朗格尼参加了那次聚会，而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来自费城的富人伦费斯特的妻子玛格丽特提出了当晚最好的主意，“每个富人都应该坐下来看看，到底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生活需要花费多少钱，然后看看其他所有的财富还能够发挥什么更大的作用。” 毫无疑问，当步出公共图书馆时，富豪们都和第一次聚会时一样，暗暗下了要捐献更多的决心。

　　第三次晚餐走出了纽约，在加州的紫檀木沙山酒店举行，全美国各地的富豪蜂拥于此。但这一次聚会与前两次有所不同，梅琳达说，“很多富豪都只是刚刚拥有大批财富，对于为何要捐赠出去自己的金钱，他们还在慢慢树立起属于自己的观念。”所以，晚餐的时间被拉得很长，人们的讨论漫无边际，谁也不知道到底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到最后，为晚餐精心准备的牛肉都因为变冷而寡然无味了。

　　3次聚会之后，盖茨和梅琳达、巴菲特发现，虽然富豪们的确都有心为慈善贡献出一份力量，但是围绕着慈善，也的确有许多潜在的问题。富人们忧心，如果捐献出大笔财产，社会舆论会对他们本来平静的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各种慈善团体会不会无休止地提出索求；在国外的慈善事业如何才能够确保有效进行，而不是像把钱扔进无底洞。

　　比尔·盖茨说，“每个人都希望确保自己在给钱时像挣钱时一样的明智。”但是，即使有这么多问题，“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我说，我们给出去的比应该给出的多”。

　　3次晚宴结束了，仍然没有任何具体想法或承诺成型。但盖茨夫妇和巴菲特意识到，富豪们都已在潜意识里愿意将自己的财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鼓动他们，将这一想法真正落实。

　　“作出承诺”的成型

　　一个大胆的想法开始在3人的脑海中酝酿——为什么不劝说那些全美国最富有的人，捐出他们的大部分财产呢？

　　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但一旦真正实施起来，却有着极高的执行度。这些人的身份公开，财产透明，而其财富之巨，已然到了金钱在他们眼里只是数字增减的地步。对于他们来说，财富的增加并不带来更大的成就感，但财富更好地被使用，却能让他们满足。

　　盖茨、梅琳达和巴菲特3人开始了漫长的劝说过程。他们轮番给福布斯全美前400名富豪打电话或去信，想尽方法与他们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加入“作出承诺”这一盟约。并且，为了免除这些富豪的后顾之忧，他们并不要求富豪们将钱注入盖茨基金会，只要求他们承诺，将一半以上的财产用于慈善，便等于加入盟约。而且，他们还特别注明，这项盟约只是口头誓言，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

　　2010年整个上半年，盖茨都在为了这件事而四处奔走。他和巴菲特一起，共找到了七八十位个人财富排名全美前四百的企业家，分头给他们“一一打了电话”。而梅琳达则负责建立起了一个“作出承诺”的网站，在网站上，所有同意加入盟约的企业家都会发表一封公开信，阐述自己加入的理由。

　　眼下，已经有40名富豪发表声明，与盖茨三人组一起，承诺将把自己的财富投入公益。其中包括《星球大战》导演卢卡斯、甲骨文CEO埃里森(他捐出了自己95%的财产)、酒店业巨头希尔顿、传媒大亨泰德·特纳和石油大亨皮肯斯。正如巴菲特所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头”。

　　所有这些慷慨的富豪，来自于各个不同的行业，他们有些属于声名显赫的家族，祖辈为他们积累了丰厚的财富；有些则白手起家，在席卷上世纪最后30年的技术革命里，赚得盆满钵满。但他们却都和盖茨与巴菲特一样，选择了对财富的放手。

　　有些人出于宗教的信仰，达美乐批萨创始人莫纳汉出于虔诚的天主教信仰而捐献财产，他的捐赠书上如是写道，“我出生时一贫如洗，因此我坚信离开时也什么都不能带走。我愿用天主赐给我的财富来帮助别人。”

　　有些人为了教育下一代，布隆伯格表示，捐钱“能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一直觉得，子女们在慈善中的收益会比你希望的更多。留一个美好的世界要比留钱给他们更强。”

　　而对冲基金创始人斯蒂尔则说，他决定加入盟约是为了给孩子做个榜样——告诉孩子们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最为重要。

　　还有些人对财富的观念相对淡泊，对于他们来说，留够钱以维持生活就已足够，剩余的财富，他们更愿意将自己解读为托管者，而非拥有者。回报社会，本身就是一种义务。花旗集团前高管斯坦福·韦尔说：“我们坚信，寿衣没有装钱的口袋。”凯雷集团的创始人戴维·鲁本斯坦则说：“慈善事业等于偿还欠国家的债，国家对我和我的家族是那么的慷慨。”

　　接下来，盖茨和巴菲特还有一长串美国国内的电话没来得及打。而他们已然准备将触角伸向国外，例如拥有古老财富的英国，或是新兴富豪扎堆的中国和印度。

　　他们深知，这些地方或是受制于传统观念，或是为不健全的法制所桎梏，想要推行他们的慈善理念，困难重重。

　　也有富豪表示对这一计划不感兴趣。素有慷慨之名的索罗斯就未加入这一计划。但盖茨认为，这些人只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全盘考虑。事实上，在他看来，加入这一盟约只会让富人们生活得更有价值。“作出承诺的核心在于，让富人更好地利用财富。”

　　创造性资本主义

　　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举行之际，世界经济正处于最低谷，金融危机在暗中涌动。作为“精英中的精英”，比尔·盖茨拥有比其他所有人都长一倍的时间，半个小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对21世纪资本主义的新见解”的演讲。

　　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总是有效的情况下，人们再次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反思。资本主义的界限在哪里？出路又在哪里？

　　盖茨有他的看法。正是在这次论坛上，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名词，“创造性资本主义”。

　　用盖茨自己的话来说明“创造性资本主义”，就是从无到有地创造出富有潜力的全新市场，尤其是从已存在的相关市场中加以改造。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将合作，以市场的力量为主导，令更多的人在努力减轻世界不平等状况的工作中获得利润或得到赞赏。”

　　他希望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以市场激励因素推动为穷人做更多贡献的体系”，而从根本上来说，这与老式的资本主义定义，已然背道而驰。

　　毫无疑问，“作出承诺”的实行，正是“创造性资本主义”的一次实践。在我们已经习惯“为富不仁”的仇富话语体系下，比尔·盖茨和他所提倡的“创造性资本主义”，也许给了我们权贵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富豪们当头一记棒喝。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全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它的人民为世界在慈善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贡献了总GDP的2%用于慈善。但就如社会分析家们所指出的，人们还是习惯于捐赠给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大学和文化界总能得到远多于他们所需要的金钱。

　　超级富豪们这一次的慷慨捐赠，并不仅仅是数额扩大如此简单。更重要的是，比尔盖茨所领导的“作出承诺”盟约，会在极大程度上改写美国人的财富观与捐赠观。50%属于超级富豪们的钱财，最多只能带来6000亿美元。但他们所起到的带头作用，在遍地都是中产阶级、百万富翁的美国，却意味着未来有可能上万亿美元的捐赠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完全颠覆。

　　而这，也有可能意味着是比尔·盖茨第二次创业成功的开始。在许多人还沉浸于他过去33年软件IT业霸主辉煌生涯之时，他却已然转投向了新的战场，并在此摧城拔寨，也再一次，证明了他的不懈、创新与无可替代。

　　在他退休前，风投商人米歇尔·科兹曼就曾经如是预言，“在遥远的未来，那时或许已经没人记得微软和微软的比尔·盖茨，但是所有人都会记得盖茨的基金以及他对世界所做的贡献。”

　　(本文部分材料参考自《Fortune》，实习生王文雨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