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日本危难：街道虽拥挤但有秩序
南方人物周刊封面稿：日本核危机
东京街头(姜晓明 摄)
东瀛劫
里氏9.0级，人类从事地震监测以来的最强地震，千年一遇的大地惊雷，由地震引发的剧烈海啸、阴魂不散的核泄漏，给日本带来了“二战之后最大的危机”，美丽富庶的海岸线变得满目疮痍，繁华熙攘的东京突然有了末世景象，上万人的猝逝无数家庭的生离死别……但，这个多灾无常的国度却有着最宝贵的财富——勤劳智慧隐韧的国民，从最困惑、最黑暗的日子里寻出新生的源泉，在这个国家古已有之。相信日本，相信这个由东西文化精华淬炼的民族。
相信日本
无常之国的有常之道
@杨锦麟：我注意到五点：日本政府以及各行业的应急系统并未陷入瘫痪；民众冷静有序，显示出公民素质的整体水平；媒体及时传递讯息，画面，传达速度之快，之透明，起到了稳定人心，了解真实的作用；自卫队，特警集结速度在一个小时之内；新媒体扮演即时传递真实讯息积极功能
本刊记者 杨潇 马李灵珊
特约撰稿 黄文炜 发自日本
当你坐在飞往日本的航班上，看到飞行地图的时候，事情似乎再清楚不过：日本处在一只怒气冲冲的三爪章鱼状的断裂带之上。
这是欧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碰撞出来的结果，“章鱼”由俄罗斯库页岛往南，贯穿日本全境，一直抵达中国台湾。1995年5月28日，章鱼的后爪蹬了一下，库页岛发生了里氏7.5级地震，约2000人死亡；1999年9月21日，章鱼的前爪剧烈地拍打，造成台湾“9·21”大地震，7.3级，2415人罹难。
延误了5个小时后，我们的航班降落在章鱼腹部，从这里长出了它的第三只爪——1923年9月1日，一场7.9级的地震突袭了附近地区，“所有土地都如海水波涛一样上下起伏，丘陵、山峦急剧扭动着”，之后，东京市超过一半的区域被火苗吞噬，10万余人死亡，近60%的人口无家可归，谣言在关东平原流传，“外国人起义、外国人投毒、外国人劫掠……”当地居民组成了义务警卫队来维持秩序，但他们自己却经常成为暴徒，数千外国人(以韩国人为主，也包括不少华人)惨遭杀害。
2011年3月11日这场大地震比88年前的关东大地震更为强烈，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相似的后果：沿海房屋倒塌严重，满载乘客的列车发生倾覆，海啸在很短的时间内到来，巨浪卷着垃圾和火焰把一切推平……也有显然不同的，88年前的人们没有听过核能一词，核泄漏更不属于他们的世界；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千方百计地阻止信息传播，少数尚能工作的电台受到干扰，第一篇报道地震的报纸文章出现在整整3天以后。88年过去了，记者成了最早抵达现场的人，在自卫队尚未赶到时，NHK的直升机就开始盘旋在福岛、宫城和岩手县的上空，以至于人们纷纷向电视台提出抗议：直升机的噪音太大，很可能淹没被埋者微弱的呼救声。
然而把媒体轻率地视作添乱者也是荒谬的，3月11日这个周五的下午，手机拨打不了，短信迟迟发不出去，大多数东京人是通过电视和广播知道了震中不在东京，而是在东北地区宫城县以东的太平洋海域，震级达到了前所未见的8.8级(后被修正为9级)。此后日本的各家电视台开始滚动报道，灾区的画面被源源不断地传送回来，直播中经常会出现两声“滴滴”的提示音：某地，发生了某级余震。
“日本制造”的民众
“余震不断，我们跑出去两次，第二次回大楼时就知道(沿海地区)要有海啸了。”在东京都赤坂附近工作的胡女士说。
不在日本生活较长的时间，很难理解这两出两进的逻辑。东京的震级为M5，即便如此，稍高一些的楼层也摇晃得厉害，有人形容“每次都像要准备亲吻大地似的”，但是胡女士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跑出写字楼，她说，我们都坚信在楼里面更安全，只要你避开大衣柜这些容易倾倒的物体。“所以你看电视里播的，仙台的超市里，那些人还用手去扶货架。”
下意识的反应是抓起桌椅上的垫子往桌子底下钻，然后把垫子放在头上——这个动作在池袋防灾馆的6级地震体验厅会被指导员反复演示，几乎每天都有各个学校组织前来的集体学习。“我们从小学直到高中，每个学期都要参加各所学校和地区举办的防灾训练，经历了12年。”专栏作家加藤嘉一说，“假设地震发生，我们该怎么办，第一做什么，第二看哪里，第三怎么办。至少训练过三十多次，不经思考也明白该怎么应付。”
他们对建筑质量的信赖令人叹服。“绝对不跑，”另一位久居日本的华人班先生说，“当时我看地震的时间，孩子还在幼儿园呢，我就放心多了，日本的学校和幼儿园是最结实、可以用来避难的，而且幼儿园也有固定的疏散处，不用担心混乱中找不到孩子。”
“记得前些年一个挺有名的建筑师，”他想起以前的新闻，“少用了两根钢筋，被追究得特别严，伴侣还因为压力太大跳楼自杀。当时还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日本政府连续3次修改《建筑基准法》，除木结构住宅外，把各类建筑的抗震基准提高到最高水准，尤其是商务楼要求能够8级地震不倒。
等到第一拨剧烈的摇晃过去，街上没有突然飞来的瓦片或者玻璃后，可以出去了。戴着安全帽，提着防灾鞋和“非常持出袋”，这其实是个不大的双肩包，平常就放在办公桌脚下，提起来就走了。胡女士的包里有物品如下：
折叠塑料水桶；铺地塑料布；石灰加热袋以及两袋“五目米饭”(还注明用水泡60分钟、开水泡15分钟可吃)；饼干两罐(热量可以提供两到三天)；饭碗(里面有各种餐具)；便携收音机；救急袋(里面有棉球、止血贴、绷带等等)；多功能用小刀；我们甚至从双肩包里掏出了一个“小厕所”，它由两种颜色的袋子折叠组成，里面还有沙土，确保不污染环境。
地震发生时，福原女士正在自己供职的日语学校的毕业典礼会场，当校长正要向学生发毕业证书时，地震发生了，华丽的吊灯开始摇晃，起初以为就像平常的小地震一样，晃几下就好了，没想到左右越晃越厉害，这可不是一般的地震！老师迅速打开门，让学生从楼梯下楼避难，穿着正装的学生们拼命跑到楼梯，穿高跟鞋的女孩子，踢了鞋子就跑。摇晃持续了两三分钟，过了一会儿，大家又回到会场，继续进行毕业典礼，高高兴兴地从校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十多分钟后，地震再次发生，比上次更严重。等摇晃过后，学生再次上台受领毕业证书。最后，大家合影留念，带着笑容，留学生多是中国人，他们在日本的地震中也学会镇定自如了。
地震后，东京的交通全面停运，电车、地下铁都停止了，新干线也不例外，东京都内不少上班族选择花几个小时走路回家。
“人行道上黑压压的一片，我来日本二十多年没看到过这种景象。”胡女士说。东海大学教授叶千荣在日比谷大道上看到，所有人都很有秩序，“就像参加追悼会葬礼似的：缓慢，沉静，严肃。”
车道几乎水泄不通，但没有行人走到车道上来。自由撰稿人福岛女士从涩谷车站出发走路回家，一路上的小店有人发饮料，有人发糖果，还有人对她说，路很暗，小心一点啊！“这时候觉得我们日本人还是nice guy啊！”
叶千荣用了10个小时从东京开回横滨，与之相伴的是几百万步行的市民，他说，那感觉像一部悲壮的无声电影。有人形容，这种场景只在好莱坞灾难片中见过。
在茨城县一个小镇的车站，班先生同样站在一群默默的人中间，电车已经停驶，但补票口还是排着队，没人去占小便宜。“外面很冷，但人都在外面冻着，也不去一旁的小吃店里取暖。”
“有些人以为这是训练的结果，但这其实肯定是比训练和外界要求更高的原因。”叶千荣说，“这是一种自律性与过敏性。社会稳定并不是一个动宾结构，不能用‘维持’这个动词，而是要用其他因素去造就的。”
留下来的人们，去往周围的学校过夜，在这种紧急时刻，日本的公立学校会无条件开放接纳民众，而私立学校则会自行决定开放与否。胡女士所在的写字楼通过广播说，一楼的健身房已经开放，水、食物和毯子都准备好了，大家可以来这里过夜。同一楼层的餐厅则为过夜者送来了烤面包。
3月14日，周一，地震后第一个通勤日。
这一天，东京都内大多数车站都采取了控制人流量的措施，人群有序地排成长列，等待进站。更多的人则被告知，必须换用其他交通设施，一切为了节电。由于占据日本34.5%发电量的核电目前不能完全启用，导致日本政府必须做出这一选择：主动控制电量。尽管这一消息是在前一天深夜才通过电视向民众公布，大多数人并没有看到，仍照原定计划出行，但在车站外，就已被预先安排好的工作人员耐心地解释清楚情况。
据本刊记者所见，在东京都内，尽管几乎所有的车站都出现了人流密集现象，但没有一起混乱、拥挤现象。人们静静地、几乎是冷漠地接受着安排，没有抱怨，没有意外。只要有工作人员向他们解释清楚情况，便迅速地按照车站指示，等待，或者选择离开。人群排成了蜿蜒的长龙，全部靠左，右边留出通行空间，没人指引，没人监督。
从14日起，除了东京都23区外，日本其他城市和东京的郊区开始轮番有计划停电，每个区域每次停3个小时。政府号召民众节约用电，建议家庭不要使用电熨斗等耗电设备。胡女士家也在计划停电范围，“没有任何怨言，我家孩子也是，一听到号召就去关灯。”14日东京良好的天气甚至让人们感到歉意，“想到灾区，就有一种罪恶感。”
下午，新宿街头100米内有两家NGO组织在募款，一家是日本志愿者协会，专门为此出了号外。他们说这种募捐需要当地政府和警察局批准，但因为事出突然，所以大家都是边申请边上街募捐。
街对面是另外一家协会，人比较多，都着黑色西装，齐声喊着口号：为东北日本募捐等。上面写着：截止14日15：00已经募集到了20万的物资，组织车出发运往灾区了。钱全部捐给宫城县红十字会，而另外的物资自己找车运过去。他们本来是有一个营业所在仙台，现在也完全失联。
我们问他们，如何保证财政透明，他们觉得很吃惊：为什么担心这样的问题呢？
也并非没有传言。在震后头两天，除了核泄露的消息外，还有一则油厂爆炸的短信和EMAIL在快速传播，历史学家依田熹家以一种老派的严肃和荣誉感回复他的一个学生：在日本，散布谣言也是犯罪，1995年关西大地震，法国记者来报道的第一句话就是，日本没有抢劫事件！
有外籍人员这样评价日本：“告诉你，这里的机场和火车一定很快恢复过来。日本人就像蚂蚁一样，你没见过蚁路吗？即使水淹来，冲散了蚁路，他们很快又会回来，走出一条新的蚁路来。”
媒体、政府、企业与社会
几家电视台全天聚焦震灾，没有广告、没有嚎啕，也没有恐怖或者昂扬的背景音乐，电视和街上的人群一样安静。叶千荣评价说，“日本媒体朴实、认真，以一种真正的同情心去奉献。至少在这里，人们从来不提多难兴邦，但在踏实做事。”一位中国网友则在微博上说，“正收看日本NHK电视台。它轮流用日语、英语、华语、韩语等五个语种，发布有关最新震情和可能发生海啸的地区。作为真正的公共电视台，NHK在国家重大危机时刻成为超越一切的公共平台，维系了国民的精神和秩序。”
地震后，日本各电视台，停止其他一切节目，连广告都不播，全方位报道地震消息，地震中死伤人数、失踪人数、交通信息、余震信息、政府的救助措施等等应有尽有，13日起多了停电信息，近日来特别引人关注的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信息，媒体更是详尽报道。
地震后，最让人不安的就是这个核电站，但是政府及时公开信息，让人相信一切都在挽救中。
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每天数次向公众报告地震信息，他每天穿着工装，他那张看起来毫无表情的脸已经为全世界所熟悉，现在日本人看到枝野幸男那张脸，就意味着抓到最新信息。日本人半开玩笑地议论：现在就靠官房长官啦，但愿他下次能带给我们好消息。有趣的是，现在日本网上流行一个新运动——“让官房长官去睡会儿吧”，原来，有网民发现地震以来枝野幸男出席了无数的新闻发布会，每次都要面对记者们连珠炮式的问题，Twitter用户sarang5NY周一下午写道：“枝野先生，请不要过于劳累。你每次向公众解释情况的时候，都是自己说的，而没有照着稿子念，我要向你表达深深的敬意。”这个“提案”得到无数Twitter用户响应，以至于周一“#edano_nero”已经成为Twitter上一个全球流行话题。“Nero”在日语里是睡觉的意思。
日本官员在此次大灾难中的表现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认可。这种认可不限于在朝的民主党。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立即达成协议，实现政治休战，共同面对灾难，一致救国。为了采取更有效的灾害对策，执政党和在野党就有关早日推出财政补充方案，在救灾上投入更多的经费达成共识。
首相菅直人11日深夜在官邸面对在野党党首，深深地低下头，“希望大家指导、配合，为了保护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这是救国的需要。”
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表示将给予全力协助，政府和在野党之间设置了联系热线，原先“敌对”的菅直人和谷垣祯一两人地震后在采访的记者面前并肩站在了一起。民主党内原先亦有内讧，在灾难面前各派都团结起来。
政府派出了10万名自卫队队员，警察、消防、海上保安厅等各方联合起来，救助生存者和孤立者。未受地震灾害影响的日本关西大阪、京都以及其他5县13日表示已经做好了接收灾民的准备，优先接收高龄者、儿童、伤员和病人。
首相菅直人在随后也发布政策，所有的便利店货品全部免费，涉及费用由日本政府承担，所有公共电话也免费拨打，以保证受灾民众可以最快地联系上亲人。
企业界亦加入救灾行列，如大型连锁电器站Bigcamera提供免费手机电池。全日空航空公司宣布，从现在起到4月15日，免费为一切救援物资提供国际、国内航线的运输，免费为救援人员提供座舱席位。在这种举国协力抗灾的氛围中，连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亦加入救援行列，火速向灾民派粥及提供避难所，有居民指黑社会没有趁火打劫，效率较政府更高。成立于1915年的“山口组”是日本最大帮会，二战之后，日本社会秩序异常混乱，政府无力治理，山口组甚至扮演了“民间警察”的角色，为民众提供保护；1995年神户大地震后，亦有协助救灾，反应速度甚至超过了日本政府。东京黑帮“住吉会”也在Twitter公布，开放各处的事务所作为庇护中心，为灾民免费提供食宿。
有人曾写道，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在骚乱与管制中，苦闷的年轻人仿佛看到了一个前进的方向，此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开始盛行。88年以后，换了天地，取而代之的是节制、理性以及平静中的不安，甚至是怀疑——核的阴影正在渐渐盖过地震，成为这个国家最难以预料的变量。
2011年对日本意味着什么？一切远未结束。但正如一位中国网民所说，这次地震对日本而言不亚于一场战争，为日本民众祈福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这个国家的强大。不说政府的整体调度，也不言稳固的建筑，不去目送赴死的援救队员，不去体会涉险报道的记者的心情；只为虽拥挤但有秩序的街道，只为逃离现场还记得拔掉电源的教师，何等的自信才有这份淡定！灾难会擦亮你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