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旗飘扬：日本共产党的过去与现在
东日本制铁京滨钢管厂地方支部的三位日共党员
东日本制铁京滨钢管厂地方支部的三位日共党员
东日本制铁京滨钢管厂地方支部的三位日共党员
日共中央广报部部长植木俊雄
引子 敲开日共大门
赵忆宁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每篇有关日本共产党的报道在中国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从小说《蟹工船》再版的销量，到日共月增15000名新党员，再到《赤旗报》的政论文章“永远的马克思”……自2009年起，笔者便开始筹划对于日本共产党的采访。
我购买了能够买到的书籍和资料，包括“文革”期间的小报。阅读后拟定了八千字的采访计划交给日共方面。
一个月后，日共中央广报部部长植木俊雄(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发言人)传来第一次回音，说协助我完成采访“感到为难”。因为迄今为止，没有记者对日共提出过涵盖日共中央的所有直属部门的采访计划。植木部长说，7月份日共将面临日本参议院大选，恐怕难于如此密集地安排采访。
我给日共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对历史记录及对社会预见的愿望。一个星期后，日共同意了我的采访申请，与日共副委员长绪方靖夫(兼任国际局局长)见面，当面陈述采访意图。
2010年4月21日，我踏上东去日本的行程。
22日，我在日共中央本部见到了副委员长绪方靖夫。绪方曾在《赤旗报》当过记者，因阿富汗战地采访获日本新闻界的高度评价。
我向绪方副委员长说明采访意图：“中日两党很早就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中共有60多年的执政经验，日共虽没有执政经验，但同样是一个有凝聚力与核心价值观的政党。在这些方面，我想更多更深地了解这样一个政党。”
绪方听了我的叙述后，先是送给我十多本书，之后严肃地对我说：“写文章是您自己的事情。至于您需要了解和帮助的地方，我们全力帮助您。”
面谈后，植木部长拿着我的采访清单——照单全收，应允安排我想要见的所有人，并由他全程陪同。在此后的50天里，我采访了日共六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现任日共委员长和前任委员长)，六位日共中央委员，包括日共参众两院议员。与30多位日共普通党员，包括日共的秘密党员进行访谈，并参加了基层支部的党员生活会。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位日共党员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故事回答我对日共的未解之谜。
第一篇 日共党员的现实处境
1.身份的歧视
我首先拜访了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部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桥爪大三郎教授。他向我推荐了山崎豐子的《不沉的太阳》。
桥爪教授对我说，发表于1995年的《不沉的太阳》累计销量700多万册，真实地描写了日本共产党员在日本社会的处境。山崎丰子堪称日本的良心，而本书不仅是她对社会的针砭，更是深刻的期待。2009年《不沉的太阳》被改编成电影，耗资20亿日元，如此投资规模在日本电影史上少见。
《不沉的太阳》与其说是小说，不如称其为报告文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巨型企业国民航空(作者的摹本来自日本航空公司)工会委员长恩地，为了捍卫工作权益与飞行安全，发动和领导了日本航空界有史以来的首次罢工，带领工会与公司谈判并获得阶段性胜利，但随后不断遭遇报复。
曾在尼桑公司做高管的美和女士对我说，这本书是日本知识精英和大公司职员必看的一本书。当我质疑小说中没有明确恩地是日共党员的身份时，美和女士坚持认为：恩地就是日共党员的形象以及日共党员在日本大公司的真实处境。她的结论是，一、恩地有政治信仰并坚守理念；二、恩地是日本社会的另类，有悖于绝大多数人为生存的选择——趋于现实。
当今日本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如果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公开，其真实处境会是什么样呢？日共有1/2的党员以公开身份活动，他们是否和小说中的恩地一样？
绪方副委员长对日中两党党员在社会中的处境作了比较。“在中国入党以后，可以得到重视和提拔，甚至还可以得到好处；而日共党员正好与中共党员的处境相反，在社会中受到种种歧视，职务提升、涨工资等方面都要受到限制。”
在爱知县丰田市，我见到两名身份公开的日共党员，他们为我描述了“现实版”的《不沉的太阳》。两位日共党员都是丰田堤工厂生产一线的操作工人：59岁的酒井俊一衬衫的袖子高高挽起，脖子上围着一条擦汗的毛巾，真是一幅久违了的“工人形象”；而58岁的大桥博斜挎着一个小书包，时尚的头型透露着时代特征。
大桥博同酒井高中毕业后进入工厂，都有40年的工龄。他向我展示了工资卡，每月总收入42.48万日元。他说：“我是拿最低工资的人，如果当一个组长的话，可以拿到60万日元。”
我问大桥博，拿最低的工资与公开的党员身份是否有关系？
“当然有！我的年收入比同时进厂的人少200多万日元。我们在企业里受到歧视。” 酒井俊一说：“仅就平均水平而言，有40年工龄的人，退职金可以拿到2500万日元，而我只能拿1800万日元。”大桥博说。
酒井俊一说：“只要公开了日共党员身份，我们就会走一条平行线，直到退休，而其他人则是一级级往上走。”
当问及感受时，酒井俊一笑着说：“我24岁入党时已有相当高的觉悟，我是做好受歧视的准备才入党的。受到企业的歧视我并不感到耻辱，有时还以是共产党员受到公司歧视感到自豪。”
他们说，工厂里还有秘密身份的共产党员，所以他们并不感到孤独。
就在前一天，我采访了东日本制铁京滨钢管厂地方支部的三位日共党员。东日本制铁所于2003年由川崎制铁和日本钢管合并而来，京滨地区有14231名正式工人，不包括合同工与派遣工。
三位党员都是炼钢工人，他们告诉我，“在工厂里我们得不到提拔，干最脏最累的工种，不给我们涨工资，也不能住进企业的职工宿舍。”
京滨钢管地区党支部没有沉默，1973年，在企业内受到歧视的36名党员一起把企业告到法院，诉讼的理由是“对思想信仰与人权的歧视”。
经过15年漫长的审理，在临近判决的前期，经法院调解以日共党员的胜利告终。工人们告诉我：“和解时，社长亲自向我们鞠躬道歉。之后职工宿舍问题解决了，工资的差距也从原来的50%提升了一半，但仍旧比其他工人的工资低25%。”36名工人捐献出2.1元赔偿金购买了房子，成为东日本制铁所党支部的活动场所。
酒井俊一告诉我，工厂流水线上的很多工人都有关节病，还有的是内伤。日本法律可以申请劳灾(工伤)，因为厂方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所以承认他是工伤，但是其他人则不被厂方认定是工伤。
我向他俩提了同样的问题，受到工厂资本方面的歧视而坚持斗争，到底是为了什么？大桥博说：“为了追求人生的幸福，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所以在受到这些不公平待遇时，我认了！”
在千叶县流山市日共中央支部的会议上，我见到了党支部教育委员竹内和男，他30岁入党，是位有44年党龄的老党员。巧合的是他与《不沉的太阳》中的主人公恩地一样，担任过精工手表工会的执行委员长。
“我们实际上过的就是《不沉的太阳》描写的那种生活，因为一旦暴露身份，我们就会受到歧视，使自己陷于不利的境地。”竹内和男说。
2.日版“地下党”
据日共党建委员会负责人中井作太郎介绍，在40多万日共党员中，有近20万党员是秘密身份。只要是采访秘密党员，植木部长总是嘱咐我：某某是我们党的秘密党员，请你写报道的时候不要公布真实姓名和单位所属。
6月5日，我在日共中央本部采访一位女大学生，主题是“日本大学生为什么加入日本共产党？”植木告知我，“在学校里她的身份没有公开，是秘密的日共党员，现在她的年纪还小，还没有多少斗争经验，所以我们有责任保护她”。
小小年纪的这位学生，担任着一个著名大学的党支部书记，肩负发展新党员、领导秘密的学生运动、参加国会议员竞选后援、组织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而她的年龄与我的儿子差不多。一个在中国学习如何挣更多的钱(国际金融专业)，而眼前这个美丽的女孩，正经历着只存我们记忆中和父辈经历过的“地下秘密”工作的考验。
6月8日，我采访东京千代田区日共地区委员长関口达也。関口坦率地告诉我：“在政府所有的机构里面都有我们的党员，覆盖面是100%。全日本有代表性的企业和大学都有我们的党员。但我们的党员不公开的占多数，在国家公务员队伍中以及在大企业里面的党员，开展活动都非常困难。”
同一天，我们又赶到森田采访五十铃汽车一位被解雇的派遣工。小伙子只有20多岁，2006年6月到五十铃汽车工作，2年10个月之后被解雇(2009年2月)，与他同时遭到解雇的有1400名工人。按照日本《派遣法》的规定，只要工作3年以上，合同工可以自动转为正式社员，两者的工资差别有一半，前者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在车站旁一家咖啡店，小伙子对我说，他失去工作之后打零工，每个月只有18万日元的收入(最低的生活标准)，每个月还要给失业但是没有拿到年金的父母1万-4万日元生活费(日本规定65岁之后拿年金)。小伙子团结了10多名被解雇的工人开始与五十铃汽车打官司，要求转入正式社员，以及每人赔偿300万日元，但是尚未有结果。他告诉我，“我每天下班以后，要为党的工作，还要送《赤旗报》”。我发现，谈起如此困难的处境时，他一直在微笑。
“你为什么总是在笑？生活中还有什么是让你开心的吗？”我问道。
他回答：“因为我们在战斗！我有很多很多的伙伴，我们工人请的律师和我们在一起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