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品格

　　特约撰稿  薛涌  发自美国

　　盖茨和巴菲特们的捐善活动，继承了卡内基一代的精神，又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制度框架中展开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联合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到8月4日为止，已有40位亿万富翁或家庭响应。

　　盖茨和巴菲特的目标，是掀起一场捐善革命。根据最近的数字，美国的捐善款项，在2007年达到3140亿美元，创造了历史纪录，是当年美国GDP的2.3%。2008年受到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但仍然超过了3076亿美元，为当年GDP的2.2%。

　　如果《福布斯》杂志所列美国前400名富豪都能捐出一半财产，善款总额就可望达到6000亿美元。更不用说前400名之外的富豪也不会无动于衷。如果盖茨和巴菲特的预定目标实现，美国的善款占GDP的比重可能会有本质性的提高。

　　捐善并非仅仅是富人的时尚

　　我们不妨把这一义举放在更大的背景中考察。过去50年(截至2008年)，美国的人均GDP增加了150%，美国的人均捐善则增加了190%，超过人均GDP的增长。统计显示，70%-80%的美国家庭从事捐善活动，平均每个家庭的年捐善额超过1000美元。当然，联邦政府对捐善有种种税收上的鼓励。每捐1000美元，大致可以省去350美元的联邦税。这虽还远达不到捐款的数量，但联邦为此每年的免税总额达到1424亿美元(2002年的水平)。

　　不过，联邦的数据还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纳税人为了捐款而申请相应的免税。特别是中下层的普通百姓，很少为捐款特别填报税表。甚至在那些年捐款超过12万美元的家庭，也只有40%的人为此申请相应的免税。可见，免税并非捐款的动机。另外，如果按收入比例来计算，穷人比富人更慷慨。在2000年，低收入家庭的美国人捐出了4.5%的收入，中产阶级捐出了2.5%的收入，富人捐出了3%的收入。可见，捐善并非仅仅是富人的时尚，而是渗透于社会每个细胞的文化。

　　这样的财富文化，在西方传统中有两大来源。首先，基督教中有着“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信条，对财富经常谴责。在经历了中世纪“商业革命”的欧洲城市，工商集团往往为了自己所赚取的财富而感到灵魂战栗。于是，把钱拿出来支持教会或社会公益，则成了必要的解脱之道。

　　同时，当时的欧洲城市多是封建秩序中自治的孤岛，以共和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原则。这种共和主义，强调在政府和家庭之间的公民社会的作用。随着贸易的发达，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不断扩大，仅仅依靠家庭纽带远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世界。另一方面，国家机器尚处于未熟状态，许多领域处于无政府状态。教会、行会和各种民间组织纷纷承担起社会管理之职。于是，在家庭之外、在没有国家权力强制的情况下对社区作贡献，就成了共和主义所推崇的“公民品格”。

　　今天到德国的奥格斯堡，仍然可以看见500年前银行家Jakob Fugger为穷人修建的古雅的住宅，不仅被精心维护，而且租金500年不变，即月租0.88欧元。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廉租房了。再到意大利、荷兰等地的城市看看，孤儿院、医院乃至一些主要的公共建筑和雕塑，全是仰仗了善款的支持。相比之下，中国的历史遗迹充满了皇宫、皇陵、万里长城和富人的深宅大院。其背后不是国家财富，就是家庭财富，社会性甚为薄弱。

　　美国基金会的运作

　　不过，跟盖茨和巴菲特们的行为最直接相关的，还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学者更精确地界定为1880-1912年间)美国的慈善传统。

　　在这期间，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确立了一整套现代工业体系。金融、铁路、钢铁、石油乃至后来的汽车业，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基础的。这一天翻地覆的变化，自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的分布也极为不均。在20世纪开始时，8%的美国家庭控制了全国四分之三的财富。

　　美国自建国起，一直就是草根民主的社会，有着强烈的平等精神，在经济上的贫富分化也比欧洲小得多，其均富的程度曾让托克维尔赞叹不已。如此巨大的贫富不均，自然挑战着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并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这些财富究竟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为什么会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样的财富是否还有正当性？

　　即使是那些在这一过程中暴富的人，也在挣扎着理解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多财富、这些财富的意义是什么。历史学家们指出，正是这一代人，把石油变成了新能源，用铁路把整个美国联为一体，并发展出大规模的钢铁冶炼技术和组织，创立了现代金融体系。现代工业体系，就是建筑在这些创造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革命，恰恰就是洛克菲勒、摩根等一批个人发动的。你很难否认他们的天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财富是应得的。

　　但是，如果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看，如果没有这些人，这个时代照样还会造就出一批类似的巨人，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成功，在于占据了最佳的历史关头，是时势造英雄。他们如果把如此巨大的财富都看作是自己一人之功，并当仁不让地归于自己的名下，社会当然有权利对之进行挑战了。

　　卡内基也许是这代富人中最为典型的一位。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世界首富，也不仅仅因为他生前把自己的财产全捐干净，更在于他所总结的一整套财富哲学。

　　第一，他认为他的所有财富都是自己从当童工起一点一点干出来的，没有任何亏心之处，政府也没有理由打他的注意。他所信奉的，是后人所说的“卡内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优胜劣汰的社会巨变中，只有他这样的人能够把握住机会。他的胜出是必然的。与其在那里没完没了地谴责不可避免的财富集中，不如多想想如何使用这些财富。

　　第二，正因为他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他认为大家的起跑点越接近越好：没有人应该富裕地死去。这样死的人，没有人会为之唱歌。富人应该在生前把财富捐干净，为那些没有条件的人提供成功的条件。在他的捐助中，大学和图书馆是最为优先的项目，中间的是大会堂、音乐厅等等，教堂则列在最后，甚至还不如游泳池重要。

　　在卡内基这一代人手上，慈善(charity)和捐善(philanthropy)开始被区分开来。查查英汉字典就知道，这两个词的中译都是“慈善”，很难看出什么区分。西谚说：“给一个人一条鱼，你可以让他吃饱一天；教他捕鱼技术，则会保证他一辈子的温饱。”慈善是给他一条鱼，捐善则是教他怎么捕鱼。慈善与捐善之别，使得一系列的基金会应运而生。

　　这些基金会按照大企业的模式建立，有职业经理、信托人委员会，按时制作年度报告，并有政府的章程许可等等。一句话，这些基金会都是瞄准具体的社会问题，然后以企业式的效率来资助这些问题的解决。比如，卡内基最后资助成立的“卡内基纽约基金会”，连卡内基的遗孀的请求也可以礼貌地拒绝。捐善不是心血来潮的施舍，而成为一种庄严的公共信托，在运营中并不完全以财主的意志为转移。

　　捐善是一种公共责任

　　即使如此，这一代企业家和慈善家依然受到社会的攻击。有人称他们不过是在脑满肠肥后向穷人扔些面包渣而已。如果有公平的分配方式，他们根本不可能积累如此巨大的财富。更有人说，这些资本家不仅生产物质财富，还生产意识形态。他们要通过这些基金会来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捍卫过度保护自己利益的制度和文化。

　　在这种压力下，捐善就越来越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不断接受公共的监督。1915年，由总统任命的特派小组走遍全国，采访了数百名工人和包括洛克菲勒、摩根、卡内基在内的大亨，听取各方对美国社会问题的见证。在此之前，即1913年，国会通过了第十六修正案，容许联邦政府对人们的收入征税，虽然一直到1932年之前，联邦的主要财政收入还是关税。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引起了税收革命，美国大部分人开始直接向联邦纳税。

　　1950年，国会对美国传统上免税的基金会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到了1954年，联邦的税政对慈善组织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并禁止这些组织参与政治活动。1969年的税务改革法案又对什么是慈善组织、什么是免税标准进行了更细致的规范。个人的慈善行为，已经完全被公共领域的规则所制约。

　　盖茨和巴菲特们的捐善活动，继承了卡内基一代的精神，但却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制度框架中展开的。他们比起卡内基一代来，显然有更多的后知之明。他们知道，他们赶上了高科技革命的大时代。虽然他们象卡内基那代人一样，面对时代的挑战不辱使命，但他们的财富更多的是时势造英雄之结果。坐在时代赠与的财富上，自然有责任以最有效的方式来回馈时代。

　　更重要的是，要使美国社会永远能够有效地回应时代的挑战，永远能够造就他们这样的成功者，就必须不断地把财富重新分配，免于落入世袭社会的陷阱。在他们看来，财富的再分配和市场经济的原则并不矛盾，只是让公民自己来进行这种再分配，要比政府来操刀有效得多(当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他们的捐善承诺的同时，还有些富人公开呼吁联邦政府加大对遗产税的征收)。对他们来说，捐善已不是一种私德，而是一种公共责任。

　　(本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任何“圣人”都有过去

　　—— 一个国家的财富与信仰

　　本刊记者 乔格里

　　从约翰·D·洛克菲勒和J·P·摩根开始，在经过300多年的披荆斩棘后，这块新大陆积累起最庞大的社会财富，建立起一种相对而言较为完善的社会体制，出现最多将财富用于公益事业的富豪们……这使得在100多年里，这个国家成为其他文明学习的榜样

　　公元1620年9月的一天，41个家庭的102名清教徒组成的移民队伍，从英国普利茅斯港乘坐排水量只有几十吨的“五月花号”货运帆船出发，驶向大西洋的彼岸。

　　出发时，许多老水手都怀疑他们能否抵达彼岸。但这条小小的“五月花号”货运帆船在大西洋里经过65天的生死搏斗后，船上的冒险者终于看到了新大陆的海岸。这真是一个奇迹。

　　率队的威廉·布雷福德牧师记载了他们当时面临的绝望处境：“大家如果回顾身后，就只见他们泛渡过来的汪洋大海，它如今成了千重波障、万里鸿沟，将大家完全隔绝在文明世界之外。现在除了上帝的精神和慈爱，还有什么能够支持他们呢？”

　　上帝的面具与理性

　　自16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大地，德国的马丁·路德、法国的加尔文成为基督教新教的领袖。由于英国当权者对分裂的担心，对宗教改革采取了高压政策，但英国教徒们还是受到了来自加尔文教义的影响。历史上，把在英国的新教徒——那些信奉加尔文教义、不满英国国教教义的人称为清教徒。由于宗教迫害，大部分清教徒都逃亡到了美国。

　　清教徒并非一种宗教派别，而是一种态度，一种倾向，一种价值观。他们将《圣经》作为唯一的信仰根本，认为“人人皆祭司，人人有召唤”，每个个体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反对神甫集团的专横、腐败和繁文缛节。他们主张简单、实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徒生活。

　　直到清教徒时代，人类史上才真正出现了职业这个概念。当时的职业一词是calling，含有“呼召”的意思。在清教徒的理解中，职业就是一件被冥冥之中的神所呼召、遣派的使命，而完成这个使命，既是每个信徒天赋的职责，也是对神所赐恩典的回应。

　　在《马太福音》中，耶稣曾向信徒讲述了一位财主交托家财给3个仆人的比喻。在基督徒看来，个人的一切才干、财富等等都来自上帝的恩赐，作为一名尽职的仆人，有责任将财富增值，因为有一天他们将要来到上帝面前交账。正像一位名叫普勒斯顿的清教徒领袖在他的著作中所写：“若有人问如何能晓得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我的答案很简单：只要看看神赐给他的产业便成。”

　　这种入世、敬业、勤勉、节约、乐于致富、乐于投资的伦理，与初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勤勉、节约、致富、投资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韦伯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从社会学角度详细论证了新教教义所含有的强烈的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启动作用。

　　这真是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一幕：一方面，新教所确立的财富伦理和市场伦理成为西方市场经济的基石——诚实守信、弃绝谎言，不平等交易的罪恶循环因此中断。另一方面，清教徒企业家们不仅在商业上追求利润最大化，并且具有回馈社会的责任与意识，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经济学者赵晓认为，理性最大化、功利主义的市场经济并不能自生完美的道德。即便借助法律，凭借人的智慧，也无法设计出一种没有任何漏洞的法律制度，更何况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最后都还要落实到人。因此，“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的未来是十分令人忧虑的。

　　“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这是 18世纪中叶美国著名的布道家约翰·卫斯理对清教徒精神的精辟概括。作为上帝的选民，他们有责任实践“爱邻如己”的诫命，有义务关照精神信仰，关照社区、国家乃至超越信仰的世界。

　　他们承认，自己依然是受私欲捆绑的罪人，然而靠着上帝的恩典和力量，能活出高于本能的新生命——这是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世界大同”理想的根本区别。

　　美国史上第一个亿万富翁J·P·摩根曾向记者总结自己的财富密码：“我的成功得益于妈妈从小告诉我的3句话，第一是凡事谢恩。第二是有了钱就捐出去。第三是每周日早点去教会，坐第一排。”

　　经过300多年的披荆斩棘，这块新大陆积累起最庞大的社会财富，建立起一种相对世界而言较为完善的社会体制，诞生出一个最为强大的国家，出现最多将财富用于公益事业的富豪们……这使得在100多年里，这个天佑之国成为其他文明膜拜和学习的榜样。

　　任何偶像崇拜，都会通向虚妄——这是马丁·路德当年立意进行宗教改革的动力，也是坐乘“五月花号”的先祖们选择不向英国国教妥协的根本。

　　2006年，80多岁高龄的霍博兄弟根据几十年横跨欧亚美的职业之旅，合写了一本名为《清教徒的恩赐：美国梦的得胜、坍塌和复兴》的书，曾引起当时尚在世的现代管理学奠基人彼得·德鲁克的重视。

　　霍博兄弟在对日本企业的考察中发现：日本之所以能够在战后几十年中塑造出一系列让人信赖的品牌，得益于对美国的清教徒生活方式的学习。但早在1990年代，日本就开始对这种学习失去了重视，而热衷西方的商学院教育。 

　　他们认为，1970年代以来美国商学院的教育背离了当初的清教徒精神，陷入了某种“专家崇拜 ”。它们不仅对日本公司的危机负有责任，也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及欧洲的次贷危机。

　　这或许是一家之言。然而，制度背后是伦理，伦理背后是道，道背后是宗教信仰。倘若脱离了信仰基础，来探索、构建所谓人类的完美制度，都是一种再建巴别塔的虚妄。

　　究竟，这个财富世界，是法老的积货之城，还是亚伯拉罕的天佑之国呢？

　　罪人的救赎

　　和这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度时常表现出来的轻浮、狂妄、自以为义一样，这块土地上诞生的巨富洛克菲勒、摩根、比尔·盖茨从来不是一群可为万人师表的道德完人，他们各自有着拔不去的“刺” ,贪婪、诡诈，或耽于肉体的情欲，在建造自己的积货之城过程中，树下数不清的仇敌。

　　然而，内心的信仰根基，让这些最富有争议的“罪人”们行出与 “经济人” 自私的本性最不相称的事——将浸透着汗水、心智并与人角力聚拢起来的巨大财富无偿地献给社会。

　　要指出的是，新教的“因信称义”，早已杜绝信徒们靠“捐功德”谋取天堂门票的捷径。

　　约翰·D·洛克菲勒和与他同时代的 J·P·摩根是现代商业和金融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 一个是曾垄断全美石油生意的“石油大王”，一个是大发战争财的“世界债主”。另一方面，两人都笃信基督教，都把自己巨额财富付诸于“在全世界造福人类”的宗旨。

　　洛克菲勒的父亲是个轻浮浪荡的江湖游医，母亲伊莱扎独自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伊莱扎是个一言一行都遵循《圣经》教导的虔诚的浸礼会教徒，她的虔诚、勤劳、节俭、朴实，影响了洛克菲勒一生。

　　早在幼年时，洛克菲勒就展露出非凡的商业头脑，22岁时创办标准石油公司，并在12年后开创了史无前例的托拉斯(一年后被高等法院强令解散)。到1910年，他的个人财富已高达10亿，若按2003年的标准折合成今天的美元，是首富比尔·盖茨身家的4到5倍。

　　当他的巨大财富引起社会的警惕，洛克菲勒还是那个从少年时拿到第一笔薪水就认真做“什一奉献”的虔诚信徒。他严格遵循浸礼会的教条生活——不得喝酒、抽烟，甚至跳舞，对购买庄园、城堡、艺术品等有钱人热衷的时髦消遣无甚兴趣。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这个美国最富有的家族始终谨守着勤俭的教规，远离酗酒和跳舞，孩子必须靠打工来赚取零花钱，长辈会定期翻阅孩子的账本。

　　1897年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后，洛克菲勒将全副精力投注慈善事业，他的重心放在教育、医药、科学上。他笃信效率主义，甚至认为慈善比石油业的经营应当更为精准。即使在遥远的中国，也有他慷慨的作为：北京协和医院及医学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最大、最著名的一项事业；鲜为人知的是，周口店“北京人”的挖掘和考古工作，他的基金会一开始就参与其中。老约翰·洛克菲勒曾说，赚钱的能力是上帝赐给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份礼物。恪守信仰传统的儿孙们一边在经济、政治方面继续这个姓氏的辉煌，一边怀着富有的负罪感将大量的资金用来建立各种基金，投资大学、医院，让整个社会分享上帝赐予的财富。在今天的美国，要完全躲避这个家族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毫不夸张地说，洛克菲勒家族在过去150年的发展史就是整个美国历史的一个精确的缩影，并且已经成为美国国家精神的杰出代表。

　　相比洛克菲勒的恪守，“金融巨子”J·P·摩根是一个肉体上更为软弱的上帝信徒。他贪婪，对婚姻不忠，传闻有多名情妇，暴饮暴食损害了他最后的健康。

　　摩根家族的祖先于17世纪初移民美国，定居马萨诸塞州。 J·P·摩根的外祖父是一位传教士，祖父则是个好色的唱诗班成员。他的父亲、富商朱尼尔斯喜欢用短小隽永的布道词风格来总结自己的金融业箴言，他经常像一位失意的牧师说道：“自我肯定或是感到上帝的允准，远比世界上一切财富能带来更大的喜悦。”

　　到20世纪初，善于投机、为忙于应付战争与革命的欧美各国政府揽下公债发行业务的摩根，已经建立起自己庞大的金融帝国。 另一方面，他慷慨资助各种教育、文化、艺术事业。他是大都会博物馆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最初的赞助人之一，又是圣卢克医院的主要捐助人，还曾协助一位牧师创办了一所基督教精英学校……

　　相比这些风雅的资助，摩根对当时涌入纽约东部低地的大批移民的奉献，或许是对上帝最有价值的。当听到私人医生马科讲述了在一个租来的厨房里为一名移民母亲和她的婴儿动手术、救了两条性命的故事，摩根当即拿出300美元——“你一定要让那位女士能够得到妥善护理。”最终，他捐助了100万美元以上的巨款，为纽约妇产医院修建了一座大楼。在这所医院里，护士们能够为穷困潦倒的孕妇提供食物、牛奶以及产前的护理。

　　信仰是摩根一切价值观之间的共同联系——美，秩序，对往事崇敬的追忆，壮观的庆典。作为纽约最具影响力的圣公会的非教职人员，他参加该教会3年一度的大会，以及会议上关于教义所进行的那些深奥的辩论。

　　在遗嘱中，他将大部分遗产散发给慈善事业。他的遗嘱充满着宗教热忱，在华丽的开章中，他将灵魂献给了耶稣基督。

　　《传道书》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1999年一部反映硅谷黄金岁月的影片——《硅谷海盗》，追溯了技术新贵盖茨和乔布斯的发家史与商战恩怨。这两个彼此妒嫉、互相竞争的硅谷天才，其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出生于1955年，都是野心勃勃的工作狂，都会为达到目标不惜一切手段。相比乔布斯艺术家般的狂妄与唯我独尊，更为老谋深算的盖茨在商业上击败乔布斯，独占世界首富13年，他的冷酷和凶狠为他落下“海盗中的海盗”的称号。

　　比尔·盖茨的双亲都是当地热衷社区公益事业的虔诚信徒。90年代中期，在父母的劝告和社会舆论压力下，盖茨从不情不愿地成立慈善基金会，到在这份新事业上寻找到新的乐趣和自身价值。他的妻子梅玲达说——“他在变得越来越谦卑。”

　　当盖茨开始在普度众生中发现新的人生意义，沉醉于自我修炼的乔布斯一边继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沉醉于日益被神化的个人荣耀，另一方面继续受累于那个幽暗的内心世界带来的种种苦楚。

　　“从商业成就来说，苹果正在赶超微软；然而，从战胜自我来说，比尔·盖茨显然已远远超越乔布斯。”在一次采访中，对这两位著名的“硅谷海盗”都有过接触的一位知名华人硅谷创业家曾向我感慨。

　　然而，我依然深刻怀疑，比尔·盖茨在2008年提出的所谓“创新资本主义”。毫无疑问，他是个才干卓越、怀着强烈改变世界的梦想的人，当他亲眼目睹这个世界到处存在着的贫困和财富分配失调，很难不油然而生这样的抱负。

　　它太像一个乌托邦的幻想——相信通过精英们的设计，创造出一套高妙的制度来化解这个世界的问题和困局。他提出的所谓制度创新，仍然把决定产业走向的权力放在了精英和政府这一类机构手里。这其实非常类似中国政府的产业扶植政策。

　　经济理论和社会实践已证明：人的耳目所见实为有限；此外，只要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就会出现信息不对称，就会出代理人的道德风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