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星空的秘密

　　——“钱学森之问”的中国解读

　　少年时代的家教和学习环境，为钱学森之后的成功与回报埋下伏笔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爽发自洛杉矶 百年钱学森的故事犹如史诗，包含了上个世纪最惊心动魄的技术革命和政治冲突，包含了一个王朝的瓦解和太空时代的诞生。

　　不过，国际环境的大变迁于钱学森自己的经历而言，却显得简单而平淡：“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这位科学巨擘最终排除万难回到祖国。他的学问与胆识，他的智慧与情怀，或许为寻找“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开启了另一扇窗。

　　父辈教育从捕捉昆虫开始

　　1989年，钱学森获得当今世界理工界最高荣誉“威拉德W·F·小罗克韦尔”奖章。人们称他是一个三维科学家，不仅有专业的深度，也有跨学科的广度，还有跨层次的高度。

　　这与他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

　　在钱学森儿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父亲钱均夫。钱均夫深谙现代教育之道，是个业余标本制作家。他曾告诉儿子，捕捉昆虫是理解生物学的开始，寻找化石和岩石碎片则可小窥地理学的门径，学习绘画则有助于理解美的概念。

　　夏日来临时，年幼的钱学森会捕捉蝴蝶，收集标本。他学习钢琴、小提琴和水彩画，房间里堆满了自然科学和数学书籍。

　　钱学森成年后曾回忆说，“父亲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父亲带领钱学森找到了一把开启思维的钥匙，那么母亲对钱学森的言传身教则培养了他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远大抱负。

　　钱之母章兰娟本为杭州富商之女，她家教甚严、多才多艺。每天，她督促钱学森按时起床、锻炼身体、吟诗诵词。闲时，她为钱学森讲述岳飞精忠报国和杨家将血战沙场，以及孔融让梨、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发愤故事。母亲的谆谆教诲在钱学森心灵上刻下烙印。他在美留学期间把母亲肖像挂于床前，寄托思念，亦激励自己早日学有所成。

　　7位影响人生的中学老师

　　钱学森生前自己总结的两个人生高潮中，除了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书的时光，另外一个则是在北京师大附中学习的6年。钱学森曾回忆说，这一段日子，“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考上公费(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美国，是靠附中打下的基础。”

　　钱学森入学时，校长林励儒领导下的师大附中弥漫着开拓创造之学风，在那个积贫积弱年代，这里可谓是一片世外桃源般的沃圃佳苑。当年景象已不能再现，但从钱学森回忆的文字里，却可以感受到那是一个如何让少年的生命蓬勃生长的地方。

　　在他的记忆中，学生临考从不因为明天要考什么而加班背诵课本，考试结果，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教生物的于君石老师，常带学生到野外采集标本，我记得他给我一条蛇，让我做标本”；“美术老师高希舜(后来成为著名的国画大师)教画西洋画。我买不起油彩就用水彩学画，后来我画得很不错”；“国文老师董鲁安教我们读鲁迅的著作和中国古典文学，我对用文言写文章小品特别感兴趣”；“我们的音乐老师用一部手摇的机械唱机放些唱片，教我们学唱中外名曲，欣赏各种音乐，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后来，贝多芬憧憬世界大同的声响，一直在我心中激荡”……直到晚年，钱学森依然记得儿时博物老师教给他的关于矿物硬度的记法：滑、膏、方、莹、磷、长、石英、黄玉、刚、金刚……

　　钱学森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附中给学生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培养了我的科学兴趣。”他还曾亲笔手书一份珍贵名单，列出了给予他一生深刻影响的17个人的名字，其中7人是北师大附中的老师。

　　“我终于回家了”

　　对钱学森来说，1955年意义非凡。这一年，钱学森终于得以带着妻子蒋英及儿子钱永刚、女儿钱永真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启程回国。多年之后，这艘邮轮一再被人提及，它被称为“改变钱学森命运和中国科技发展进程”的一艘大船。

　　其实在钱学森留美期间，他一直心系祖国发展。1947年，他与妻子蒋英在上海结婚时曾考虑留下为国家效力。但当时目睹过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官僚作风后，他失望地返回美国潜心研究。

　　直到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传来，钱学森下定决心要回国。而当时，美国已掀起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浪潮，非法扣留钱学森行李和书籍的美国当局咆哮，“钱学森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宁愿枪毙他，也不能让他回到中国”。

　　历经6年波折后，钱学森终于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一偿回国心愿。1955年，和钱学森一家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的还有二三十名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中国学者。10月1日，大家在船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钱学森奏响长笛，蒋英、钱永刚和钱永真则演唱了中国民歌。“我急切地向外张望，在美国居住20年后，我终于回家了。”钱学森说。

　　从钱学森回国之日起，中国的空间研究开始高速发展。钱学森知道，他在太空时代尖端科学领域做出原创性贡献的日子已经走到尽头。在中国，他将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成就巅峰事业。

　　有尊严地生活

　　1956年1月，钱学森主持建立的力学研究所在北京成立；2月17日，他向国务院提交了第一份绝密报告《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笔作了批示。这是中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之作，就在这份手稿上，钱学森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发展中国航天技术的建议，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制定了重要的实施方案。

　　随后的日子里，钱学森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和参与制定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1964年6月，我国成功发射第一枚自行研制的导弹。4个月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成功进行。19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

　　钱学森一直拒绝重回美国。即便是在1979年，加州理工学院授予钱学森“杰出校友奖”时，钱学森也没有改变主意。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起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些平实而高远的话语，道出了钱学森对祖国的情感和对科学的荣誉感，而它们也正是中国人今天站在巨人肩膀上，得以仰望更辽阔星空的重要原因。

　　寰球视野

　　【编者按】

　　两年前，全世界最权威的国际学生评测机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47万名中学生为样本，进行了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三项测试。结果显示，中国学生的综合素质名列榜首。当时，有外媒惊呼：“‘小皇帝’只是烟幕，中国的未来已不可抗拒。”

　　然而，拥有“一流”学生生源的中国高校却仍然在“中国大学为何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中徘徊不前。离开钱学森成长的环境，我们发现，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英国、日本名校的做法，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为“钱学森之问”提供了参考答案。

　　英国：教育不是做生意

　　个人化精心雕琢式的教学成本十分昂贵，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坚持教育不是“做生意”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芮、黄堃发自伦敦 在英国剑桥大学靠近皇后学院的康河上，有一座名气没有康桥大、样子也十分朴实无华的木桥——牛顿当年根据精确的数学计算，没用一颗钉子建造了这座“数学桥”，只是后人无论如何重建却再也无法恢复原貌。

　　不过，牛顿所传承的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在这里得到延续。从牛顿到霍金，从斯宾塞到拜伦，潺潺的康河水谱写了一代代剑桥校友名录。而在英国，还有比剑桥更古老的、拥有800多年历史的“高校鼻祖”牛津大学，它是所有英语国家大学的源头所在。

　　牛津大学校长汉密尔顿曾用一句话概括了牛津、剑桥相通的大学精神，这就是“对卓越有绝对的追求，永不安于现状，持续地追求更好”。

　　“学院制”提供跨学科交流

　　汉密尔顿所言其实不仅是大学精神，亦是发展的目标。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较为完善高等教育制度的国家。在这片面积只相当于中国四川省的岛国上，林立着100多所大学。综合实力上，各大学无能出“牛剑”之右者，这与后两者最为突出的教学特色有关。

　　牛津大学有38个学院，它们不是按专业分割的文学院或理学院，而是一个个兼容并包的多元社区。每个学院有自己的特色，有的强调学术，有的重视应用；有的积极活跃，有的安宁静谧。

　　在圣修学院就读的博士生程奇峰介绍说：“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专业的学生能够有非常多的机会在一起互相聊天，就某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因为是不同专业的，这种聊天可以促进不同思维方式间的互相影响，对视野的开阔非常有益。”

　　学院制让学生更易在小规模社区中形成归属感。牛津拥有两万多名学生，而每个学院只有几百名学生。学生通常选择与自己兴趣气质相契合的学院，所以更易与学院间建立感情。由于财政独立，各个学院还向学生和教师提供研究资金和奖学金，缓解了大学的财政压力。

　　在英国，“学院制”只存在于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两所高校。剑桥大学校长曾为此自豪地表示：“‘学院制’是这两所高校的光荣，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

　　每招1本科生就亏1.7万英镑

　　“牛剑”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导师制。虽然高校也有公共课、小组研讨、讲座等多种教学方式，但基础无疑仍是“导师”。与人们熟悉的研究生阶段的导师制不一样，这里的导师制主要是指本科生阶段，每名学生都会被分配一位或几位导师。

　　每位导师一般只带两三名学生，每星期都要进行一对一或一对二的会面，学生可以询问公共课中的疑难点，或是自学中遇到的问题，或是其他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师生之间会进行平等开放的讨论，学生既可以自由地提出问题挑战导师，也需要在辩论中捍卫自己的观点。

　　此外，“牛剑”为导师们也提供了追求自己兴趣的足够自由。教授们没有“定时交作业”式的考核压力。在牛津、剑桥，七到十年时间作为一位教授出成果的准备期是正常的，而非要求其在某年年底前必须发表数篇论文。少了份考核压力，对专业研究的精益求精自不待言。

　　在英国的很多高校，你的导师都可能是某一领域的“大牛”。传奇科学家霍金说，当年他来到剑桥希望读天文学博士，就是因为剑桥有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

　　从本科生开始的“导师制”比较完美地实现了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在牛津就读本科三年级的学生吴万非说：“导师对我们每个人的学习状况、每个人的特点、每个人的喜好都非常了解，这样他在教学时就会安排一些我们感兴趣的课题，或者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喜好来进行一些变化，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然而，这种个人化精心雕琢式的教学成本十分昂贵，牛津平均每年要为每个本科生花费约1.7万英镑，剑桥也为此经常动用学校其他资源来补贴教学。现在，许多英国大学已经放弃了“导师制”，但“牛剑”仍在坚持。

　　“如果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我们(剑桥)的教育，实际上每招一名学生都是在亏本，但我们并不在意这个，因为我们真正的追求是教育本身。”剑桥大学校长博里塞维奇如是说。

　　日本：大学不是用来养家糊口的

　　日本高校对“学术”与“技术”的区分泾渭分明，也因此力争把商业气息屏蔽在象牙塔墙外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蓝建中 报道员王一凡发自东京 在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今年10月6日公布的2011－2012年度世界大学排名中，日本的东京大学以全球第30位的名次，超越了已经“亚洲两连冠”的香港大学，重新成为“亚洲第一学府”。与此同时，日本有5所大学入围200强，仅从数量上也在亚洲国家的高校中名列前茅。而最新的排名中，中国大陆只有北京大学(第49位)、清华大学(第71位)和中国科技大学(第192位)位列榜中。

　　虽然历来各评价机构对世界大学的衡量标准各有侧重，但总体来说，“硬件设施、师资生源、学术实力”是公认的三大方面。那么，在全球高校的比拼中，日本是如何造就了以东京大学为首的世界一流高校呢？

　　注重培养跨学科的全才精英

　　另一项数字显示了日本高校强劲的学术实力：仅在过去十年间，就有十名日本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在教育学界看来，这样的成绩，与日本高校中普遍采用的“教授治校”与“教养教育”两大办学思路分不开。

　　所谓“教授治校”，是将教师队伍放在学校管理的核心位置。这可以说是日本几所著名高校保持高度专业性和学术性的一项根本保障。以东京大学为例，除了管理奖学金、支援留学生等服务性部门，大学的各个院系几乎都没有专门的行政人员。每个院系的管理者，就是他们自己的教授和老师，甚至连学籍管理、网络维护这些杂事都是由教师们亲力亲为。

　　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每个院系甚至每个老师都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他们的每一个行政措施，都是为了教学和科研服务的。也正因此，东京大学的学术自由得到了充分地发挥。而对于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筑波大学等私立高校来说，由于其本质是企业，“教授治校”的理念除了有利于增强学术实力，还能降低管理成本，学校的经营者们自然乐观其成。

　　“教授治校”下的管理者即是一线老师，他们往往对教育发展趋势的嗅觉非常敏锐。进入21世纪以来，教授们着手对高校进行了教学改革。2000年，东京大学将一些看似联系不大的几个专业，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教育学、信息工程学等统合为“信息学环”，并打破以院系、文理为界限的授课体系，鼓励学生去选修和自身专业不相干的课程。这种措施不仅有效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也造就了一批具备跨学科研究的教授。尽管在当时，“信息学环”的成立还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十年后的今天，“信息学环”的特殊能力开始充分显现：计算机专业出身的理科教授在进行国际政治学研究时，会以网络构造等技术手段为理论基础，推算网络数字战争爆发的手段和防范措施；国际政治学出身的教授在研究区域文化学时，也会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做出和传统文化专家完全不同的解读。如今，这样的“全才精英”发展模式在日本被称为“教养教育”，现在已成为日本各高校争相学习的教育战略。

　　将职业教育请出大学

　　在日本的中国科学技术者联盟会长杨克俭曾有感而发：中国为什么自产不出钱学森式的大师？最主要原因是大学教育的方向不对，不是追求当大师而是追求当大官，追求挣大钱。

　　为还象牙塔一方平静，日本高校对“学术”与“技术”的区分泾渭分明。

　　在东京著名购物街新宿，坐落着一幢造型奇特的建筑。这座高耸入云的椭圆形高层由很多白色钢筋条纹包裹着，看起来活似立起来的鸟巢体育场。这里就是“Mode学园虫茧大厦”，许多与时装设计、动画制作、游戏编程相关的专门学校就开设于此，整幢大厦堪称日本时尚界和动漫界人才的“黄埔军校”。

　　日本的“专门学校”类似于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但其在日本社会的认同度比高职教育在中国所获认同度要高得多。在日本，大学是培养学术人才的地方，但并不具备将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教授给学生的功能。整个国家的技术人才教育，几乎全部都交给了“专门学校”。绝大多数专门学校都是私立、门槛颇低，只要高中毕业就可报名入学。而另一方面，如果想从事和手艺相关的工作，无论是设计师、摄像师、律师，还是护工、保安、修理工，就必须进入专门学校学习，并通过相关职业资格认证。否则，哪怕是东京大学的毕业证，也不能成为进入一个技术行业的敲门砖。

　　这种教育模式，将所有以就业为目的的功利化学习内容全部请出了大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将铜臭味和浮躁气息屏蔽在了大学的墙外，从而保证大学校园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场所。日本高校认为，只有让大学回归象牙塔的纯粹性，才能保证它最大限度地发挥学术创造力。

　　“一个国家仅有经济发展和科技发达是引领不了世界的，领军世界需要在经济发展和科技发达的基础上拥有能够引领世界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体系。而这些都是大学里产生和完善的。”杨克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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