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共的政策主张
第二篇 日共的政策主张
1.抵抗“穷神”制度
一个既不属于宗教、也不属于鬼流的“穷神”在日本遭到喊打。被安置在小破庙里的“穷神”，男男女女一面对它拳打脚踢，一面大喊“滚开！滚开！”由于日本人的工资一减再减，失业率达到5.1%，满腹怨气的人们把不满发泄在“穷神”这块长着苦瓜脸的木头上。
5月16日，我在东京千驮古车站遇见了日本民主青年同盟新宿地区委员会委员长铃木史之，她带领50多名青年团员参加日共召开的青年大会。她告诉我，来参加大会的人中有50%的人已经完全失业，还有一部分人目前是派遣工和临时工。
小泉政权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使日本国民的生活状况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由此被称为“穷神”制度。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劳动用工制度。近年来，到处都有派遣工，他们不仅仅是拿低工资和“免费加班”、随时遭到解雇，甚至在企业里面连名字也被取消了，常被称呼为“那个派遣工”或者“讨厌鬼”。在同一个公司内，派遣工甚至不能去食堂吃饭。这种从雇用待遇的差别向人的等级差别快速地在日本蔓延。
在他们之中，尤以“日派遣短工”达到不稳定的极致：日派遣工的合同只有一天，不知道第二天能不能有工作，或者到哪里去。一旦在派遣公司登记，派遣人员的手机将收到集合时间和工作地点的短信。他们持续的过着不知道是否有明天的日子：人生怎么办？结婚怎么办？日派遣工无论是否为重体力劳动，一天能拿到手里的薪水只有6000-7000日元。在日本一个像样一点的盒饭也要3000日元。因为日本十五岁至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中有一半都是非正式员工，派遣工制度导致80后、90后们看不到未来。
除日本共产党以外，其他政党都大多同意将派遣劳动范围扩大至普通岗位，并强制执行。只有日本共产党在国会为派遣工们争取与正式员工同等待遇并转为正式工，于2009年5月21日公布了《劳务派遣法修正案》，在国会强力推动针对该项修正案的讨论，以便达到彻底改弦更张的目的。日共一次次地呼吁超越党派之间的分歧而形成共识——彻底修改《劳务派遣法》。日共志位委员长就曾在国会质询福田前首相。日共的国会议员们一次次地在国会上质询丰田汽车公司、佳能、松下电器、东芝、NTT这样的大集团公司。
日共认为，《劳务派遣法》是导致劳动工人逐渐向非正式化和贫困化发展的元凶。但是政府的修正案完全偏离了他们的期望，目前的情况是，政府提案甚至将实施时间由前三年推迟为前五年。为了彻底修改《劳务派遣法》，日共前所未有地扩散舆论，宣传其政治主张，并且开始具体行动。
在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日共议员大門实纪史就日本电信公司中劳务派遣人员的转正手续问题发表了意见。该公司竟然将直接聘用的合同工变更为劳务派遣人员，假如拒不同意变更隶属关系就会被解雇。大门随即进行了深入调查，在3月份举行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日本邮政集团中有21万人属于非正式员工，占到了职工总数的一半，其中大多属于派遣劳务人员，连续三年以上得以续约的劳务派遣人员多达12万人，他认为这些人都应该尽快予以转正。邮政部长龟井静香说：“我原先根本就不知道邮政系统竟然存在如此恶劣的事情，共产党的调查能力着实值得信赖。”
日共中央组织部长中井作太郎告诉我，2009年以来，日共不再只是宣传自己的主张，开始直接就派遣工问题与大企业交涉。志位委员长跟五十铃汽车公司进行交涉，代表工人要求他们把派遣工的身份改变成正式员工。五十铃汽车公司社长做了承诺，已经把超过3000名派遣工人变成了正式工人。在日共与社会的强大压力下，丰田汽车公司的代表亲自来到日共党总部拜访志位委员长，并向日共领导人保证，他们在公司里面一定会根据《劳动法》对待工人。
2.推动增加家庭收入
修改派遣法、声援中小企业，反对降低法人税……日共所做一切的目标所指就是日本的大企业，它们一直是日共批判与抨击的对象。
我采访志位委员长的时候，他给出一组数字：十年间，日本大企业的利润从15万亿日元大幅度升至32万亿日元；而劳动者的报酬却从279万亿日元大幅下降至接近253万亿日元；大企业的内部保留从142万亿日元急剧增长至229万亿日元。他反问我：利润在哪里？积蓄到了哪里？
他说，这十年国内有形固定资本投资(以机械、工场、土地等设备投资的形式存在的内部保留)完全没有增长，而日本在海外企业的股份则急剧膨胀。在日本国内，这些大企业从劳动者和中小企业所榨取的资金，既不回转为国民收入或国内投资，而是转向海外存储。
这种制度，使内需和家庭收支不断萎缩，终使日本成为“停止增长的国家”。 号称“全体中产阶级”的日本开始出现难以愈合的贫富差距。越是有钱人，税率越低，收入超过一亿元的所得税税率却开始下降。
日共党建部长中井作太郎对我说，目前日本普通民众最大的问题是社会安全系统遭到破坏，表现在福利与医疗制度方面，国民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国民现在最大的不满是关于《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后期高龄者指75岁以上老人)，民主党在八个月以前大选时承诺废除《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执政以后却放弃了承诺。现在很多高龄者遇到生活上的困难，日本国民需要建立新的社会安全制度。
在这种背景下，日共在党的第22届党大会上提出，如果不将经济政策的支柱转向支持家庭开支，日本经济就不会有将来。日本经济发展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日共誓言，为了摆脱“失去的二十年”，为了维护国民的正常生活，必须要转变这种唯利是图的资本积累方式。
对此，日共不仅出台了一个全面完整的政策框架——《成长政略》，而且发表了《日本经济的宣言》，最近又提出了《五个经济建议》：
——体面雇佣规则—向劳动者返还利润
——制定大企业与小企业公平交易的规则
——再造农林水产业—以粮食自给率提高为目的的真正的政策转换
——社会保障—从削减向真正充实转换
--财源问题—对军费和大企业、大资本家优惠税制动大手术(制订出约12万亿日元的财政收入来源)
这五项建议被日共称为“社会大义”纲领，涉及到雇佣、中小企业、农林水产业、社会保障、财源五大问题，要“一个个地解决”，目标是让日本经济在健康的发展轨道上运行，实现“日本经济内需主导、家庭收入主导的发展模式”。日本共产党向社会发出呐喊：要团结起来共同斗争，要带着坚定的信念取得胜利。
第三篇 “纯”与“直”：日共的结构与建设
1.唯一不接受政治献金的政党
我的朋友田中先生不是日共党员，一次聊天时我问他，日本社会对日共最主要的评价是什么？惜字如金的他给我两个字：“纯”、“直”。
选举政治是民主国家政党制度的核心，竞选必然需要金钱铺垫，而大企业赞助政党选举不是免费的午餐。日共没有自己获利的产业，加上1988年一直在野，更没有权钱交易的可能；整日被日共痛骂“丧失社会良心”的大企业，也不可能给日共政治献金。而且长期以来，日共一直拒领中央财政拨付的“政党助成金”。日共靠什么得以生存？日共的财政如何运行？
日共财长大久保健三告诉我日本共产党的财政来源：“我们主要的收入有三个渠道，一是党员的党费；二是赤旗报与出版事业的收入；第三是党员们的捐赠。从日共中央财政来讲，这三项收入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一，我们党的所有活动经费都来源于这三笔费用。”
目前日共有党员40多万人，这40万党员所交的党费是日共三个主要来源之一。40万党员在各自工作和学习的场所不断的地扩大《赤旗报》的订户，160万份《赤旗报》订购收入是第二个主要来源。聚集在日共周围的支持者和同情者有130万人，投票支持日共的有400多万人，这些支持者和宣传者的捐赠，成为日共的第三个财源。
我问到，他担任财长10多年来，手头是宽裕了还是紧张了？
大久保坦率地说：“是紧了。以《赤旗报》的收入来说，年纪大的订报者去世的人多了，加上因特网的存在，直接阅读报纸的人逐渐趋向于减少，这是我们财政收入减少的重要原因。”但是大久保财长信心满满地认为，近期不断地有新党员加入进来，《赤旗报》的读者会不断地增加，党费也会增加，捐赠也会增加。
1995年日本国会通过严禁企业给政党捐款的法律，实施按各政党在国会议席的多少和得票率从国库拨款措施，称“政党助成金法”。自该法通过15年来，日共是日本所有政党中唯一没有收取政党助成金的政党。
大久保财长向我提供了政党助成金各政党领取的详细数据表，该数据显示，自1995年到2009年的15年中，自民党累计领到政党助成金2260亿日元，公明党350亿日元，民主党1208亿日元，社民党211亿日元。15年来中央财政已经支付政党助成金总额为4715亿日元。而日本政府在2008年对策金融危机时实施所谓的经济刺激计划，只有24.4万亿日元。
按照在国会两院议席的席位，2009年日共可以领取15亿日元，如果累计计算，15年中日共拒领和放弃了250亿日元助成金。日共为什么不领取呢？是钱太多了吗？
大久保财长告诉我，“在上一个财政年度，日共的财政收入是249.61亿日元，也就是说，日共所放弃的250亿日元政党助成金相当于一年的财政收入。自民党去年的自有收入才300多亿，民主党是142亿，我们共产党比民主党多多了。当然各个政党的财源不一样，但是从数字上来看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日共一直呼吁废除政党助成金，另一方面却不辞辛苦筹集资金，因为日共认为“政党助成金”制度合“法”不合“理”。大久保财长说，在日共看来，助成金是一个瓜分国民税金的手段，对国民而言，向一个自己并不支持的政党进行强制性募捐，实际上是剥夺人们思想信仰的自由。
就日共的财政支出，大久保财长披露，去年日共的选举支出是7.3亿日元。2007年的选举，民主党选举费用支出是11.8亿，自民党是7.6亿，日共是6.3亿日元。可以看出日共加大了选举费用的支出。
“从委员长到一般党员，我们没有专车的概念，日共不分职位高低，工作需要的都配车，但不是专车。委员长、书记长和高龄干部他们使用车的频率比较高，但也不是专车，工作完成了车就回来了，不是为个人服务的。只有委员长和书记长用车接送上下班，部分原因是保障安全”。
大久保说，他担任财政部长十年来看得见的最大政绩，就是建设了党的本部大楼。“大楼的全部建设费用一半来自全国各地党员和支持者捐赠，另一半是党多年来的积蓄。尽管我们没有拿政府的助成金，但是来自于人民和党员支持的费用基本上和执政的民主党的收入是差不多的。”
大久保说，建大楼时差40亿日元，但他们没向银行贷款。“我们既不接受大企业的捐赠，也不接受大企业对我们的帮助，借款某种程度上也是援助的一种形式。”
2.规律委员会：日共的“中纪委”
如果拒领“政党助成金”说明日共的“直”，采访日共规律委员会(相当于中共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可以看到日共的“纯”。
采访规律委员会我期待已久。这个委员会对日共党员纪律的红线与底线在哪里？加之这个很少向人敞开大门的部门，本身具有一分神秘。规律委员会委员长山岡辰夫(同时任日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相貌威严，1.8米高的个子且消瘦，尤其是那犀利的目光，酷似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捷尔任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再生。首次见面没有寒暄，且不容置疑地给我上了一堂《日本共产党规约》(《日本共产党党章》)的课程。
“首先你要了解《日本共产党规约》”，他拿出一本准备好的《日本共产党第25回大会决定集》(2010年1月13日召开)，翻到第121页并推到我的面前说，“我们共同学习一下。学习完之后，您再提出您的问题。”
按他的讲解，规律委员是由中央委员会全会任命的组织，现在由他和副主任等八人组成。主要的任务一是对党员违反纪律情况的调查和审查；二是对违犯纪律党员的处分以及被处分党员的申诉。这些活动都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向党代表大会和工作委员会提出报告，并通过决议。
而贯彻《规约》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的决定要经过民主的讨论，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关于违规处分的规定，要根据事实慎重地处理。在对党员进行处分时，除了特别情况以外，组织要给予受处分的党员以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对党员进行处分要经过党员所属支部党的会议以及全体会议决定，同时经过上一级领导机关的批准。
20多分钟《规约》的讲解之后，山岡辰夫说：“第25次党的代表大会以后，也就是从2006年到2010年之间，关于对党的路线、党的纲领提出不同意见的、违反纪律的案子一个都没有。集中在社会上违反了道德或者作风的案子占到90%，对党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
“规律委员会对处分党员非常慎重，对违反社会道德案件的揭发以及处理更为慎重。党的机关干部违反纪律，将引起党员对领导机关的不信任和不满，其中包括男女关系、贪污、工作态度粗暴和个人品行四类问题。提拔领导干部时都作为审查的内容。对此我们是有教训的。”
我试探性地问，“如果在不保密的情况下，您能不能告诉我日共党员违反纪律以及处理的情况？”
“具体的数字不保密。近四年中，我们处理了300件左右的案件，主要处理的有贪污、诈骗，还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问题。处理的对象主要是领导机关的干部，不是普通党员，还有分散在各个民间团体里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这些党员干部因为在第一线，又在人民当中有影响力，所以要对于他们进行严肃处理，这对于严肃党的纪律非常重要。”
“我们还没有取得政权，在复杂和激烈的政治斗争当中，我们不得不考虑，如果把党员违反党纪的情况向全党和国民公开的话，可能会带来副作用。但是，我们一定会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会报告。”
“您方便告诉我在300多件贪污案中最大与最小的贪污金额是多少吗？”
“最高金额是1千万日元，折合人民币是70万元。有的金额并不大，最小的金额为3万人民币，但是品质恶劣、手段恶劣，被开除的也有。主要是在民间团体里的活动经费。”
“四年中处理的300多件案件中，职位最高的是哪一级领导干部？”
“在这四年中，没有一个中央委员违反纪律的。地区的各个支部、各个都道府县第一把手和委员长也没有，包括副委员长也没有。但是有委员和其他党的工作人员。党的总部工作人员出现问题的很少，因为本身工作人员就很少，再者，能够选到党的中央机关工作的党员都是觉悟比较高的。”
“我还有一个疑问，规约中提到党员要遵守社会的道德和市民的道德。关于男女关系的问题，日本社会不是对此比较宽容吗？”
“市民道德问题当然包括反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是伦理道德问题。如果一般老百姓对性无所谓的话，可我们是共产党啊！如果你不是党员没有人管你，但你是日本共产党员。日共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特别重视的，绝对不能允许有情人、婚外情和包二奶。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步是进行批评教育，改正了就不予处分，不改，坚决开除！”
在结束采访收拾设备时，我对他讲，有两件小事对我触动很大，也印证了日共纪律的严肃性。第一个是广报部部长植木先生一直都在陪我到各地采访，有时采访结束正好是吃饭的时候，我多次请他一起吃工作餐，他都谢绝了。第二个是，当诉愿委员会负责人接受采访后，我送了一个小礼物，但是他询问部长是否能够接受后才收下了。
山岡辰夫对我说，“我们日本共产党没有接受礼物和被招待的习惯。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私人朋友，很亲切的关系，那另当别说，但是工作关系是不行的。”
“我有的时候也跟植木先生一起到外面喝两杯，”他微笑着对坐在旁边的植木先生说，“这只是我们俩的个人关系，跟工作没有关系。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观，来获得幸福感。”长达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采访尾声，终于看到了他的笑容。
3.诉愿委员会
红股有二是日共中央诉愿委员会负责人，也是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该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内似乎没有完全能够对应的机构，总而言之，它是一个党内的监督部门。
红股有二语言和蔼举止有礼。他介绍说，诉愿委员会于1970年7月日共第11次代表大会建立。诉愿委员会委员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任命，委员会一共有6名委员，其中三人是专职的，三人是兼职的。该委员会接受党内外提出的申诉。
“我们的口号是在理性和人性的基础上建立的共产党，所以诉愿委员会的宗旨是在理性与人性两个方面进行工作。诉愿委员会处理案子讲究六个字——迅速、准确、负责。诉愿可以用各种形式，包括写信，电话申诉，所有的都有记录。”
红股有二介绍，诉愿委员会首先要了解申诉人到底想说什么，之后，再调查申诉者提出的问题是否属实。然后我们既要会见申诉者，也要约见被告者。诉愿委员会不是关门办案，而是吸收各个相关部局的集体智慧提出解决方法，但是最初的判断由我们诉愿委员会提出。如果解决不了，或是问题重大，我们上报到书记局，甚至常委会，要得到党中央领导或者书记局的指示。”
“在党的23大至24大期间提出的申诉案件有220多件，来自党外的申诉占10%左右。诉愿委员会成立40年来，一共接受申诉大约有9500件，不到一万件，年平均申诉有230件左右。大部分申诉的包括：一是党的领导人不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二是不答复人家提出的意见。这当然有客观原因，可能工作忙什么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造成了党员或者是党外人士对我们的不满。三是人们提意见后他不高兴或者发脾气，或者答复时不谦虚、态度粗暴；第四就是一意孤行。第五是不守信誉。第六就是做错了事情也不认错。不管怎么样都是不尊重别人，最后导致申诉。”
“我看全部是属于工作作风这一类的？”
“是，基本上都是态度、工作作风的问题。诉愿委员会每解决一个案例，申诉的人都会感到非常高兴和痛快，当然，申诉人满意了我们也就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