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特色的民粹主义百年史
民众主义忧患
拉美特色的民粹主义百年史
空中俯瞰亚马逊，丛林绵延不见边际，地下有丰富的石油和矿藏。巴西的可耕地面积占世界的四分之一。 2007年在近海发现大型盐层下油田，使该国石油储量在拉美仅次于委内瑞拉。
到过巴西的人，每常惊叹于这里社会的多元，种族意识的淡化。非裔巴西人口超过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仅次于尼日利亚；日本国土之外，没有哪个城市的日裔人口比商业之都圣保罗更多；此外全国还有2500万意大利后裔、1000万德国后裔和1000万黎巴嫩后裔。在巴西的日子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在自我介绍时，都喜欢谈论自己的混血出身，很自豪也很自然。
如此庞杂的社会构成，如此丰富的自然条件，却曾被其领导人形容为“拉美病人”。药方是威权和社会保障的结合体，结果是一个特殊的民众主义和畸形的城市化发展。
“巴西人民是虚弱有病的人民，国家需要一个医生，亦即独裁者。”1930年上台的巴西总统瓦加斯如此宣称。
瓦加斯一方面限制工人政治权利，称“罢工是对劳资双方都有害的反社会行为，与国家的最高利益相违背”，一方面又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使工人获得了带薪休假、老年和残疾补偿、削减工时、最低工资制等待遇。
这样的民众主义是一种拉美特色的民粹主义。它不同于深具乡村特性的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而是反映了城市民众的诉求。工业主集团为了扩大国内消费品市场，需要适当增加工人的工资收入；同时，工业主集团为了对抗强势的大农场主集团，也需要与工人阶层结盟。这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和谐社会”。
在政治上，民众主义有赖于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向一盘散沙的民众许诺，给他们带来美好的未来，而心怀敬畏和感激的民众也愿意团结在拯救他们的领袖周围。
1937年，大权在握的总统瓦加斯建立了新的国家体制，号称“新国家”，取消了此前宪法中规定的三权分立原则；削弱议会权力；建立了总统领导下的法团制度，即政府在每个阶层或社会集团中仅仅承认一个全国性组织，如全国商会、全国农会等；取消一切政党——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当时的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拉美翻版。
在经济上，民众主义确立国家的计划和干预作用，建立贸易壁垒以保护民族工业；以财政赤字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加名义工资、控制物价，由此实现收入再分配。问题在于，这一政策忽视了财政赤字和通胀的危险，也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
同时，民众主义将乡村排斥在外，加剧了巴西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导致了大量乡村百姓涌入城市寻找机会。城市化进程远远超前于工业化进程，造成了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这样的大城市中比比皆是的贫民窟景观，直至今日依然如鳞伤遍体。
随着“二战”结束和德国、意大利的失败， 巴西政治精英们认识到“新国家”将陷入危机。1946年，他们在军方支持下迫使瓦加斯下台，自上而下恢复了民主制度，允许政党和各类自发建立的社会组织存在，总统和议员通过民选产生。
但是，新制度并没有改变民众主义的意识形态，诸多民主形式只是换汤不换药。比如，虽然宪法原则上承认了罢工权利，但是，各项立法又使得这一权利实际上形同虚设。
此后的一段时期，巴西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其中的许多问题。
巴西在1930年启动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在50年代进一步深化。这是一种将工业消费品由进口转为自主生产，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模式。
从1956年到1960年，巴西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8%，官方的宣传口号“5年等于50年”赢得了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前景似乎一片光明。
然而，一个幽灵也开始游荡，它就是通胀。
为通胀套上笼头
巴西为通胀套上“笼头”，走过将近50年长路，其间经历了多次政变、20年军政府、三位短命的财政部长和一场世界杯的胜利
2011年4月7日，欧洲央行宣布加息，巴西央行也随即发布通胀报告，表示有信心将年度通胀从目前的6%逐步降低到4.5%的预定目标。
从6%到4.5%看起来只是一小步，反映的却是巴西抗通胀的信心和能力。而巴西制服通胀，为其套上央行通胀目标和政府财政预算两大笼头，则走过将近50年的漫漫长路。这是一个“巴西式”跌宕起伏的过程，其间经历了多次政变、20年军政府、三位短命的财政部长和一场世界杯的胜利。
第一轮通胀始于上世纪50年代。
从1822年独立之后，巴西经济一直以咖啡出口为重心，以此赚取外汇进口工业产品。
然而，始于1929年的全球大萧条令咖啡出口锐减，迫使巴西在1930年启动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将工业消费品由进口转为自主生产，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也转而成为巴西经济的重心。
进口替代对中国来说并不陌生。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国和台湾地区，都曾在发展初期靠进口替代促进本国工业发展。亚洲经济从上世纪60年代起逐步转向出口导向，此后中国的腾飞也是一脉相承。巴西则没有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其政策失误更为高通胀埋下种子。
虽然能够生产大部分工业消费品，但巴西的资本、原料、中间产品和技术，大多来自进口，其“进口替代”只是改变了进口贸易的商品构成，而不是真正减少了进口。另一方面，“二战”以后，国际市场的需求波动，传统的咖啡等农产品出口已经远不足以赚取足够的外汇。
一个恶性循环由此开始。外汇不足，就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生产原料，导致国内供应不足，物价上升，引发全面的通胀。通胀又严重阻碍了出口，刺激了利润汇出，打击了外来投资，由此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巴西的通胀率从1953年的20.8%升至1959年的39.5%，1962年更升至54.8%。
当时的政府和社会精英非但没有恐惧，反而乐见通胀，甚至推波助澜。通胀支撑起经济发展的假象，赢得了百姓暂时的支持。什么要求都能满足，只需印钱。
从1956年到1960年，巴西在海拔超过1100米的内陆高原上，从无到有地建立了一座新首都巴西利亚，导致了巨大的政府开支。此外，国会通过法令，给公务员轮番涨工资。还有，为了支撑咖啡的价格，政府印钞票买咖啡。由于工人工资不随物价提高，通胀无疑有利于工业主集团和囤积居奇的商人。
然而，“免费”的盛宴终会结束。物价轮番上涨，国际收支危机终于爆发，巴西政府只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债。
在IMF看来，通胀和收支危机的原因在于，巴西进口超过了支付能力，公共开支超过了税收水平，信贷和工资的实际增长超过了全部生产的实际所得。因此，它要求巴西推行降低需求的经济稳定政策。这在现实中意味着冻结工资、降低进口补贴和紧缩信贷。
经济稳定政策得付出高昂的社会和政治代价。犹豫不决的巴西政府采取了拖延战略，中断与IMF的谈判，向国外寻求高利率的私人贷款。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1963年，经济衰落的真相终于无法掩饰；增长率从1962年的5.3%降至1.5%。IMF否定巴西政府反通胀的诚意，拒绝提供贷款。巴西政府已经无路可走。
经济局势濒于绝境之际，时任总统古拉特(Joao Belchior Goulart)宣称将要实行激进的左倾改革，必要时不惜解散议会，大量私营资产收归国有。古拉特的姿态不仅刺激了军方和上层社会，也令反对激进变革的中间派不寒而栗。
1964年3月31日，军方先下手为强，发动政变，废黜古拉特，推翻民主制度，成立军政府，要用威权将巴西经济引入正轨。
没有休克疗法
大举借债垒起来的“经济奇迹”，会有怎样的毁灭性后果？战胜2557%的恶性通胀，拯救巴西经济，又岂止“雷亚尔计划”这么简单？
“世界杯的时候，巴西人离心脏病发作只有毫厘之差。要是输球，经济崩溃、社会动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里约热内卢城中，面包山(Sugar Loaf)脚下一家餐厅里，巴西体育部官员冈萨乌斯(Richardo Leyser Gon alves)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坦言至此，面色严肃，丝毫没有玩笑。
里约热内卢即将举办2016年奥运会，2014年世界杯的球场也在紧张建设之中。
对于巴西人来说，世界杯的确可以创造奇迹。1994年，从不看球的卡多佐，为推销拯救巴西经济的“雷亚尔计划”，在新闻记者面前为巴西国家队摇旗呐喊。巴西队点球胜意大利，赢得大力神杯；如履薄冰的“雷亚尔计划”在升腾的国民信心中推出，从通胀中拯救巴西。
卡多佐当年被选为总统。这位社会学教授领衔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为巴西发展奠定基础，被卢拉政府延续至今。
卡多佐本是个勉强就任的财政部长。20世纪90年代初，巴西的恶性通胀像滚雪球一样急速膨胀。1990开始连续三年以月率80%的速度飙升，1993年达到了2557%的历史最高纪录。80年代末，政府在五年之间引入三种新币，全部失败。1992年当选的总统佛朗哥(Itamar Franco)在半年之内换掉三个财政部长，仍无起色。最后把外交部长卡多佐挪到财政部，成败在此一举。
“通胀的根本原因很简单：政府花的比赚的多。面对赤字，大印钞票。”卡多佐在回忆录中写道。
曾几何时，巴西人一度以为自己征服了通胀。
1964年军政府上台之后，强力推行紧缩政策遏制通胀。通过“第五号制度法”无限期关闭议会，所有宪法和人身保障均被终止，逮捕随意进行。与此同时，实施“生产主义” 的经济政策，最大限度提高经济增长率，容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军政府大借外债，发展重工业，兴建公共设施，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
从1968年到1974年，巴西GDP年均增长率为10.9%，成为拉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和世界第八大经济体。
但通胀并未远去，一直在蓄势待发。军政府治了财政超额支出的“标”，却保留了进口替代和举债发展的“本”。通胀反扑之时，势头更加猛烈，也更难治愈。
在巴西“经济奇迹”的背后，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型私有垄断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并驾齐驱，成为资本高速积累的受益者。与智利军政府以“私有化”为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不同，巴西军政府虽然一方面大力鼓励私人资本投资，但在重要行业依然以国家计划和干预为主，仅在1966年到1975年间，便新建国企210家，占巴西国企总数的60%。
军政府的发展战略并未突破“进口替代”模式，只是以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取代了轻工业。虽然军政府以货币小额贬值刺激出口，使出口向多样化发展，但巴西的出口依然以初级产品为主，并未像中国台湾、韩国等东亚地区和国家那样，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债垒起来的，而1973年和1978年两次石油危机打击下，国际初级产品需求和巴西出口锐减，债台高筑之下的巴西经济摇摇欲坠。1979年到1981年，巴西新借入的中长期贷款为380亿美元，同期还本付息竟高达390亿美元，陷入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
在国内，罔顾社会公平的“经济奇迹”，导致广大民众被排斥在发展之外，甚至连生活必需品都难以满足，以消费拉动经济持续增长更是无从说起。从1981年到1990年的十年时间里，人均GDP竟有五年负增长。20世纪80年代因此成为巴西历史上“失去的十年”，高歌猛进的经济骤然失速。
与低经济增长率、低投资率相伴的是高通胀。1979年，巴西货币供应量增加73.6%，当年通胀率首次突破100%，达到了110.2%，此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即使军政府悄然转型，1985年还政于民主，通胀依然挥之不去，而且愈演愈烈。
直到1994年7月1日，卡多佐在巴西实施“雷亚尔计划”(the Real Plan)。
有别于此前各项计划，新计划既不冻结物价，也不根据通胀情况调整工资和物价，而是首先平衡财政收支，继而出台“货币价值参照指数”(URV)，作为工资、物价和服务费用的变化依据，最后将URV升级为新货币——雷亚尔。以美元作为名义锚，雷亚尔与美元的汇率在1∶1附近摆动，实行“爬行钉住美元”的有管理的固定汇率机制。
“雷亚尔计划”成功的前提是，巴西由于调整经济结构，减少进口增加出口，已经有了400亿美元的贸易结算盈余，足以偿还外债的利息，为发行雷亚尔提供后盾。
1990年3月担任巴西总统、后因涉嫌贪腐被迫辞职的科洛尔(Fernande Collor)是1989年“华盛顿共识”的积极推动者。他启动了巴西的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对拉美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彻底终结长期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因目标明确、准备充分、执行严格，“雷亚尔计划”立竿见影。1994年下半年，由于内需激增，经济趋于强劲；通胀率当年下降至909.70%，1997年为7.48%；实际工资增加，民众重拾信心。
“雷亚尔计划”在大方向上和“华盛顿共识”一致，但在具体操作上避免了当时拉美、东欧屡见不鲜的“休克疗法”。
卡多佐之后，卢拉延续其经济政策，在自由主义经济之外又辅以社会发展的庞大计划，最终实现巴西经济发展与民生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