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干预时间的背后
【作者】丁扬
当你从东向西穿过中欧时区，你会发现晚餐的开饭时间越来越晚，但根据太阳时，时区两边的时间其实是一致的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即使是科学家们也不能否认，干预时间的做法往往是一种政治或经济的决定。
公共交通推动时间标准化
很显然，从人类意识到必须采用标准化时间计量的那一天起，可靠的公共交通就是时间标准化背后的驱动力。直到19世纪初期，世界各地用的都是当地时间，通常是以日晷以及教堂等公共建筑外表的钟为准。例如，英国西部的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的正午要比伦敦晚10分钟。在人们以马车出行的时代，这不会造成问题，但铁路运输行业为了提高运行效率，希望建立起精确的时刻表，但此举因各地的时间标准不同而受挫。1840年，行业先锋大西方铁路公司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规范它的时刻表──尽管许多城市都想保留自己的时间标准。由于电报的出现，使得沿路发送格林尼治时间信号成为可能。所以其他的英国铁路公司紧随其后。1880年，英国议会决定以GMT为英国标准时间。
相似的进程也出现在其他地方，但那些因为面积太大无法采用单一时区的国家，时间标准化的困难要大得多，而地理和政治因素的介入更是让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与英国一样，美国的铁路行业在解决地方时间和国家时间的冲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冲突不仅令乘客困扰，而且至少造成了一起死亡事故，当时同一条铁路上两列火车的列车长把手表调为了不同的地方时间。188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铁路行业大会上解决了各地方时间的差异问题，这次会议把越来越受到国际认可的“本初子午线”确定为美国划分时区的基础；所谓“本初子午线”就是零度经线，也就是穿过伦敦东南部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的经线。1884年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与会代表赞同把穿过格林尼治的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当时只有法国强烈反对这一决定。
夏时制的经济账
事实上，这次的废除世界时之争并非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改变时间——所谓世界时的产生，也是人类为了发展而对自然作出的人为规定——自从社会活动人士在20世纪初倡导实行夏时制以来，关于它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节省能源，大多数欧洲国家和北美地区都用了夏时制(夏天的时候将时钟播快1小时)。一战一结束，就有人希望终止由此引发的不便和麻烦。有些社会活动人士希望全年采行夏时制，有些人则希望全年采行“冬时制”。由于代表各方利益的游说团体旗鼓相当，所以一年两次调整时间的制度得以在大多数远离热带的国家延续下来。不过，目前该制度节省能源的潜力非常小，据俄罗斯统一电力集团估计，人均仅省下了30千瓦时的电，只占俄罗斯人均年耗电量的0.5%。此外，科学家也指出，最近对时间生物学的研究表明，把时钟往前拨和往后拨都会对人的健康带来损害。虽然与飞机旅行相比调整一个小时的时间算不了什么，但其总体影响力是巨大的，因为它影响了全部人口。有几项研究也表明，在调整时间之后的一周，各种事故会显著增加──尤其是在把时间拨快的时候，人们“失去”了一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分析了美国联邦矿山安全健康监察局从1983年到2006年的事故报告，结果发现，进入夏时制后第一个星期一发生的意外伤害平均造成了2649天的工时损失，这比一般星期一因事故造成的工作日损失多出了68%。发表于《应用心理学》杂志上的研究报告还指出，进入夏时制后的第一个周日，美国人的平均时间减少了40分钟。正如慕尼黑大学的伦内伯格教授发言：“时钟生物学家对于改变生物钟的做法保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会增加社会时差。”
生物钟与社会时
有人认为，格林尼治时间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世界范围内的官方时间，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所遵循的依然是自己国家所在时区所规定的时间——这就像是人们自身有生物钟的同时，依然要依社会时间而作息。事实上，当下这场重新被提起的关于世界时与原子时的话题，其背后隐含的却依然是生物时间与外部事件的冲突。多年前，蒂尔·伦内伯格及其同事就对于生物时间和外部(社会)时间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社会时差”，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研究。他说：“我们的研究结果清楚表明，人体的昼夜节奏钟取决于太阳时，而不是社会时。”
通过比较单一时区国家各地的生活节奏，就可以看到太阳时对人体昼夜节奏钟的影响。伦内伯格教授研究了德国和印度，结果表明，在同一国家，生活在西边的的人与生活在东边的人相比，睡觉、起床和吃饭时间一般来说都要晚几分钟。
他指出，当你从东向西穿过中欧时区，你会发现晚餐的开饭时间越来越晚，最晚就是西班牙，当地人的晚餐一般从9点半开始。由于葡萄牙采用的是格林尼治标准时间而非中欧时区时间，所以当地人的晚餐从钟表上看是比西班牙人早了一个小时，但根据太阳时，两边的时间是一致的。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佐证了提倡保留世界时的科学家们的观点——人类无法与自己所处的地球割断联系，就像无论社会进步到哪一阶段，人们总是习惯于在黑暗中闭上双眼。
原子时离生活有多远？
【作者】丁扬
一边是科技的需求，另一边是人类文明的呼唤，这是原子时在替代世界时之路上的两重矛盾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有人给原子时作如下定义：作为科技进步的产物，原子时意味着人们可以完全摆脱地球自转与日月更替而孤独奔跑在向前的路上。
原子时(ATIinternational atomic time)的物理概念则要抽象得多，它是以物质的原子内部发射的电磁振荡频率为基准的时间计量系统，是一种均匀的时间计量系统。
人们在日常生活需要知道准确的时间，生产、科研上更是如此。人们平时所用的钟表，精度高的大约每年会有1分钟的误差，这对日常生活是没有影响的，但在要求很高的生产、科研中就需要更准确的计时工具。目前世界上最准确的计时工具就是原子钟，它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原子钟是利用原子吸收或释放能量时发出的电磁波来计时的。由于这种电磁波非常稳定，再加上利用一系列精密的仪器进行控制，原子钟的精度可以达到每100万年才误差1秒。这种高度精准的时间切割，为天文、航海、宇宙航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但另一方面，原子时经过漫长的运行之后，也会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如下改变：当人类不再理会地球的自传转而采用更为均匀和精准的时间计量，终有一天，人类所谓的正午再也不是阳光灿烂，而可能是星月满天。这种局面意味着人类对于伴随自我进步的“时间文化”的一次抛弃。
一边是科技的需求，另一边是人类文明的呼唤，这是原子时在替代世界时之路上的两重矛盾。而尽管许多人都将这场将于几天后召开的会议看作是最后决定格林尼治时间的关键时刻，但正如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时频基准实验室主任董绍武所说：“投票也许只是一个过程，真正的结果可能仍然需要协调和协商。”这意味着，即使投票结果显示支持废除格林尼治时间的国家居多，但“废除”意见的最终决定，却又是一个极为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人类的问题从来不是一秒钟的买卖，尽管这次人们所讨论的，正是“一秒钟”本身的问题。这正是过去11年这场口水仗给出的另一种可能性。
事实上，早在1972年以后，卫星导航和通信系统的发展便大大超过了天体导航，从而削弱了对闰秒和UTC(“协调世界时”)的需求。与此同时，闰秒给不同系统带来的麻烦逐日增多，使UTC的定义出现了问题。
1999年，国际电信联盟、IERS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等机构发起一份调查，征集不同领域的专家对于调整UTC和取消闰秒的意见，闰秒取消与否，是两派争论的关键。
由于双方僵持不下，在2003年5月，在意大利都灵召开的第一次意在讨论修改UTC和取消闰秒的会议上，也并未拿出一个明确结论。
2004年9月，美国代表团向国际电信联盟(ITU)再次提出关于放弃闰秒的申请，希望后者能够在2005年11月的工作会议上考虑测试。时任IERS主席丹尼尔·盖比斯(Daniel Gambis)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向各国代表和机构征询意见的机会──关于调整UTC和取消闰秒的大范围征询再次展开。
但根据征询结果，美国代表团并没有获得更多支持。2008年底，支持取消闰秒的一派再次提出动议，并表示已得到更多的支持；而英国、中国等国家则明确表示反对。
直到2011年年底，关于时间的争论和博弈再次开始，但是，政治家们的投票究竟能从什么程度上改变甚至比人类历史更为长久的时间？董绍武说，即使从科学角度他也无法给出答案，相反，作为一个与时间打交道多年的科学家，他做了如下比喻：“如果有一天人类日夜遵循的时间脱离了地球的自转，这就像是我们的双脚不再站在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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