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走出大国政治的悲剧

　　文_刘建飞

　　奥巴马上台后，中美关系大起大落，让人迷惑不解，也让人担忧中美关系的前景。“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会否成为梦想？中美新冷战是否不可避免？中美关系怎样才能走出“大国政治悲剧”的宿命？

　　“大国政治悲剧”

　　绝不能在中美之间上演

　　奥巴马上台后，一度对发展中美关系持积极态度。他不仅没有否定布什政府的积极对华政策，也没有让中美关系出现因白宫“换党”而一时倒退的“震荡期”，反而还要在布什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将“建设性合作关系”提升为“积极合作全面关系”。这种姿态自然也得到中国的回应。奥巴马访华时，在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甚至写明要“建立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美方表示“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

　　然而，才几个月过去，给人的感觉是，中美关系却是沿着与“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相反的方向滑动，出现了“倒振荡期”。于是，有人又把传统现实主义的逻辑搬出来，认为大国政治的悲剧必将在中美之间上演；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可否认，传统现实主义的逻辑确实在影响着中美关系，而且在当今世界，这种逻辑也是难以摆脱的，尤其是在美国。也正是这种逻辑的作用，再加上意识形态差异和冷战思维作祟，“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几乎成了真理。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当今世界的大国，尤其是中美两国，不可能完全遵循那种逻辑行事。

　　当今时代与以往的最大不同就是核武器的存在。在核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就意味着核战争和核毁灭。这不仅是交战国家的灾难，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灾难。如果说在前核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只是造成人员、财产的损失，使交战双方或一方的国家实力下降，然后还能通过和平重建恢复起来的话，那么在核时代，和平重建的可能性几乎无存。中美两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有责任从两国人民的福祉、两大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存亡的高度出发，找出一条避免核灾难的路子来。

　　当今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大国之间上演任何形式的“大国政治悲剧”，即使是不一定能带来核大战的冷战对抗，也都会是一损俱损。如果说在美苏冷战对抗之时，由于美苏双方基本处在相互隔绝的状态，因而冷战还有胜利者的话，那么到了全球化已经将中美两国都深深卷入其中的当下，中美之间的冷战对抗就很难再有真正的赢家。

　　当今时代还是多极化的时代。在多极化背景下，大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很难像两极格局时那样截然分出两个阵营。在这种群雄并起的情况下，任何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最终结果都会两败俱伤，其他大国坐收渔人之利。如果中美走向对抗，结果一定是中国延迟崛起，美国加速衰落，提早失去霸权地位。

　　总而言之，“大国政治悲剧”不应该、也绝不能在中美之间上演；中美对抗不应该、也绝不能是两国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选择。正如邓小平当年所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中美关系需要精心呵护

　　中美建交30年来，双边关系风雨兼程走到今天，尽管有磕磕绊绊，但总体上还算顺利，毕竟没有出大格。这表明，中美两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并没有完全按照传统现实主义逻辑行事，双方都努力避免上演“大国政治悲剧”。于是，有人总结出了似乎是能反映中美关系实况和走势的信条：“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笔者以为，这个信条，前一半是能成立的，但是后一半却是有条件的，只有加上限定条件后才能成立。这个条件就是，中美双方都努力发展、精心呵护双边关系。

　　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有相当大的合作潜力，但是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的。目前支撑中美关系的两根支柱是经贸关系和反恐等安全合作。然而，这两根支柱都不是坚不可摧的。当年英国同德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但这并未阻止两国兵戎相见。冷战期间，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宁可同恐怖组织、塔利班结成盟友。

　　回顾国际关系史可以洞见，确实如传统现实主义者所言，正在崛起的大国与现存霸权国家之间走向冲突的案例比比皆是，相反的案例却鲜见。美国霸权取代英国霸权算是一例，但是两国之间有太多共性，这是中美之间无法相比的。可以说，中美关系犹如上坡行使的车，前进远不如倒退容易。如果前进动力不足，又未采取有效的制动措施，它就有可能持续向后滑行，甚至滑到危险的境地。

　　当年美苏两国走向冷战对抗的教训对观察中美关系有一定启示意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设想同苏联一起来共管世界，和平相处，可是后来历史的发展轨迹却完全背离了罗斯福的初衷。双方不仅进行尖锐的意识形态对抗，而且还大搞军备竞赛，乃至核军备竞赛，使整个人类都被笼罩在核毁灭的阴影中。按罗斯福的设想而建立起来的联合国，也成了美苏冷战进行外交斗争的场所。冷战的结果是“一死一伤”，美国虽然成了“不战而胜”的胜利者，但实力也受到严重削弱，西欧、日本乘势而起，同美国争夺世界经济的主导权。更为重要的是，冷战使大量资源被用于军备，而不是经济社会发展。而且，美苏争霸还导致世界许多地区局势动荡，甚至发生局部热战。冷战既有害世界和平，也不利于共同发展。

　　同样的道理，发展中美关系光有良好的愿望还不够，还需要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需要做好每一个细节。中美关系需要经营，需要呵护。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史上最为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两国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一方面，美国要应对一系列安全问题和全球性挑战以及扩展经济，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中国越发展、壮大，就越有能力提供有效的合作，作为合作伙伴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就越重要。但是，另一方面，在美国心目中，正在崛起的中国是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这又构成制约、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中国越强，这种动力就越大。中美关系的发展状况就取决这两种动力的消长态势。如果发展动力大于制约动力，中美关系就向前进，反之就倒退。2009年，发展动力明显增长，于是出现蜜月；进入2010年，发展动力减弱，制约动力增长，于是摩擦增多。由于两种动力都有深厚的基础，所以中美关系无论是前进还是倒退，又都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

　　制约、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缘战略上，美国将综合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日益强大的中国看成是其潜在的地缘战略竞争对手。伴随着中国崛起，美国战略界一直在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目光紧盯着中国军费增长。2009年中国举行建国60周年庆典，展示了一些技术先进的武器，这更使“中国军事威胁论”鼓吹者似乎抓到了把柄。另一方面来自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在美国战略界看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之崛起对美国带来的挑战和威胁要比“民主国家”大得多，因为前者的战略走向是难以把握的，而后者虽然也会给美国全球战略带来一些问题，但却是比较好把握的，而且相比之下，“民主国家”更容易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并成为美国的盟友。不仅如此，中国崛起还会带来发展模式的挑战。如果中国模式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仿效，那么美国模式的光环就会逐渐暗淡，而模式的影响力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是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而且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上述两个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会进一步增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防范、平衡、牵制、遏制等负面因素将进一步强化。如果两国对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不能加以有效的管控，中美关系就有可能朝冷战的方向滑动。这就如停在坡路上的车，要不使之向后溜，要么加油向上行，要么使用刹车。

　　以合作精神经营中美关系

　　对未来的中美关系，首先是要保证它“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发展，使其“有可能好到哪里去”。要呵护好、经营好中美关系，使其“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必须冲破传统现实主义思维和冷战思维的束缚，以新的视野和思维来审视、处理双边关系。

　　当《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作者米尔斯海默用其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来审视中国和平崛起时，他得出了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的结论。而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批驳米氏的观点时称，当理论已经与现实不符时，应当修正理论，而不是改变现实。布氏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战略家之一，其视野要比米氏宽阔，思维也有创新。事实上，在中国崛起开始受美国战略界关注之时，也正是中美关系在“9·11”之后进入了一个新蜜月期之日。崛起大国必定要同霸权国家走向冲突的理论明显与事实相悖。

　　如果以理性、务实的思维来审视中美关系，可以看出：一方面对中国来说，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时代，已经没有非和平方式实现崛起的道路可走，和平崛起是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美国如果不接纳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而是执意要遏制中国，阻止中国崛起，那只能是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最终导致美国加速衰落。除此之外，当今世界，需要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各国共同应对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像气候变化、核扩散、恐怖主义、全球危机、能源安全等问题，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显得非常乏力。就是处理传统的国家间关系，面对核毁灭的威胁，传统现实主义也陷入困境。

　　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需求及国家发展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必然导致国家之间会为了争夺资源而战。那么，这个矛盾是否无解呢？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查尔斯·沃尔夫曾提出“宇宙空间论”，认为：正像宇宙空间是不断扩展的一样，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一个国家的“和平崛起”将扩大其他国家可占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空间。沃尔夫的观点可以从二战后的国际政治中找到许多证据。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再没有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战争；更为重要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并没有给发达国家造成“断奶效应”，反倒促使发达国家互为市场和投资场所，以至于目前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远比它们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密切得多；石油生产国运用石油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虽然导致“石油危机”，但却没有导致发达国家衰落，反而“倒逼”发达国家推进科技革命，开发新能源和新产业；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并没有以周边国家的经济衰退为代价，反而为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机遇。

　　发展中美关系还需要摈弃冷战思维。在当今世界，至少对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已经没有截然的国家层面的“敌人”，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的，中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这里面自然包括美国。当然，这里并不是否认美国有对中国“西化”、“分化”的图谋，而是说要摆正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中的位置，认清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处境和立场。

　　发展中美关系必须树立合作共赢的思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合作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根本途径。中美关系从布什时期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到奥巴马时期的“积极合作全面关系”，都突出“合作”这条主线。中美关系要保证“坏不到哪里去”，就必须加强合作。一方面要加强两国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和议题上的合作；另一方面还要合作管控两国之间的各种矛盾、分歧、争端，使它们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与此同时，积极寻找化解这些矛盾、分歧、争端的办法和出路。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对中美之间的争端，也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