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特朗普奇迹般地在2016年美国大选的共和党初选中崛起，并锁定该党候选人提名。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这出“连续剧”演到这会儿，是该更严肃地看待和思考“特朗普现象”了。不止是预判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可能性——尽管笔者认为这一可能性不低——而是从更严肃的政治视角思考，除了“口无遮拦”、“美女环绕”以及“这届美国人民不行”之外，“特朗普现象”有没有什么严肃的政治意义。

　　但凡对“特朗普现象”比较深入的分析，基本都离不开一个概念——“民粹主义”。这一术语的定义极为模糊，一般而言都是贬义词。不过在美国政治语境下，这一术语往往被翻译成“平民主义”，贬义色彩并不那么强烈。被戴上“民粹主义”帽子的人彼此观点常常差异很大，道不同不相与谋。大致上，民粹主义是一种以满足普通民众的利益与情绪为最高诉求的政治主张。民粹主义者在鼓吹民意至上的同时，往往极端强调与社会精英的对立以及对社会现状的不满。

　　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确实带有强烈的民粹色彩，他以“华盛顿的圈外人”自诩，猛烈攻击两党“建制派”或者说“当权派”政商勾结、金钱政治。他常常口出狂言，有意挑战美国主流社会的“政治正确”观念，在其支持者眼中这种言论恰好反衬精英阶层的虚伪。不仅是共和党的特朗普，民主党阵营内至今仍在与希拉里缠斗的桑德斯则从美国政治光谱的最左边竖起民粹主义的大旗。桑德斯对华尔街金融资本大加挞伐，号召“政治革命”。这个75岁的“老头儿”就像与风车战斗的唐·吉坷德，在美国年轻世代特别是大学生中广受欢迎。由于他们两人加上另一个非传统参选人克鲁兹在初选中大出风头，我们才在“特朗普”后面加上“现象”二字。我们要观察的不是特朗普个人的特立独行，而是这一组政治人物崛起背后的政治逻辑。

　　现代社会里很多人都对如何治理国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这与有能力把国家治理好完全是两个概念。当我们生病时，我们会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而不会去找隔壁邻居解决问题；同样的，治理国家也无法仅仅依靠普通民众。国家的治理常常需要做出不讨喜甚至痛苦的选择，比如要制定法律约束每一个人；要从老百姓那里收税；要派军队去打仗；或者在与别国的冲突中选择妥协和退让。从个人好恶来看，没有人会喜欢这些选择，民粹主义者就善于利用普通民众对这些痛苦的厌恶来博取支持。比如特朗普说要给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要在美墨边境修一堵墙防止非法移民还要墨西哥政府掏钱，要把“伊斯兰国”炸个“稀巴烂”。这些说法听着很“过瘾”，但要么不负责任、要么很难实现。因此，民粹主义在多数情况下才是贬义词。

　　可是反过来说，现代政治的目的已被普遍定义为服务普通民众的利益和福祉。因此美国政客就不得不回应老百姓的“不高兴”，无论这种情绪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更何况，当政治的天平长期集中在某些精英手中时，腐败、权力的垄断几乎成为必然。就此而言，民粹主义或者平民主义又有其正当性与必要性。在美国政治史上，民粹主义或说平民主义是一股一直存在的力量，只不过是时隐时现、时起时伏而已。18世纪70年代美国革命本身就有着强烈的激进主义、平民主义色彩。19世纪20年代，战斗英雄安德鲁·杰克逊（也是美国民主党的创始者）在美国政坛的崛起，依托的也是民粹力量。19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了“平民党”、“美钞党”等民粹主义政党；20世纪初，曾任总统的老罗斯福组建的“进步党”民粹色彩也很强。1968年，主张种族隔离的乔治·华莱士以独立身份参选总统，掀起一股反对黑人民权运动、反对民主党“建制派”的民粹浪潮。从历史来看，民粹浪潮带来的政治主张有些具有进步意义，有些则逆潮流而动；有些主张后来得到实现，有些则销声匿迹。但是民粹主义浪潮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将美国社会对当时重大问题（如选举腐败、反垄断、民权运动）的辩论带入高层政治以及总统竞选。

　　过去的近10年里，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一直比较明显。“占领华尔街”、“茶党”运动都被普遍认为具有强烈的民粹色彩。甚至我们如果回头看看8年前奥巴马战胜希拉里和麦凯恩的过程，那时的奥巴马当然绝没有像今天的特朗普那样口无遮拦，但他同样号称“华盛顿的圈外人”，以“主街”（main street，美国小镇最常见的街道名）而非“华尔街”的代言人自居，是否也与今天的桑德斯、特朗普有点异曲同工呢？

　　从将民众关注的焦点带入高层政治的视角出发，我们或许可以更加严肃地看待“特朗普现象”。桑德斯与特朗普都提出反政商权贵、反自由贸易的主张，特朗普更打出反移民、反穆斯林的旗号，实质上反应了美国社会面临全球化消极后果的不适应症。在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的很长时间，由于还不断有新的疆域可以开拓，由于其内部不断加以改革和调试，也由于新技术不断突破，美欧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持续的巨大提高，贫富分化主要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以国家为单位存在。但是近年来，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几乎已经到达尽头，贫富分化在在发达国家内部越来越严重。如果只看经济数字，奥巴马执政的8年中美国经济早已走出衰退，甚至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但美国中下层民众的获得感却十分有限。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人口首次降到50%以下，“橄榄形社会”的“腰围”正在缩小。由于制造业主体转移到国外，很多中低端服务业岗位又被移民占据，美国白人中下阶层的“被剥夺感”最为严重。将这种深刻复杂的社会矛盾归咎于各种自由贸易协定，归咎于中国、墨西哥这些制造业外流目的国，归咎于合法或者非法的拉美裔移民，就成了民粹主义非常方便的解释。

　　特朗普能否最终选上总统当然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在更深层次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两个：

　　第一，这是否是一次导致“重组式选举”。历史上，美国曾经出现多次引发政治版图重组的选举。一些学者将特朗普与1964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巴里·戈德华特相提并论。在那一年的选举中，戈德华特的竞选主张同样未能得到本党的有力支持，并最终在选举中大败。但是戈德华特的努力开启了共和党的保守主义转向，推动了共和党内的代际更替，并为1980年里根大胜和此后保守主义的如日中天奠定了基础。笔者认为，特朗普的提名可能未必会引起美国政治版图的重组。不过由于选情的瞬息万变，现在预言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还为时太早。

　　第二，跟本文主题更相关的是，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他/她都要面对这样一个深刻挑战：如何让美国大多数人再次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如何让美国多数人“高兴”起来？方案大致是两个方向，一是寄望于新的技术突破、规则突破，让美国这个整体而不是其国内的一部分人重新成为受益者；另一个对全球化做出根本的反思，并在政策上进行反动。这些似乎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这样，我们还会看到民粹浪潮的持续汹涌。

　　好吧，特朗普可能是有点娱乐效果，但“特朗普现象”却极其严肃。特朗普将美国社会的焦虑与愤怒带入高层政治，美国的政治人物不得不认真应对。无论事情的走向最终如何，其实对中国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作为旁观者，这值得我们密切观察。（文/达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美国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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