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为什么走上了暴力革命之路？为什么和平变革之门未能打开？

　　8月22日，反对派攻陷的黎波里，标志着持续近六个月的利比亚战事进入了最后阶段。目前，反对派武装正在搜捕卡扎菲，其结局很有可能与萨达姆类似，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被从某个洞穴中揪出，连同他那些曾经煊赫一时的家族成员，被送上正义的审判台。

　　卡扎菲家族权力体系的轰然坍塌是今年以来在北非地区发生的第三起重大事变，前两次分别是1月的突尼斯和2月的埃及。与前两者总体上的和平性质不同，卡扎菲家族权力体系的瓦解是通过暴力革命完成的。因此，卡扎菲的结局，也将会不同于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和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

　　在卡扎菲时代终结之际，有必要追问，为什么这个国家走上了暴力革命之路？为什么和平变革之门未能打开？

　　著名政治学家阿伦特指出：“或者应该知道，每一次权力的减少，都是一次对暴力的邀请——那些握有权力以及感觉到权力正从手中流失的人，不论是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已发现，难以抗拒这种用暴力取代权力的诱惑。”在这里，暴力和权力的区别，缘于是否拥有合法性，具体地说，就是权力是以权威为基础的，而暴力则没有这个基础。当权力的权威基础完全丧失之后，它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暴力。

　　1969年卡扎菲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时，泛阿拉伯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他提供了合法性。他属于那种“超凡魅力型领袖”。在那个时代，他的治理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他推行的政策，也确实曾给国家带来了希望、尊严和发展。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民主化改革运动，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发展理念已经无法适应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了。“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改革洪流中。反观卡扎菲，他却选择了十分怪诞的方式回应这两波全球改革浪潮的挑战，在国内不断清洗，以“人民革命”的名义整肃异己，直至消解了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同时，他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形成了以个人独裁为中心的权力体系。其个人权力不断积累的过程伴随着他个人权威的损耗，其表现之一就是越来越扶持自己的家族势力，国家变成了他、他的家族以及极少数死党的私产。其表现之二是当反对派发动武力反抗，其权力看起来还坚不可摧之时，他周围的亲信不断叛离。曾有的魅力已经黯淡无光了。

　　当他感觉权力正在从手中流失的时候，他选择了暴力。年初，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运动激发了利比亚的反对派，当2月初班加西出现街头示威的时候，他选择了暴力镇压。最初，反对派力量完全无力与之抗衡，他拥有武装和财富，国家的全部资源都在其掌控之下。在8月之前，国际社会不断呼吁停火，南非、土耳其等国领导人为利比亚的和平变革展开斡旋，卡扎菲是有机会妥协的。但是，他最终仍然选择了暴力。

　　分析其中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力量对比悬殊，这使他坚信，可以通过武力镇压平定叛乱；其次，长期的意识形态教化使他确信人民是追随他的。在内战期间，在利比亚各地，尤其是首都的黎波里，不断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他对于参加者表现出来的热情、叫好、感激、臣服，是完全相信的。他觉得自己拥有最广泛的支持。他相信人民会与自己站在一起，与“叛徒”和“敌人”血战到底。他陷入了独裁者通常都有的“权力幻觉”。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维护自己家族利益的需要。在他统治的后期，其家族逐渐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利益集团。权力利益同家族利益重合了，或者说，家族利益绑架了国家最高权力，而权力的丧失将是家族的覆灭。对这一结局的恐惧，使他无法走向妥协。

　　一个革命型的领导人陷于今日之末路，值得深思。卡扎菲是否必定有如此结局呢？从20世纪的历史来看，他实际上有机会实现从超凡魅力型权威向着制度权威的转变。即使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他还是有机会的，事实上他也做了一定的努力。但是，建基于他多年打造的那一套体制，向制度权威或现代国家体制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

　　相反，在其统治后期，他全力维持其独裁统治，大肆清除异己的制度、组织和其他权威人物，结果是整个国家和社会都碎片化了，他成了惟一的权力人物。围绕个人独裁发展起来的庞大的家族利益，成了这个国家的毒瘤。要割除这样的毒瘤，只有通过彻底的改革，而在他的权力体系中，已经没有改革的力量了。这样的局面只能召唤来暴力。结果我们就看到了，班加西一场小规模的街头示威，便敲响了他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