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区有“绊”
尾岛春夫是负责“寻找记忆”志愿者的队长，主要负责在废墟里找到照片、证书、奖状等，洗干净然后送到遗物认领中心供人认领。他说自己能感到废墟里的照片在呼唤他：“叔叔”“爷爷”“我在这里”，他循着感觉总能找到照片。
日本财团会长笹川阳平，现在是日本民间公益活动的领军人物。
关志雄
过去16年中，日本民间救助力量在大大小小的救灾中已经日渐成熟
本刊记者/孙冉(文) 甄宏戈(摄影)
(发自东京)
“绊(中文为情义)”是在日本东北部灾区看到最多的一个字，抱着不同想法来到灾区的志愿者，却最终都汇聚在了这个字下。这背后是日本自1995年阪神地震的志愿者元年开始，日渐成熟的民间救助力量。
“绊”的救援
年过六十的黑泽司是个酷老头，他总是穿着一件背后写着“绊”的上衣，头上扎着毛巾，戴着黑色的墨镜，一副随时准备奔向灾区现场的打扮。不论他到哪个救灾点，志愿者们都会热情地叫他一声“老大”。
他确实是灾害志愿者领域的“老大”，自16年前阪神地震开始从事灾害志愿者工作后，他就一发不可收拾，辞去了东京写字楼里的工作，常年活跃在日本大大小小的灾害现场，俨然一位职业灾害志愿者。
2008年中国四川大地震时，黑泽曾带着日本的“绊”们一路到了四川，为都江堰﹑绵竹等灾区筹集了许多大型作业机，用来清理房屋倒塌造成的废墟。在帮助当地灾民清理废墟的同时，还培训当地的民间救援组织如何开展救援工作。
他现在的身份是日本财团的灾害志愿者顾问。6月12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石卷市牡鹿半岛见到他时，他正带着100名从东京来的大学生清理一个小渔港。
这些大学生往往一腔热血想为灾区做些什么，但又不知该从何处做起，日本的财团就定期组织他们利用周末时间前往灾区做志愿者。虽然只是一两天时间，但组织严密规矩不少。本着只为灾区奉献不索取一分的原则，每个志愿者都要自带干粮和帐篷。到达灾区后，黑泽还要给这些大学生们进行各种指导，大到进行各种清理作业的注意事项，小到如何与灾民进行沟通。
虽然已经距离地震发生3个月，这里依然遍布了各种海啸侵袭过后的废墟垃圾。因为受损情况并不严重，这里不属于负责清理海啸废墟的自卫队的工作范围。
“这样的工作正好交给志愿者来做。”黑泽说。作为领队，他对于石卷市的受灾情况了然于心，哪些地方是自卫队们会处理的区域，哪些是注定要被忽略的。多年的经验积累下来，他的判断往往比自卫队还快。
地震发生11天后，他已经开始带领志愿者们清理被海啸冲击的学校，为无家可归的人们腾出可以避难的地方。而与此同时，政府派出的大量自卫队﹑消防队﹑警察还在继续寻找行踪不明的灾民，在地震刚发生一周内，仅石卷就有1万人行踪不明。
在志愿者中间，也有着当地市民的身影。67岁的高桥家就住在渔港附近，看到志愿者们在这边辛勤作业，他也受到了鼓舞，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中。黑泽说，地震之后，由于过于惨烈，许多灾民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呆呆地望着大海，不知该如何面对眼前的一切，而志愿者们大量的到来，也让高桥这样的灾民突然醒悟了过来。
“虽然这个周末很辛苦，但是看到渔港被清理干净了，心里很高兴。”后藤大介告诉记者，他是东京一家剧团的临时演员，因为不景气，剧团已经快要和他解除和约，未来毫无着落，但他还是想要到灾区做一次志愿者。“只为想要一份体验吧。”他说。
黑泽开着车绕着海岸线公路走了一圈，一个渔港前堆起了高高的鱼泵，“那些都是五一黄金周时，志愿者们一个一个从海里捡回来搬过去的。”黑泽说，眼看着这个渔港恢复得差不多了，渔民们离重新出海打渔的那一天不远了。由于此次地震带来的影响主要来自海啸，迅速清理垃圾让一切尽快恢复正常，是志愿者们做得最多的工作。而在地震发生伊始，一切陷入瘫痪，最初的志愿者工作却是五花八门。
黑泽常年住在宫城县，地震发生后，身在第一现场的他迅速通过博客向全日本的志愿组织发出呼救：停水！停电！没有汽油！物资运不进来！灾民快吃不上饭了！
最先动起来的是在阪神地震时蓬勃发展起来的神户和京都的志愿者组织，地震后第4天，就开着满载物资的4个大卡车向着石卷方向赶来。那时，福岛第一核电站正处于有可能核爆炸的最危险阶段。整个灾区汽油供应短缺，超市食品被抢购一空，轨道交通中断，高速公路禁止通行，各国使馆派大巴撤离本国灾民，灾区一片混乱景象。
在地震之后第11天，物资终于陆续送到。黑泽开始带着最早一批志愿者清理避难所，为吃腻冷饭团的灾民炒大锅饭，给灾民理发。当日本财团提供的大型净水车、作业拖拉机等设备陆续运到后，他开始带领志愿者帮助被海啸冲了家宅的灾民清理垃圾。同时，石卷市志愿者中心在石卷专修大学设立，黑泽和他的志愿者兄弟们，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
志愿者救灾已经写入基本法
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时，共计有130万志愿者进出灾区，极大促进了日本NGO及志愿者活动的发展，由此1995年在日本被称为志愿者元年。
与政府迟缓的救灾行动和僵硬的应对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年，自卫队是在3天后才进入灾区救援，而大批志愿者在地震发生后迅速进入灾区，平均每天活动人数高达2万人。因此，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比政府和军队更可靠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有丰富救援经验的救灾志愿组织。
阪神大地震时，大批志愿者密集涌入灾区，缺乏组织和协调者，在避难所，公园，政府机关附近的空地上，到处都是志愿组织大大小小的帐篷。周围建筑物的墙上，贴满了各种手写的告示，有的写着“在某某处可以洗澡”“有缺婴儿用品的请打声招呼”，还有的写着“帮您搬东西”“帮您照顾您的宠物”“免费帮您收拾房间”等。
那时为了协调志愿者的工作，临时成立了摩托队，每天穿大街走小巷，搜集各种信息，然后集中到联合会总部，彻夜整理。第二天一早，什么地方需要几名志愿者做什么的单子就会贴满墙壁。赶来的志愿者只要把自己的名字和参加类似活动的次数写在粘性纸条上，贴到看中的单子上即可。单子上要求的人数满员后，联合会工作人员就召集报了名的志愿者开一个简单的会，由参加活动次数多的志愿者作骨干，派往现场。
在阪神大地震之后，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支持志愿领域成长的政策，志愿者相关的法规也随之出台。志愿者的救灾活动被写入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中，法律中明确写明灾难发生后，灾区该如何接纳各种志愿组织，以及其相应的工作职责。这些都在过去16年中数次大大小小的灾难中被数次实践。
本次“3·11”大地震发生第二天，日本政府就在东京成立“震灾志愿者合作室”，这是政府的一个窗口。各个行政机关的工作、与相关国际组织的联系、对外信息的发布等，都由这个窗口负责。同天，宫城县的志愿者中心就已经启动，开始收集受灾情况。
地震后第5天，宫城县内最大规模的石卷志愿者中心也建立了起来。石卷市社会福祉协会和石卷灾害复兴支援协议会是志愿者中心的牵头人，他们负责听取来自灾民的救援要求，并由他们负责出面协调志愿者和自卫队﹑消防队﹑警察之间的救援分工。
首相辅佐官﹑日本众议院议员什元清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是日本政府首次设立志愿者担当大臣，这本身就说明了国家对这一个领域的肯定。而在她看来，自己的工作是把来自志愿者那里的各种需求，该如何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反映。
地震发生后的这3个月，什元清美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灾区的志愿者活动中来。为此，她奔波于各个志愿者中心之间，听取志愿者们的需求。还以政府的身份，为志愿者们争取到新干线的折扣票，免费的高速通行证。
“我们强调的是政府与志愿者之间的合作，而不是让志愿者为政府打工。” 什元清美说。
目前，日本东北灾区的志愿者中心，岩手县有20个，宫城县有13个，福岛县有30个。截至地震后百日，仅宫城县就有20万志愿者的活动记录。
如日本财团这样的NGO、NPO组织也在地震后迅速行动起来。日本财团在3月份就已经向有家人去世的灾民现场发放了一人5万日元的救济金，向因为海啸而毁损严重的渔民们，提供最高1亿日元的15年无息贷款。这些都是政府打算去做，却因为要在国会批准预算，出台复兴法，而迟迟无法做到的。
“作为非政府组织就是要行动比政府快，带给政府压力，从而促使相关政策早日出台。”日本财团会长笹川阳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地震刚发生时，因为通讯交通处于中断的混乱状态，日本财团还帮助石卷市建立临时广播站，播出每天重要的救灾信息，告诉灾民到哪里去领食物，去哪里领救济金。而当广播站建立起来，却发现灾民手里没有收音机，日本财团又火速从中国购买了3万台收音机，发到灾民手中。
“政府负责给灾民盖简易住宅，送食品生活用品等维持基本生活，而非政府组织要做的是细化各种救援的层面，比如给女性准备卫生用品，给孩子准备学习用品，给老年人准备药品。”川阳平说，“政府的灾后重建始终有结束的一天，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正是我们永久的事业。” ★
从“中国＋1”到“日本＋1”
与以往不同，今后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新投资项目，将会从低端领域向高端领域集中
文/关志雄 翻译/孙冉
东日本大地震及随之而来的海啸﹑核泄漏问题，对日本东北地区为主的基础设施和工厂造成了巨大损失。部分零配件制造商被迫停产甚至歇业，这直接导致了汽车及电子产业为中心的产业供应链的断裂。此次影响，不仅局限于日本国内，甚至波及海外，包括以“世界工厂”闻名的中国。
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是最大的进口来源国，特别是在零配件和原材料方面，中国对日本的依赖性极大。受日本大地震影响，4月份日本对华出口同比减少了6.8%，其中原料产品同比减少10.9%，电机机械同比减少11%，运输机械则发生大幅度下滑，同比减少40.5% (以上数据均出自日本海关统计，以日元计算)。由此，一些在中国的日资企业也不得不进行减产。
虽然中国在短期之内受到的是日本大地震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日本企业为分散风险正在加快将工厂向海外转移的速度，中国有望成为投资首选。
以往，很多日本企业因为担忧一直不稳定的中日关系，为了减少风险，在投资中国的同时，往往还对其他国家也进行一定规模的投资，这就是 “中国＋1”的战略。
但是，通过本次地震，日本人开始意识到生产设备集中于日本国内，也存在着相同甚至更大的风险。再加上核电站停止发电等带来的供电不足，部分企业开始摸索“日本＋1”战略。
201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开展了“关于恢复振兴东日本大地震后的产业供应链以及产业空洞化实际情况的紧急问卷调查”，对于“考虑到地震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性影响，今后是否有可能加速产业供应链的海外转移”的提问，回答有可能的企业占69%。
对日本企业来说，中国虽然存在许多问题，但仍是最为理想的投资对象国。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在大地震发生前所做的“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事业发展动向——2010年度海外直接投资调查”结果显示，在“开展中期(今后3年左右)事业最为理想的国家或地区”(复选)提问中，中国的得票率为77.3%，比上一年度还要高出3.8%。
这项调查中还显示出不少对华投资问题，如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法律法规的执行不够透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等。此外，2010年9月发生的钓鱼岛事件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使参与问卷调查的企业中，有43.8%认为风险分散非常重要。
然而，在 “当地市场的未来发展潜力”“廉价劳动力”“作为组装厂商的供应基地”“廉价的零配件和原材料”等方面，中国获得了好评。经历了大地震，日本企业出于恢复产业供应链和分散风险的考虑，认为工业基础稳固，且距离日本近﹑物流成本低的中国，较其他竞争对手更具魅力。
与以往不同，今后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新投资项目，将会从低端领域向高端领域集中。为此，中国也正在把握此次可推进产业升级的良机，纷纷吸引日企投资。 ★
本组文章在采访中得到了川和平财团川日中友好基金的协助
关志雄简介
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东京大学经济学博士；1986年， 进入香港汇丰银行工作，担任总行经济调查部经济分析员；1987年加入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现担任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过去数年，曾因准确而超前地预测了人民币汇率升值、中国资产膨胀等中国经济议题，关志雄的中国经济研究在日本备受瞩目。他说：“中国必须借鉴日本的教训，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