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战略选择

　　文_黄  靖

　　这次经济危机凸显出的世界战略格局的巨大变化，以及美国等主要强国针对这一挑战作出的战略选择，对于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严峻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首先在于对自身力量的正确评估，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不可为和可为的战略选择。

　　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三个主要矛盾

　　尽管中国国力近年来有了快速提升，但对外政策中的三个主要矛盾依然存在：

　　第一，有限的“硬实力”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的国家利益的矛盾。纵观世界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其必要条件之一，是具有 “全球作战”的军事力量——它们的崛起因而以扩张为主。但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具备这样的实力；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这样的军事力量。但时不我待，中国必须抓住战略机遇，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

　　第二，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迅速发展，必然会和美国发生利益碰撞。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基础上，避免同美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第三，苏联垮台后，所有对国内政治稳定具有重大威胁的关键问题，都基本属于中国内部事务。而中国境外的政治活动，如果处理失当，则会成为引爆这些问题的“导火索”和“雷管”。如何处理好国内问题，又不至于点燃境外的各种“导火索”和“雷管”，是必须长期面对的艰巨课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采取的和平发展战略，是化解以上三个主要矛盾、保持可持续发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根本方针。这一战略的精髓，就在于坚持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通过改革将中国融入——而不是挑战——现存世界体制之中以争取可持续快速发展。

　　必须看到的是，通过融入现存世界体制而获得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十分艰难的。因为这个体制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创建和领导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个体制中，游戏规则、话语权、议题的选择和界定，以至各种纠纷的仲裁主导权，基本掌握在西方手中。尽管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和举措明示天下，和平发展的成就更是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在世界事务中依然动辄得咎，其根本原因便在于此。

　　但是，中国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证明，和平发展战略是十分正确的。在三个基本矛盾依然存在的今天，必须继续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不动摇。然而，随着世界战略格局的迅速变化，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在这一调整过程中，必须首先确定不可为者，方能在此基础上确立可为之方向。

　　中国对外政策中不可为者

　　首先，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不可轻易更改对外政策中的基本方针大政。内政不折腾才能保持稳定，外政也必须不折腾才能保持和平。

　　目前外交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中国涉外部门的利益迅速膨胀。因此，必须尽快建立相应机制，协调各涉外部门和团体，绝不可让部门/团体利益影响国家利益在对外政策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国内各种政治经济利益与权力集团之间的关系也日益错综复杂。因此，要特别禁止特权利益集团利用对外政策在国内政治中谋取私利。必须借鉴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的经验，确立中央最高领导在对外政策的绝对权威。并建立相应机制，保证对外政策的相对独立性。

　　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也随之提高。但是，作为现代政治的产物，中国的民族主义发源于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和凌辱。正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民族空前危机中，爆发了救亡图强的民族精神。因此，有着深刻创伤的民族主义在对外事务中，尤其是有争议的事务中，极易产生非理性倾向，为国内外别有用心的政治力量所误导和利用。因此，必须建立机制和共识，不可让对外政策受民族情绪的驱动。

　　作为世界性大国，中国必须发展相应的军事力量，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保证威慑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但是，必须充分吸取上世纪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教训，绝不能允许军事力量主导外交政策。

　　最为关键的是，对外政策的制定必须始终基于“中国应该做什么”的战略思考之上，绝不能本末倒置，让“中国能够做什么”的战术思考主导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换言之，国家利益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中心，国家实力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保证，而绝不是基础。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中期选举等一系列国内政治因素影响下，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会对中国持续地施加压力。对此，中国应该沉着应对、不急躁；另外，2012年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都将进行领导人换届，中国周边的不确定因素增加，这会是一个战略上的危险期，中国应对此保持高度戒备。

　　中国对外政策中可为之方向

　　首先，在和平发展的战略原则下，对外方针、尤其是对外宣传应该“以和为贵”，强调共同利益，合作双赢的基本原则。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在对外事务中事可硬做，但话要软说；手段可以硬，但身段必须软。如此则事半功倍；反之，事倍功半，甚至中途而废。

　　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中心已经转移到亚太地区，这是不可逆转的现实。因此，在继续保持中美关系稳定这一大局的前提下，必须积极发展同亚太国家，尤其是印度和日本的双边关系，借此奠定长期稳定基础。

　　应该认识到，印度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保持快速上升的两个大国。由于所经历的历史过程、所处的国际大环境，以及通过融入现行世界体制求得发展的相同模式，使得中印在几乎所有国际重大问题上——经济发展、环境、能源、贸易、汇率、粮食、南北关系——利益趋同。而且，由于整个亚洲大陆的水源来自同一地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水资源已经成为两国共同关注的战略问题。在巴基斯坦问题上，维护巴国在行政权力(而不是军事力量)下的政治稳定、促进巴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是两国共同利益所在。即便在边界问题上，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寻求合理解决也已成为双边共识。大力克服历史和文化隔阂，求同存异，积极发展两国战略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而且对地区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

　　中日关系的稳定对和平发展十分重要。在对日交往中，应该看到美日同盟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理解日本经济长期停滞所造成的焦虑心态，支持日本争取“国家正常化”的努力。在正确看待美日同盟的同时，必须在日本是一个独立的亚太强国的认识基础之上，充分利用中日两国在改善世界经济结构失衡、捍卫经济发展成果这一重大问题上的利益一致性，继续推动两国“共同利益之上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协商的方式处理两国间的纠纷，在要求日本正视历史教训的同时，防止民族情绪政治化。

　　通过六方会谈，积极斡旋各方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是中国近年来对维护地区和平作出的重大贡献。朝鲜半岛无核化，是维持这一地区和平稳定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重要的安全利益所在。应该继续促进六方会谈，使其发展为维护地区安全的国际合作机制。

　　上合组织不仅是多年来十分有效的国际合作平台，也对中国能源安全保障十分重要。应该积极提升上合组织政治经济合作的层级和内涵。尤其是在维护地区安全，反对三股势力方面，要加大合作力度。

　　应该充分理解东盟各国希望维持区域战略平衡的需求和心态，欢迎和支持东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开放和多边政策，支持东盟促进区域组织发展的努力。坚持多边合作促进发展，双边协商解决争端的原则方向。以大国的包容和自信来积极推动与东盟各国的双边/多边友好关系。

　　在稳定中美关系，奠定亚太基础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欧盟在协调国际重大事务、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欧洲各国在各国际组织中，尤其多边/双边大国利益非正式组织各项事务中，保持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同时，欧洲主要大国在改善世界经济失衡及汇率问题上，和中国立场有趋同之处。积极发展同欧盟各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是中国发展“大国关系框架”、建立战略平衡的关键。

　　在世界格局面临重大转变的今天，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坚韧不拔是发展之本，虚骄浮躁是败事之源。在提升国力的过程中，有所为，更应有所不为。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应该是对外政策中牢牢把握的根本方向。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访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