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丹带走了整整一个反恐年代
拉丹之死，使得基地组织失去了信仰目标与激励力量，其消亡指日可待。拉丹之死也意味着美国将更加全面地进行反恐布局转移，更多的美国军力会从伊拉克、阿富汗撤退，而美国将更加借助情报来保卫美国的全球势力。
文_安替 (国际政治观察员)
美国时间2011年5月1日，全世界都在等待夜里11点半多奥巴马总统的电视直播，听他对那些9·11事件死难者家属说，“拉丹死了”，“今夜，正义业已伸张(Justice has been done)”。这一天，恰好是布什总统在林肯号军舰上发表令人争议的“任务完成(Mission Accomplished)”演讲八周年纪念日。从某种意义上说，“拉丹死了”演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任务完成”，奥巴马也第一次被各派美国人视作一个真正的政治领袖。也正如9·11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反恐年代一样，2011年5月1日以后，世界历史将进入“后拉丹”时代。
拉丹成了过去时态，那么他身后的“基地组织”还是进行时态、准备伺机报复吗？反恐局势是更加紧张了，还是局面一片大好？无论是奥巴马本人还是国务卿希拉里都表示，拉丹之死是反恐战争的巨大胜利，但不代表美国反恐战争的结束，美国还会全力清除基地组织残余势力。
基地已死
目前最旗帜鲜明地乐观看待后拉丹时代的，是著名的国际政治专栏作家扎卡里亚，他的书曾被放在奥巴马的床边，他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中自由派的主流观点。
扎卡里亚认为拉丹之死就是“基地组织之死”，因此说这是基地的终结并不过分。拉丹领导下的基地组织本身并没有可以支配的全球资源，也没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它是一种理念，一种意识形态，由极具个人魅力的政治领袖拉丹领导，而且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行动(9·11事件)。当9·11袭击被全球谴责、10年内也因此引发了两场战争、耗费数千亿美元、牺牲数十万人后，9·11行动本身已经是绝对的恶。这10年，基地组织还苟延残喘甚至不时发动袭击，拉丹的不死传说起到了很大的号召力。
在基地跟随者的眼中，拉丹，一个王子般的人物，放弃在沙特的百万财富，不远万里来到阿富汗的山区窑洞里面，先是和前苏联的入侵者作战，然后是抗议阿拉伯世界的各国腐败政府，并且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事业，最后是指挥全球反美活动，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而且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联合阿富汗政府、巴基斯坦政府的追缴下，10年都安然无事，这似乎有神助般的效果。客观地说，拉丹是激励一些极端主义者被基地招募的主要信仰力量。
拉丹作为一个符号性的激励和号召，连接了全球的组织、消解了各派看法的分歧、安慰了成员挫败的失落。他的死亡，让这些都不复存在。一个失去了信仰目标的类信仰团体、一个没有了激励力量的非营利团体，其消亡是可以期待的。很多悲观的评论者指出二把手扎瓦西里等人还在，会继续恐怖攻击，问题是扎瓦西里并不能激励和感动那些敢死的信徒，他只是一个恐怖团体的管理者。拉丹死后，比较符合逻辑的事情就是树倒猢孙散，连新人都招募不到。
长期支持全球民主的扎卡里亚认为，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也将造成基地组织的瓦解—今年的中东革命。拉丹当年离开他的祖国沙特，开始在全球从事他的反苏反美事业，其最基本的逻辑是，阿拉伯政府在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支持下，极度腐败，无视民众诉求，已经无法代表阿拉伯人民的利益。他推销给阿拉伯人民的道路就是以恐怖主义打击西方，以减弱西方对阿拉伯旧政权的支持而制造推翻机会，然后再恢复极端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统治。塔利班在阿富汗的统治成为拉丹的样板工程。
今年初发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系列革命，突然让10年来折磨在反恐战争阴影下的民众发现了另外一条更容易走通的路，同样达到推翻腐败政府、让人民重新成为政治中心的目的，却没有那么极端、没有那么和西方作对、没有那么血腥和暴力。最重要的是，这是发自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国家自己的声音。在这场历史性的变革中，半岛电视台、Facebook、推特成为最强音，而基地组织完全不在视野中—那套恐怖主义的逻辑，在今年中东革命中，被民众彻底抛弃了。
因此在意识形态已经失信的情况下，再遭遇精神领袖的死亡，而且不是死于阿富汗的窑洞中，而是死于巴基斯坦城市的百万美元深宅中，基地组织将就此一蹶不振，失去了有效攻击世界的组织力量。
反恐转型
拉丹之死，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奥巴马领导反恐战争的战略是正确的。奥巴马不是一个反战总统，这次击毙拉丹也证明他反恐的坚定。但他和布什总统最大的区别是，布什在助手们的鼓动下，在反恐战争开始一年半之后，突然判定伊拉克才是反恐战争最大的目标，兴师动众开启了一场拖垮了美国的新战争，同时也减弱了追捕9·11真正元凶和基地组织的力量。
当奥巴马接手政权的时候，手头上已经有两场战争。他并没有实行逃跑主义，而是调整布什战略，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放弃“国家重建”等大而无当的计划，改成无人机攻击、和巴基斯坦反恐情报合作等美国投入少但回报重大的计划。奥巴马的确是个现实主义者，他也没有极富野心的新保守智囊，他想的就是，在美国经济全面衰退、国力已经被战争拖垮的当下，如何集中资源，专心完成目标，用管理学的话说，就是Get Things Done(把事做完)。
因此，反恐战争的首要目标被奥巴马定义成“抓捕击毙拉丹”。这一战略转移今天终于得到收获，反恐战争告一段落。美国会一直打击恐怖主义势力，但反恐战争作为一个名词，大概会从媒体的热点中消失了。
必须看到的是，拉丹之死也意味着美国将更加全面地进行反恐布局转移，更多的美国军力会从伊拉克、阿富汗撤退，而美国将更加借助情报来保卫全球的美国势力。当奥巴马宣布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调任国防部长，而前伊拉克、阿富汗战场总指挥彼得雷乌斯将军调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美国军队和情报部门的高度合作已经是题中之义了。
美国军力的回撤、情报力量的全球扩张，将全面改变世界的军事政治力量。打个比方，如果说以前的美国是喜欢出街巡逻、四处打击敌对力量的世界警察，未来的美国将是依赖情报和监控，关键时候依赖特种部队精确打击的世界警察。
超级大国美国的军事战略变革，也会带动世界各国的相应变革。在这个意义上说，拉丹带走了整整一个反恐年代，也让全世界重新出发。
中国战略机遇期不会提前终结
认为中国战略机遇期会随拉丹之死而终结的观点，过高估计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同时过低估计了这些年来中美共同利益的增长与利益协调能力的增长。
文_庄礼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
别误读“战略机遇期”
一个事件能否推动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转变？对此既不能过高估计，也不能过低估计。不能过高估计，是因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转换是由一批基础性、结构性因素所推动的，单一的表面事件无法有效支撑这个庞大的转折；不能过低估计，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同时会受到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影响，单一的表面事件发生于何时，这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时间刻度，但这个偶然性因素有可能会在时间上推迟或加速某个历史进程。因此，无论是对于9·11事件，还是对于本·拉丹之死，谨慎地评估其历史意义，都是很有必要的。
自9·11事件发生以来，许多关于国际事务乃至国内事务的分析文本，都会习惯性地套用一个“自9·11事件以来”的标题，似乎这起恐怖袭击事件把许许多多的历史过程(全球的、国家的、社群的、个人的)截然分成了两个阶段。现在，又有一些评论在试图寻找拉丹之死的历史意义，甚至有论者提出了“后拉丹时代”这个概念，此外在中国，也有一些论者忧心忡忡地认为拉丹死了，美国将会重新配置其全球进攻性战略资源来重点对付中国，中国以和平发展为目标的战略机遇期将提前宣告结束。
笔者认为，中国战略机遇期会随拉丹死去而终结的观点，来自对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的误读—视之为一个机会主义的暂时策略，而不是一个长期战略。2002年11月，在美国已在阿富汗战场上鏖战，同时又在准备对伊拉克发起军事进攻的背景下，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这个“战略机遇期”的提出，不仅是因为美国的全球进攻性战略资源重点转向反恐，还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场提供了良好环境，科技革命浪潮给中国带来了跳跃式发展机会；而且，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尖锐社会矛盾，也使得中国更需要一个和平、宽松的国际环境，以有利于集中精力来处理国内问题。战略机遇期国策的深刻含义，是中国政府确立了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个选择是坚定不移的。
别高估拉丹之死的历史意义
认为战略机遇期会随拉丹之死而终结的观点，也过高估计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同时过低估计了这些年来中美共同利益的增长与利益协调能力的增长，尽管中美之间在权力、意识形态方面一直存在着深刻矛盾。
首先，在近年来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共同议题中，反恐已不是一个排位靠前的项目。例如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时中美首脑会谈的主要议题是：人民币汇率、全球经济、朝鲜半岛局势、人权问题。中美之间的合作涉及贸易、投资、科技、教育、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全球公共事务与地区热点等广泛领域。同时，反恐也不是美国当前的首要任务，重振美国经济，改善民生，维持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体制中的领导地位，才是奥巴马现在要专注考虑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与中国的直接或间接合作。在2009年奥巴马首次访华之际，中美合作已有稳固的基础，双方已签署30多个政府间合作协议，建立了60多个对话机制。
中美之间已形成了全球最大的一个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决定中国战略机遇期走势的首要因素是中美之间已经产生的共同利益惯性，同时随着大国间和平处理彼此纠纷的机制、工具的日益改进，大国间的和平越来越容易维持。
其次，拉丹之死并不意味着美国反恐任务的结束和安全环境的改善，拉丹在国际反西方恐怖组织体系中的作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新一代恐怖主义领袖早已在负责实际指挥，更不用说导致反西方恐怖主义活动的社会土壤依然存在，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能以怀柔作为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重心，而是一味迷信军事手段，那么这种土壤仍然会时时刻刻滋生出大大小小的本·拉丹。
第三，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资源配置结构来看，即便拉丹死亡导致基地组织瓦解乃至全球恐怖主义活动走向低潮，也不意味着美国就可能腾出手来，转向对中国的战略进攻。美国的全球战略包袱是多方面的，如阿富汗与伊拉克的重建与稳定，伊朗、北朝鲜、利比亚、海湾阿拉伯盟国的动荡局势，巴以冲突等等，都将继续牵扯美国的精力。
当然，拉丹之死在时间上，凑巧地发生在美国对伊斯兰世界战略转变的过程中，这一事件有可能推动这个战略转变的步伐，特别是在美国国内，拉丹之死将使得民众更加倾向于要求政府，在伊斯兰世界减少乃至放弃武力而转向怀柔政策。从长远看，如果能妥善处理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美国将有机会重新配置其全球进攻性战略资源。这种从拉丹之死到美中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虚线推理，其可能性当然不能完全排除。
此外，拉丹之死，在时间上还凑巧地与阿拉伯诸国民变蜂起的新局势联系在一起，这一新局势一则可能释放更多的活动空间给反美势力(大多数遭到民众反对的阿拉伯政权都是亲美政权，甚至卡扎菲政权近年来也大幅度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并支持美国对基地组织的围剿)，一则也需要美国投入更多资源以应对民变之后阿拉伯诸国的权力洗牌，以确保新政权依然亲美。在此局势下，拉丹之死在美国中东战略棋局中的意义被冲淡了—美国将会在这一地区继续保持介入姿势，但首要敌人不是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恐怖主义组织，而是那些有可能借助民粹政治而公开参政、公开站出来反对美国的阿拉伯政党和政权，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就是这样的一个前车之鉴。
中国“黄金十年”与拉丹关系不大
拉丹走了，他颇让一些国人怅然追念，理由是他牵着美国穷折腾，而让中国获得了一个闷声发大财的“黄金十年”。有必要澄清的是，中国和平发展的这10年所依托的国际环境，是中国自己争取来的。10年来中美之间在加强合作、协调的同时，也存在许许多多的矛盾与冲突，美国对中国上升势头的遏制也并没有因为有拉丹存在就松弛了，只不过遏制的方法与冷战期间美国对付苏联的方法有所不同，是一种介入式、笼络式乃至合作式的遏制。而这种策略改变，同样不是因为有拉丹存在，而是由于整体的国际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
总之，中美之间这10年的和平竞争、和平共处与拉丹没有太大关系，它是由整体的国际政治生态与中美两国的利益需求所决定的。拉丹不在了，这种和平竞争、和平共处的趋势仍将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20年战略机遇期，现在这个机遇期已过了将近10年，那么剩下的10年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让中国和其他大国、周边国家都感到沉甸甸的。当然，中国政府已表示，将追求更加长久的战略机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