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纳粹疑犯走上审判台

　　2015年4月21日，奥斯卡·格罗宁慢吞吞的走进德国北部小城吕内堡的法院里。他被指控在1944年“协同”谋杀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30多万犹太人。

　　作为德国纳粹的一员，他既是战犯嫌疑犯，又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70年的漫长岁月，并没有洗脱他在二战期间的犯罪嫌疑。

　　2015年4月21日，奥斯卡-格罗宁慢吞吞的走进德国北部小城吕内堡的法院里。他已经93岁高龄，却依然要出庭面对共谋谋杀的指控。格罗宁被指控在1944年夏天的两个月时间里，“协同他人”谋杀了奥斯威辛集中营30多万犹太人。

　　70年过去了，很多人、甚至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遇害者的亲属，都已经忘记了格罗宁的名字，但有一群人，却始终不能让70年前的罪恶消失在时间长河中，他们要将纳粹战犯绳之以法。这一执着于历史的团体，便是德国“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将93岁的格罗宁推上法庭的，也正是这个机构。

　　5月，新浪联系到德国“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负责人——第一检察官托马斯。

　　托马斯并未经历过二战，但他每天的工作，却和70年前的二战紧密相连。

　　“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是德国政府一个特殊机构，位于路德维希堡，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全部来自德国。

　　从1958年至今，该机构一直致力于搜集纳粹犯罪证据，并把纳粹疑犯送上法庭，它们成为德国政府最特别的部门之一。

执着于历史的检察官们

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档案照片。

　　“办公室的职员大多数都是和我一样的检察官，还有一些运营人员。”托马斯对新浪说：“中央办公室是政府机构，1958年由德国司法部批准成立，财政是由政府支持的。对证据的搜集需要很多人力物力，对纳粹疑犯的审判必须由国家检察官来进行。当然，我们的检察官们和其他检察官不太一样，我们只参与和纳粹疑犯相关的案子。”

　　对于半个多世纪未止的“追逃”，托马斯说。这是一种国家的行为，“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是政府的司法机构，我们并不是个人或一个(民间)团体。我们的工作代表了政府对审判纳粹罪犯的态度。”

　　托马斯说，“办公室”的检察官们帮助政府搜集纳粹犯罪证据，并协助法院对纳粹罪犯提出公诉。

　　“我们在国外搜集大量有关纳粹罪行的资料，然后评估和筛选这些资料。之后我们对这些资料来源地进行核实，确认哪一份罪行资料相对应的罪犯还没有被审判，同时确定具体负责的检察官，接下来就开始公诉流程。”

　　托马斯说，“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也会和外国搜集纳粹罪行的组织合作，特别是美国的HRSP(Human Rights and Special Prosecutions Section)和OSI(Office for Special Investigations)。”

　　在过去近60年的时间里，像托马斯这样的检察官，一代接一代去完成“与历史较劲”的工作。除了负责搜集纳粹罪行证据，联合德国各地检察机关对疑犯提起诉讼，他们还承担了纳粹战争罪行的调查研究工作。

55年 7555场审判

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现址。

　　从1958年12月1日正式运行到2013年12月31日为止，“中央办公室”已经参与了7555场审判，并完成了7522起案件，仍有33起案件仍在进行之中。

　　为了让每一名纳粹罪犯最终都受到法律的制裁。从1958年起，该机构的检察官们累计搜集到117062个证据，建立了1711771条索引，积累大约558300张照片。最为著名的成就是：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曾在20世纪60年代推动了奥斯维辛审判，审判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此外，由于2009年纳粹集中营前警卫德米扬鲁克被判有罪，这一判例推动了司法机构重新启动了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前警卫的调查工作。这才有了现今这起对奥斯卡·格罗宁的审判。

　　德国纳粹在欧洲曾犯下累累罪行，但德国人通过自己的行动，赢得了整个欧洲的谅解。这不仅有勃兰特震撼世界的一跪，更有像托马斯这样的司法人员，对过去的错误问责的不懈执着。

　　二战结束后，虽然众多纳粹头目已经被审判，但仍有一些“纳粹”潜逃出走。这些人中有职位较高的军官，也有普通士兵，他们有的逃到国外，销声匿迹。

　　目前，托马斯正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极力寻找这些纳粹战犯，力争用最短的时间开始审判进程。

　　二战已过去了70年，在逃的纳粹战犯都已到了耄耋之年，真正能被送上法庭的少之又少。倘若审判拖延，这些疑犯离世，那一切都将毫无意义。

　　托马斯希望，对奥斯卡-格鲁宁的审判并不是最后一例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不让任何一名战犯逍遥法外

　　对纳粹战犯的跨世纪问罪，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誉。但这些疑犯都已经是老人，对老人的“不依不饶”，也让检察官们受到一些批评和指责。

　　托马斯告诉新浪，这些批评和指责多来自于纳粹疑犯的亲人和朋友。“近些年受到一些指责是肯定的。因为二战结束已经70年，这些纳粹疑犯平均年龄已经超过90岁，其中有些人的家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曾参加过纳粹党，并在工作之中做了很多灭绝人寰的事。另外，有些疑犯的身体情况根本无法承受诉讼过程中的舟车劳顿，所以我们会在法律的基础上对可以出庭的疑犯提起公诉。”

　　当然，对于托马斯和他们的同事而言，疑犯家属的不理解甚至嫉恨并非最大的挑战。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时间。

　　由于时间流逝及证人的相继离世，找证据变得越来越困难。

　　托马斯说：“我们需要的信息和资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在中央办公室建立初期的1958年，二战结束只有十几年，我们可以搜集到大量的纳粹犯罪证据。而时至今日，二战结束已经过去70年，很多地方已经物是人非，这对于我们的搜集工作来说是个很大的困难。”但托马斯说，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搜集到一些证据，这其中少不了外国组织的帮助。如约翰-德米扬鲁克的案件，此人曾在纳粹占领时期，在波兰境内的索比布尔集中营杀害了2.8万名犹太人。二战结束后，德米扬鲁克移民到了美国。但60多年过去后，他最终被“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的检察官们找到，诉上法庭。在美国方面的协助下，2011年，德米扬鲁克最终在慕尼黑被判处五年徒刑。”

　　战争已经结束70年，但托马斯的工作还将继续。

　　“接下来的几年应该是案件比较多的几年，因为我们已经加快了搜集证据和提出公诉的速度。我们不会放任任何一个在二战中犯下罪行的纳粹士兵逍遥法外，这一直是我们的目标。”托马斯对新浪说。

　　文/新浪国际 王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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