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欧盟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和运作机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因素相同或相近，以及安全保障体制互为依存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区域共同体。而您在强调建立具有亚洲特点的、21世纪通用的伦理体系时，提到了儒学。您能否对儒学在“东亚共同体”形成进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作做进一步的阐释？

　　西原春夫：在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论语》和《孟子》等儒家经典，可以说深受儒学的熏陶。每年12月份，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都会举办一次国际儒学论坛，今年将举办第八届，而我本人从第一届到第七届都有幸受邀参加。其实在日本也有儒学，近年因为药品和奶粉等产品频频出现质量问题，使“企业伦理”问题受到日本儒学界的较多关注，中国可能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在谈到“企业伦理”的时候，我个人认为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应该对此有一个共通的认识，而不应仅仅局限于狭义概念上的儒学，比如“四书五经”等。不过，在我看来，老子的思想似乎更能有效地阐释“企业伦理”。

　　那么，儒学能否成为亚洲共通的伦理体系呢？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因为儒学在中国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曾遭受过批判。因此，我认为在考虑以哪一种思想为主构建21世纪亚洲伦理体系的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都要将这段历史考虑其中，并要对儒学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反思，比如，儒家的男尊女卑思想等。

　　尽管我并不想为儒学下一个定论，但如果一定要我讲的话，我并不认为儒学或儒教应该成为“东亚共同体”伦理体系的核心。我注意到，中国近些年一直在讲要建立“和谐社会”，我觉得这一理念与“东亚共同体”思想是相近的，因为 “和谐”中透着中庸、中和。而且在亚洲，不仅中国，日本、韩国或者还包括泰国，事实上都有类似的思想传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和谐”理念作为亚洲伦理体系的核心，似乎更适合。

　　日本首相不应参拜靖国神社

　　记者：据说您本人在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的时候，曾写信建议他不要参拜靖国神社。请问，您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您的这一想法是否获得了日本朝野和民众的普遍认同？

　　西原春夫：我当时给小泉写信告诉他不应该去参拜靖国神社，是因为在我看来作为日本首相，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靖国神社(记者注：建成于明治二年，原名“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为现在的名字)代表了日本19世纪的思想主流，即当时横行日本和欧美国家的帝国主义思想。那时，靖国神社祭祀的是所谓“在‘明治维新’ 时期为国捐躯的军人”，这里的“军人”仅指为恢复天皇权力而牺牲的“国军”，而不包括日本内战“戊辰战争”中的“贼军”，当然，“明治维新”之后所有的军人都是效忠天皇的。后来，靖国神社又供奉了那些在战争(记者注：即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战争，但西原春夫本人并未用“侵略”一词)中丧生的日本军人。但事实上，在日本本土如东京和广岛等地因为战争也死了不少老百姓，但他们并没有被安放在靖国神社接受后人的祭拜。因此，21世纪的日本首相再去参拜固守着19世纪帝国主义思想衣钵的靖国神社，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因为，滥觞于19世纪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随着1945年包括日本在内的法西斯国家的战败，就已经宣告结束了。而产生于20世纪后半叶的思想告诉我们，在国家关系中，除了要考虑本国利益，还要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感受。我正是基于这些考虑，给小泉写信，希望他作为21世纪第一任日本首相，能做一些符合新世纪思想的事情。

　　我给小泉的提案分为四个部分。在8月15日战争(记者注：即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战争)结束那天，首先，要对日本和其他受害国在战争中死去军人和老百姓这件事表示“痛心”；其次，要追悼死者；再次，要表明今后不再发动战争的决心；最后，要祈祷世界和平。那么，哀悼、祈祷仪式应该在哪儿举行呢？毫无疑问，不要在靖国神社里面，而要在海边。这是因为：一方面，大海与全世界都是相连通的；另一方面，8月15日，正值日本的夏季，很多人会在海边游玩，在举行这些活动的时候，可以方便民众参与。另外，还需要一些通讯设施的支持，以便将活动情况向全世界进行现场直播。

　　中国有句话：“听其言、观其行”。对日本人来说，不能仅限于口头上的表态，而要付诸行动，用行动来表明忏悔之意。至于我的提案是否会得到日本人的支持，我相信，如果小泉按照我的提议去做了，在海边的大部分人——除了少数军国主义者，都会很自然地参与到活动中来，而中日关系也会因此而好很多。但结果是小泉拒绝了我的提议，赞同我观点的是后来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福田康夫当时是小泉内阁的官房长官。2001年，福田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建设追悼设施委员会”，我也受邀成为其中的委员。这个委员会由10个委员组成，后来一共开过10次会议，每次福田都亲自出席。尽管最初开会时大家的意见都不一致，但后来慢慢地就达成了共识，最终变成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提案起草委员会，我任委员长。我们后来起草的报告内容虽然与我之前给小泉的提案不尽一致，但大体思路是一样的。

　　不过，我们的报告并没有包含对靖国神社的评价，因为我认为它是一个历史建筑，反映的是一段历史事实，而且考虑到供奉在那里的军人遗属的感受，如果提出不同意见，在日本国内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我们选择了回避。但日本首相作为一个政治家，考虑到靖国神社在民间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和作用，是不应该去参拜的。换句话说，我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不是因为它是帝国主义或军国主义的象征，而是因为它牵涉日本国内的社会问题。日本首相应该按照我前面提案中所列内容去做，或者像福田提议的那样建设一个新的追悼设施。不过，在福田当首相之后，由于顾及选票问题，也没能实践他的最初设想。尽管如此，在这一问题上所进行的努力还是有记录可查的。现在执政的日本民主党也有类似提议，打算建造一个不同于靖国神社的追悼设施，也得到了一些在野党的赞同。以现在的情况看，建设新的追悼设施的提案在日本国内似乎也可以通过，我也相信大部分日本民众会支持这个提案，但它会遭到极端右翼势力的阻挠，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因此，这件事的解决需要一定的条件，而目前日本国内还不存在适宜的政治土壤。

　　促进民间交流 消除误解与隔阂

　　记者：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一度都被学界概括为“政冷经热”，即经贸往来热络而政治关系冷淡，甚至出现了两国领导人七年不曾互访的尴尬局面。近年，中日政治关系回暖，高层互访恢复，2008年双方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您怎样看待这一轮中日政治关系的和缓，哪些举措可以巩固和发展目前的良好势头？

　　西原春夫：首先，对于《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我要强调的是，它并不限于传达中日建立互惠共赢关系这一信息，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实上，中日两国及其人民有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责任和使命，希望中日两国领导人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中日之间不再发生战争、世代友好已经是一个很老的话题，而且在1978年《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中，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消除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误解与偏见。这就需要相互了解对方，弥合一些不必要的隔阂。而且，我认为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是可能的。比如，现在中国的电视上，经常播放一些反映日本军队在战争(记者注：即指日本侵华战争)中丑陋行径的电视剧。我作为一个日本人，觉得这样可能会影响日本在中国观众中的形象。电视里那些不好的画面已经不符合现在日本人的形象了。此次，我们之所以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以孙中山和梅屋庄吉的友谊为主题的展览和学术会议，就是想告诉中国人民：不计回报，甘为中日友好作贡献的日本人还是存在的。

　　期待中国社会科学界贡献更多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面向海内外发行的大型理论性、综合性报纸，一直在为国内外学术界提供交流、互动的平台，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誉教授，对《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什么建议或希望？

　　西原春夫：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能够凭借自身的影响力，聚集一批有大局观的、能够把握历史潮流的长者或智者，比如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或大学校长，就中日关系、 “东亚共同体”等问题进行磋商，逐渐形成一个松散的对话机制，然后撰写出权威性的研究报告，最终影响政府决策、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和中日关系的不断向前发展。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报》而言，我期待着这些学者的报告及其有益的思想能够在你们的平台上被广大读者所了解和认同。能有机会接受你们的采访，并借助你们的力量让更多的高端读者知道我、了解我的看法，对此我感到非常荣幸。如果有读者对我的观点有异议，也请你们代为接受他们的意见，然后反馈给我，我非常愿意再通过你们的报纸和他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和争论。非常感谢你们！

　　(感谢特约记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严平先生对本文的贡献)(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徐庆超 特约记者 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