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春夫，1928年生于东京，1949年进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法学部，1962年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2 年至1990年成为早稻田大学第十二任校长，是日本杰出的刑法学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曾获德国政府第一级功劳十字勋章和上海市政府白玉兰奖章，现为亚洲贡献和平中心理事长、中日刑事法研究会会长、中日组织犯罪共同研究会会长，同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及北京大学等多所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家间政治、文化、社会甚至防务一体化的趋向已经显现。以欧洲联盟为样板，亚洲、美洲和非洲都正在或将要以区域或次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或成立为契机，向想象中的“亚洲共同体”、“美洲共同体”和“非洲共同体” 迈进。理论上讲，远景中的“亚洲共同体”应脱胎于“东亚共同体”，而“东亚共同体”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推动以及怎样去实现等一系列问题，随着亚洲特别是东亚力量在世界上的日渐强大，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和研究。近日，记者就“东亚共同体”、中日关系及中日民间交流等话题采访了日本早稻田大学前校长、刑法学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西原春夫先生。

　　“东亚共同体”无需将美国排除在外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在公开阐述“东亚共同体”思想时，考虑到一直掌握世界经济主导权的欧美国家可能反对这一主张，为此，您建议由民间进行具体操作。那么，除了进行民间活动之外，您认为在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还须采取哪些措施才能有效地平衡美国因素？

　　西原春夫：1998年我从早稻田大学校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之后，在德国呆过三年，做早稻田大学设在德国原首都波恩的“欧洲中心”的馆长，专门研究欧洲联合问题。欧洲联盟之所以可以成立，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内部原因，另一个就是外部原因。

　　内部原因是指欧洲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大多国境相连、陆上相邻，出于彼此交流方便、解决国境障碍的需要，他们有必要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事实上，欧洲联合正是从经济共同体开始做起的。在构建经济共同体的过程中，需要制定一些共通的、相互遵守的规则，这也是欧洲内陆国家的现实需要。外部原因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元问题，另一方面是亚洲问题。欧盟形成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其统一的货币，即“欧元”的诞生。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要形成经济共同体，就要努力摆脱美元的统治，创造欧洲自己的货币。这里的亚洲因素，主要是指日本，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还没有今天这么强大。20世纪60年代，正值日本的高速发展期，之后，日本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很多日本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全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再后来，“亚洲四小龙”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分量也越来越大。因此，那一时期亚洲经济的腾飞使整个欧洲都感受到了压力，也使欧洲认识到需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才能与亚洲和美国在经济上分庭抗礼。而美国为了维护美元在全球的支配地位，反对欧洲形成共同体，导致欧美关系在一段时间内比较紧张，但是，欧美之间也没有因此造成多大的冲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欧盟最终还是建立起来了。

　　与欧洲当时的情况类似，对亚洲而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境对物流业发展的阻碍作用凸显，这就构成了“亚洲共同体”形成的内部原因。因此，形成“东亚共同体”应该说是一个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外部原因中，与欧美对抗的动因并不很突出。如果说有外部制约因素的话，或许可能是其他国家或地区力量。

　　与欧洲的情况不尽相同的是，内部原因将对“东亚共同体”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考虑“东亚共同体”构成时，没必要事先划定范围。可以先从一些主要国家对区域性问题的协商解决入手，大的问题则交由联合国裁定。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相关规范的一点点累积，最终将促成东亚乃至“亚洲共同体”的形成。比如，欧盟就是以西欧十六国的联合为起点，然后逐渐向东欧扩大的。所以，在考虑“东亚共同体”问题时，没必要一开始就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外，没必要排斥美国的存在。而且，在“东亚共同体”构成问题上，中国和日本也有争议，比如日本主张除了中日韩和东盟十国之外，慢慢地还要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纳入进来，但中国更倾向于以“10+3”为基础的、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联合。所以，如果一开始就限定共同体范围的话，亚洲内部就很难达成共识了，从全球角度来看，各个地区有必要以对具体个案的处理来累积共识，形成通用的规范体系，比如统一的立法和货币等，然后在全世界渐次形成欧洲、北美、亚洲等区域性联合体。

　　中日应做“10+3”框架下“东亚共同体”的“管家”

　　记者：关于“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问题，有人认为日本“过去”有做领导者的想法，而您也希望中国不是盟主，而是担当“负责人”的角色。那您认为日本现在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有没有变化呢？中日究竟能否在“一山”之中共容呢？

　　西原春夫：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说过“日本要创设‘东亚共同体’”，而“创设”一词是指创造、建立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因此，无论鸠山的本意是什么，一旦用了这个词，就会让人产生联想，解读为日本想做共同体的创始人或领导者，这或许就是“日本想做领导者”这句话的由来。但我个人认为，建立“东亚共同体”这件事不应由某个单一国家来主导。中国和日本同为地区性大国，有责任和义务在推动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充当“管家”角色。“管家”本身没有很大的权力，但很多事情都需要他来张罗，中日对这个问题需要有这样的共识。总之，“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应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不是要生硬地把它创造出来。如果一心想去“创造”一个新事物，势必就会为它预设范围，但就范围问题，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会导致国家间的对立和冲突，影响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为了避免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上述问题，我认为应该由民间而不是政府来主导这一进程，即通过民间活动来推动共同体的形成。具体而言，亚洲各国一些主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对“东亚共同体”问题进行充分的学术讨论，形成权威的学术报告，进而影响政府决策。这么做，理论上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政治摩擦，是一种很理想的实现途径。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这件事是很难一蹴而就的，而且截至目前如此强有力的民间组织或团体还没有出现过，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摒弃其中的政治因素、团结一心才可能成功。

　　记者：在您设计的“东亚共同体”实现路径中，您除了重视中日韩在东北亚的影响力，也强调了东盟在东南亚的作用。那么在构建“东亚共同体”主渠道的问题上，不知您更倾向于哪一个，是中日韩还是东盟？

　　西原春夫：关于“东亚共同体”主渠道的问题，首先，我要强调的是不应将某个单一国家当做唯一路径。以欧盟为例，当时就是由法国和德国共同倡导、而后逐渐扩展实现的，尽管这两个国家是历史宿敌。法德倡导的一体化路径，先是组建 “欧洲煤钢联营”，在生产和流通方面形成一个共同体，然后不断扩大开来，最后才形成了今天的欧洲联盟。而对于“东亚共同体”来说，究竟是应该以中日韩还是以东盟为主渠道呢？我认为，至少中日韩或者再加上蒙古等国的首脑可以就相关问题先行协商，当然，以这些国家认为有必要性为前提。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曾力主成立“东亚经济协议体”(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EAEC)，时至今日，虽然东盟还不是共同体，但已形成较有效的对话机制。因此，“东亚共同体”可以在中日韩和东盟的“10+3”框架下构建。

　　然而，正如我前面一再表明的，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说，“东亚共同体”最好不由国家和政府主导，而应主要借助民间的力量来推动和实现。比如，像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这样有号召力的研究机构和高校就可以承担这样的使命和责任。因为以它们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可以凝聚到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一流学者和专家，请学者们就“东亚共同体”的形成提出不同方案，然后选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付诸实施，这样才能保证目标的实现。对于这个事情，我本人已有了某种紧迫感，也认为是时候去做了，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具有足够影响力的人物站出来主导这一进程。或许是因为我的主张还没有被很多人所了解和接受吧，这也是我愿意接受贵报采访的原因，希望能够借助你们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想法，然后积极行动起来、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当然，我知道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对欧盟具有重要象征性意义的欧元的诞生，就经历了50多年的时间。

　　“和谐”理念可成为亚洲伦理体系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