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即将过去的一年，国际反恐形势并不乐观，包括法国《查理周刊》遇袭事件、巴黎遭遇连环恐怖袭击在内的恐怖袭击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部分袭击还导致中国公民遇难。
为何9.11后全球以空前力度反恐，恐怖主义却并没有禁绝的迹象？中国应该如何谋求反恐国际合作保护民众安全？公共外交能否在其中发挥作用？
本次“天下周刊众议院”观点来自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主办、新浪国际独家提供媒体支持的《国际反恐中的公共外交》学术沙龙专家发言。此次沙龙于12月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发言嘉宾分别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新闻报》总编辑洪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学院副教授、公安情报研究中心研究员吴绍忠与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王沙聘。沙龙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长雷蔚真主持。
全球性反恐需要统一战线
洪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新闻报》总编辑、天下周刊研究员）：法国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中国积极呼吁发挥联合国安理会的主导协调作用，而现在全球的反恐关键也正在这里。2001年9.11事件以后，反恐已经过了十几年，但为什么至今没有成效，越反越恐？这是因为有些国家在反恐问题上所持有的双重标准。有的国家把反恐政治化，借助于反恐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要有想打击的目标，就把他描绘成恐怖分子。事实上，打萨达姆是这样，打卡扎菲是这样，试图推翻巴沙尔•阿萨德也是这样，为了实现自己国家的目的，而大声倡导反恐。屡次的成功使美国尝到这样的甜头，再加上其他国家的效仿，这样的势头刹不住，国际社会就会乱套，没有秩序。
巴黎恐怖袭击案中，遇袭后的法兰西体育场就这次的法国巴黎恐怖袭击事件而言，悲剧既然已经发生，那么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反思。通过反思我们意识到该思考有什么样更好的应对措施，以及如何让已发生的悲剧推动全球性的反恐。全球性的反恐需要统一战线。如果各行其是，就是赶集一样，没有任何的目标，联合国安理会又不能发挥主导协调作用，那么反恐将会有很大的难度。
就公共外交在这方面的作用而言，去年日本人质被斩首，日本政府才发现自己外交资源并不雄厚。他想与恐怖分子谈判但是连个桥梁都没有。拐几道弯去找约旦的外交官，找土耳其的外交官……等真正找到的时候，也晚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刚刚打完，有几个浙江的工人发现商机，太着急就去了伊拉克，很快就被当地人绑架，虽然后来被救出来了，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能被救出来。中国人在外国被绑架，最后获救的比例在全世界即便不是最高也是比较高的，这和我们政府外交有很大的联系。比如说我们会结识一些温和的部落长老，这位部落长老可能和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都会有联系，紧急情况发生时，他就会帮助我们。我们和当地社会这种热爱和平的阶层、组织、个人有很多这样的联系，这些人可能会起到协商的作用。
中国反恐必须寻求国际合作
吴绍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学院副教授、公安情报研究中心研究员、天下周刊研究员）：为什么中国需要国际反恐合作？原因在于中国恐怖主义的根在境外，思想的根、组织的根和行动的根都在境外，但是“开花结果”都在境内。中国历年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均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境内外相互勾结和呼应。虽然恐怖袭击发生在境内，但是所有的恐怖分子都与国外的恐怖组织有关联，在境内发生的恐怖袭击的背后，都有境外恐怖势力的影子。
例如，“10·28”恐怖袭击发生后，所谓“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就宣布为此负责。目前中国认定的四个恐怖组织全部都在国外活动，这也是中国境内恐怖袭击在现阶段难以彻底铲除的一个重要原因。既然针对中国进行恐怖袭击的恐怖组织都在境外，那么跨国的合作交流，尤其是反恐情报交流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与急迫。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新疆的边境线很长，而这些边境往往在高山深谷中，自然环境复杂，所以很多恐怖分子经常偷越国境。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对恐怖主义的打击，恐怖分子在国内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恐怖分子不得不通过偷越边境来获取相关的物资及宣传物品。国内的恐怖分子受到“东突”恐怖组织召唤，经常需要出国去进行洗脑和培训，而在国外完成培训内容的恐怖分子需要回到国内来发展恐怖小组、实施恐怖袭击，这些行动都需要偷越边境。因此，通过与周边国家进行有效的反恐合作，可以进一步限制恐怖分子活动。中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特殊性决定了国际反恐合作对于中国的反恐工作至关重要。
上海合作组织是国际反恐合作成功的典范。若干年以前，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境外恐怖势力是“伊扎布特”。通过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进行良好的反恐国际合作，“伊扎布特”基本已销声匿迹。
目前中国推动反恐国际合作主要倚重于官方外交，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战略的考虑，在反恐上采用双重标准，对中国的反恐工作不仅不配合，甚至还暗中掣肘。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中国应该拓宽思路，利用公共外交打开局面，综合运用民间交流、媒体宣传等形式，增进西方民众、团体对于中国新疆问题、反恐问题的理解与支持，进而推动该国政府改变态度与政策，与中国积极进行反恐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这一人类公敌。
应多培养反恐情报人员
王沙骋（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天下周刊研究员）：目前为止，恐怖主义在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定论，不同组织和国家对恐怖主义有不同的定义。恐怖主义研究的文献，截止到目前，英文著作大概有2万多本，这些文献来源于哈佛大学图书馆体系。涉及到恐怖主义的论文有28万多篇。所有文献中按数量排名，国家机构中美国国会最多，研究机构中兰德公司最多，其次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院。
911恐怖袭击9.11事件之后，美国人意识到情报比导弹更重要，进行了情报界大变革。以9.11事件为分水岭，9.11之前美国受到的恐怖袭击很多，9.11之后美国基本没有受到恐怖袭击，但这并不代表美国没有恐怖主义潜在的威胁，只不过它的情报做得很好，把恐怖主义消灭在了萌芽状态。
美国的主要动作是：第一、加强情报反恐立法。9.11之后出台了三部主要和情报反恐有关的法规：《美国爱国者法案》、《加强边境安全和签证入境改革法》、《情报改革及恐怖主义预防法案》。第二、变革情报反恐机构。2002年成立了国土安全部，2004年成立了国家反恐中心，2005年成立了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同时，改革FBI和CIA，加强财政部、能源部、司法部缉毒局的情报反恐工作。第三、重视情报反恐人力。我们常说决胜千里之外，运筹帷幄之中，这里的运筹帷幄就是人力，反恐情报人力活动包括收买间谍，运作双面间谍、利用投诚者等。
在国际情报反恐合作中，目前最大的难题是信息共享，另外一个就是信息标准。反恐信息共享这方面，在于大家都趋向于得到别人的情报，不愿意自己付出。另外一个难题就是信息标准，比如有个恐怖分子叫王刚，一个部门输入的是“王刚”，另一个部门输的是“王 刚”，虽然实际是同一个王刚，但在反恐信息共享系统里，确是两个不同的人。目前，在反IS上美国没有和中国开展合作。
公共外交在国际反恐中的独特作用
雷蔚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长）：我认为，第一、公共外交注重同理心，在国际反恐中要更多表达民间的观点和情感，增进国与国、民众与民众之间的理解与同情，形成共同反恐的国际社会合作基础。在传递民间情绪时，要更好地掌握发声时机和技巧。
第二、发挥好传媒的力量，尝试改变西方媒体主导的单一反恐话语，改变西方对中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偏见，在中国对外传播时真正形成有效的传播的机制。在国家层面，坚持内外宣有别的操作方式，在外宣媒体投放真材实料，并广泛利用海外社交网络，传递于我有利的反恐素材。在遭遇“双重标准”时，以anti—cnn（现在名为四月网）这样的民间阵地可能更有效，以民间倡议书、学界蓝皮书等方式持续释放信息流，沉淀成果。
第三、通过不同国家的相关智库、高校、民间组织的力量，以全球共同治理的理念构建全球反恐生态网络。加强青年人才培养，打造全球和平基金会这一类的组织，更好地挖掘跨国的民间力量。反恐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文化相一致，反对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全球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构建新时期反恐话语体系，提高反恐共识，这方面可设立和平学相关的基金和NGO组织，用于推广和平理念，依靠更多元的渠道实现冲突管控、消除极端思想等。总的来说，反恐应该是全球反恐、全民反恐，这其中公共外交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新浪国际 文晶 实习生 甲斐玲奈 王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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