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最核心的影响力还在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传播能力，进而形成了集核心组织、分支组织以及“独狼”式极端分子于一体的恐怖主义网络。
伴随叙利亚阿勒颇的战事接近尾声，土耳其、德国和瑞士在圣诞前夕再度发生恐怖袭击，再次凸显了“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在内线受挫后转向外线作战的严重威胁。据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日宣称，柏林袭击案为一名“伊斯兰国战士”所为，并表示对德国柏林卡车冲撞案负责。
2014年，随着“伊斯兰国”的建国，具有实体化、准国家化特点的“伊斯兰国”已取代“基地”组织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核心，成为大规模恐怖袭击的主要发起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以及世界各地恐怖极端组织的效忠对象。2016年2月5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截至去年12月中旬，全球据信已有34个武装组织宣布效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那么，“伊斯兰国”对世界各地的恐怖极端组织的吸引力来自哪里呢？
简言之，“伊斯兰国”最核心的影响力还在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传播能力，进而形成了集核心组织、分支组织以及“独狼”式极端分子于一体的恐怖主义网络。
首先，“伊斯兰国”特别强调将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家”付诸实践。许多伊斯兰激进组织都主张重建“哈里发国家”，但在思想认识和重视程度上却存在明显差异。例如，本·拉登把“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视为建立“哈里发国家”的前奏，但他同时却悲观地认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无法看到这个国家。而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家”则是“伊斯兰国”坚持不懈地追求，其顽固性和毫不妥性远超过“基地”组织。
其次，“伊斯兰国”顽固坚持反对什叶派极端思想。在当前中东教派冲突加剧的背景下，这种极端主义思想极具蛊惑性。“伊斯兰国”刻意强调教派对立和教派仇恨的做法，一方面反映了它利用教派冲突争取逊尼派支持，进而扩大其社会基础的机会主义图谋，另一方面也对恶化教派关系、加剧教派冲突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第三，“伊斯兰国”以“异教徒定叛”为由滥杀无辜，挑战伊斯兰主流价值观。“伊斯兰国”顽固坚持所谓“异教徒定叛”原则，它不仅把阿拉伯世俗统治者视为叛教者和圣战打击的首要目标，还把反对其主张的普通穆斯林视为叛教者，坚持对叛教者进行集体性的“异教徒定判”，并允许残杀妇女和儿童。“伊斯兰国”还把“异教徒定判”的对象扩大到所有非穆斯林地区和群体。“伊斯兰国”在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指引下，对所谓的“叛教者”进行残忍讨伐和杀戮，完全背离了伊斯兰教的和平传统，严重扭曲了伊斯兰教崇尚和平、倡导中正的核心价值观，对伊斯兰文明造成了严重伤害，并使去极端主义成为当今世界尤其是伊斯兰文明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
最后，“伊斯兰国”强调打击“远敌”（西方）和“近敌”（世俗的阿拉伯政权及其支持者）并重，同时强调对任何反对者进行“进攻性圣战”。“伊斯兰国”对圣战的泛化和滥用，不仅遭到包括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在内的整个文明世界的强烈反对，甚至也超出了“基地”组织和其它圣战萨拉菲派团体能够容忍的限度。
总之，“伊斯兰国”作为新一代极端组织和恐怖主义的代表，其意识形态建构能力远超过“基地”组织等传统的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在所谓的信仰层面和神学层面，它更重视以净化信仰、正本清源为名，用所谓经典的伊斯兰神学思想对其极端思想进行包装，尤其是它奉行的“异教徒定判”和“进攻性圣战”等极端原则均通过“引经据典”予以论证，使其意识形态更具隐蔽性、欺骗性和蛊惑性；在目标方面，它极端重视把建立所谓“伊斯兰国”和“哈里发国”付诸实践，直至“治国理政”，超越了传统极端主义批判能力有余、实践能力不足的特点，使其对全球“圣战”分子更具吸引力，其效忠者索马里青年党、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等极端组织也纷纷效仿，进而对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构成严峻威胁。在现实策略方面，“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构建非常善于利用和煽动教派矛盾，以扩大其社会基础。
因此，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伊斯兰国”的核心影响力，弱化和根除宗教极端主义已构成了全球性难题。
文/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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