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的“有效支出”

　　“今天，我们再次面临多方面的挑战，这次挑战是缓慢而具有侵蚀性的力量，全球环境的恶化而非珍珠港被炸；科学及工业竞争力的下降而非卫星上天。”

　　◎苗炜

　　1957年9月，一个美国家庭在波兰边境开始他们的旅程，此处向东600英里，就是莫斯科。在20年的封闭之后，苏联向旅游者开放了边境，路旁的标语写着“为了全世界的和平”。詹姆斯·罗斯顿几乎是第一个得到入境许可的，他带着妻子和儿子，开着一辆全新的福特进入苏联境内，他将把旅途中的见闻写给《纽约时报》。

　　美国的读者在10月1日读到了罗斯顿的第一篇报道：在白俄罗斯境内的大片农田上，很少能看见现代化的机械；在明斯克，食物粗糙，啤酒像兑了水，葡萄酒像醋一样；斯摩棱斯克的道路泥泞，沿途的旅馆都太简陋。西方读者想知道，这个生产了米格-15、试验了氢弹的超级大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希望读到苏联的缺陷，然后告慰自己西方是安全的。而苏联人对罗斯顿驾驶的“Ford Fairlane”更感兴趣，这是以福特家族一座农场命名的双开门敞篷跑车，强大的引擎和夸张的造型，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潮流代表，售价2945美元，当时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是5500美元。这辆车从美国的福特工厂航运到欧洲，按照罗斯顿的要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装，他们进入苏联境内后，“Ford Fairlane”总能引来围观，人们询问这款汽车的速度、价钱和动力。当罗斯顿进入克里姆林宫采访时，他的儿子理查德再次向旅馆外的围观者展示硬顶车篷如何收放，这一回出了点儿小麻烦，车篷卡住了。

　　就在罗斯顿一家驾车巡游莫斯科之际，苏联的航天专家谢尔盖·科罗廖夫来到首都。他汇报的是新式火箭R7和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的进展。9月29日，科罗廖夫登上飞机返回哈萨克斯坦境内的秘密发射基地，卫星发射时间确定为10月4日。

　　1957年10月4日晚上，莫斯科时间10点23分，发射基地的监控室发现R7火箭的燃料有故障，但科罗廖夫决定忽略这个问题。10点28分，倒计时至零，火箭点火，以每小时1.8万英里的速度冲向夜空，火箭上搭载着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它飞向西伯利亚，3000英里之外，堪察加半岛上的观测站报告，卫星进入轨道。一小时后，SPUTNIK回到苏联上空。科罗廖夫此时才开始庆祝，他说，“通往星星的道路现在打开了”。苏联的《真理报》和塔斯社都发布了简短的消息，没有提及任何一位科学家的名字，也没有分析卫星上天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意义。罗斯顿的儿子理查德此时已经返回伦敦上学，他这样记录：“苏联卫星上天的消息传来，班里的同学都非常震惊，他们认为这是美国的一大失败，我们这些在海外的美国学生本来以为，美国能应对任何挑战，现在忽然发现，我们不是这样。”

　　美国议员林登·约翰逊(后来在肯尼迪遇刺之后担任美国总统)在乡间慢跑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想到一颗苏联卫星正从自己的脑袋上飞过，他由此感到不安和忧虑：“在美国辽阔的西部，我们总和天空很靠近，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现在，天空好像变成另外一个天空。想到另外一个国家在科技上领先于美国，我被深深地震惊了。”

　　艾森豪威尔总统却好像对天上飞的那个铁球不是很感兴趣，在SPUTNIK上天后的一个月内，他一共打了15场高尔夫球，以至于媒体批评他“太关心那个小球了”。艾森豪威尔有自己的秘密情报来源，那就是U2飞机。从50年代开始，美国空军就在寻求一种飞行高度在7万英尺以上的亚音速高空侦察机。1954年7月26日，艾森豪威尔就授权詹姆斯·凯廉(James Rhyne Killian)成立和领导一个智囊团，研究美国的科技将如何应对苏联，詹姆斯·凯廉时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智囊团分为三组，其中一组负责调查美国的情报能力，参与高空侦察机的研发。在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后，艾森豪威尔希望侦察机能带来有关发射基地的更精确的情报。在对公众发言时，他这样说：“现在，很自然，你们会说，苏联人在全世界面前获得了巨大的心理优势，在政治层面上，我觉得这么说不错。但在科学的角度上，这不是真的，除了一点：他们的确有推进器可以把什么东西放到太空。”

　　但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1957年11月，他做出了一项重要任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凯廉又成为他的“首席科学顾问”。他真实地意识到，要应对国家之间的挑战，美国的科技必须做出调整和反应。

　　当时，詹姆斯·凯廉曾在电视访谈中表明了他的看法：公众对SPUTNIK的恐慌是过虑的，它只是“冷战”的“蒸汽”，这颗卫星让人们忽略的事实是，美国在科技方面远远领先于苏联。自30年以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有30人，而苏联只有1人。他认为，另一种夸大之辞是苏联每年培养出7万个工程师，而美国只培养出3万个，但苏联毕业生的标准要远低于美国，你可以称呼任何一个人为工程师，而按照美国标准，他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工程师。

　　1958年，有两件事情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太空竞赛。其一是美国的《国防教育法案》通过，以资助自然科学、数学教育为宗旨，意在培养冯·布劳恩那样的火箭专家。其二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正式成立，詹姆斯·凯廉从凯斯理工学院请来了托马斯·格伦南出任NASA第一任局长，各类航天技术研究机构经过整合，火箭、卫星、登月等项目逐渐展开。

　　1865年，当麻省理工学院第一批的15名学生聚集在波士顿上课的时候，他们要学的是化学、开矿，应对的是工业革命。这所学校的校训是“手脑并用，改造世界”，从那时起，麻省理工学院孕育了大批的工程师、科学家，但这所学校发展成为全世界举足轻重的高科技殿堂及研发基地，与“二战”和“冷战”，以及美国政府在自然科学及工程科学上大量投资密不可分。这里研发的B-2幽灵隐形战略轰炸机为他们赢得了“战争学府”的称号。

　　詹姆斯·凯廉执掌麻省理工学院达25年，他毕业于麻省理工，曾经担任《MIT技术评论》的编辑，1949年出任麻省理工学院的第10任院长。1951年林肯实验室成立，其前身是研制出雷达的辐射实验室。林肯实验室是美国政府投资的研究中心，其使命是把高科技应用到国家安全问题上。它是美国大学第一个大规模、跨学科、多功能的技术研究开发实验室，1957年该实验室建成可编程数字计算机控制的雷达系统，实现了对空间目标的实时跟踪，美国防空体系和弹道导弹战略防御系统都发源于此。在詹姆斯·凯廉担任院长期间，麻省理工学院的科研经费飞快增长，这所研究型大学和政府、军事项目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凯廉在这所大学的功绩包括：扩展人文学科，加强历史和艺术的教育，建立斯隆商学院，招收更多的国际学生。但他作为一个科学领导者服务于公众的业绩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判断哪些科学研究应该得到更好的组织和更多的资助，科技将怎样塑造一个国家。

　　1991年5月，查尔斯·维斯特在就任麻省理工学院第15任院长的典礼上发表讲话：MIT在塑造文明国家与世界的关键时刻一直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我们对诸如“二战”爆发或苏联人造卫星发射这类突发性的挑战做出了勇敢而富有创新性的反应。今天，我们再次面临多方面的挑战，这次挑战是缓慢而具有侵蚀性的力量，全球环境的恶化而非珍珠港被炸；科学及工业竞争力的下降而非卫星上天。

　　查尔斯·维斯特在他14年的校长经历中不断谈论大学在政府、工业及创新体系中的角色，谈论“有效支出”——在工程和科学方面，一所大学必须要更直接地与工业和人类的普遍探索相关，强调大学要对社会做出贡献，这是MIT的本质所在。他也没有忘记其中关键一点，科学家和工程师受自身职业吸引并热衷工作，主要源自人类认识自然的深层需求，来自好奇心和大问题。他归纳麻省理工学院对未来世界的几个研究重点：地球与气候、信息技术的应用、记忆语言和思维、能源、癌症治疗、物质与宇宙。

　　在外人看来，麻省理工学院也的确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即便这里不是全世界科技发展的中心，也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的理工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