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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上午10点,似火骄阳之下的东京,蝉鸣了了,树影婆娑。与六本木使馆区毗邻的赤坂写字楼群,行人寥寥,东京寸土寸金的地段,除了银座、涩谷商圈,大抵都是如此静谧。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个人事务所位于赤坂一栋高级写字楼的7楼,面积只有原来国会分配的议员办公室一半大,没有了独立的会议间,鸠山由纪夫在自己略显逼仄的办公室会客沙发上与新浪驻日特派员进行了独家对话。
5月初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带领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来华,带来了安倍首相希望在APEC召开期间举行中日首脑会谈的意愿。这之后,首相安倍在国际场合就中日关系所做的“对于中日首脑会谈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对话大门一直打开”的公开表态,近日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的非正式接触,您怎样解读这种外交举动?您觉得中日首脑会谈在近期内有可能实现吗?
众所周知,中日关系现在处于非常紧张的局面,长期没能举办中日首脑会谈,我认为是一种非常异常的外交状态,因此我希望能够尽快举行中日首脑会谈。我认为高村副总裁受安倍首相的委托转达希望在北京APEC期间进行中日首脑会谈(的主张)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举办首脑会谈存在着钓鱼岛(主权纷争)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羁绊)。如果安倍首相在8月15日再次参拜靖国神社,首脑会谈肯定就没有余地了。的确在北京(能够实现首脑)会谈有积极意义,日本政府不应该始终回避钓鱼岛领土纷争问题,而应该拿出勇气面对历史事实。日本政府只要有勇气面对历史事实、(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认为中日首脑会谈马上就能举办。所以说,关键问题要看安倍首相有没有面对历史事实的勇气。
中日两国均有媒体认为如果中日之间不能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达成共识,尤其是钓鱼岛领土权属问题不被厘清的话,无论什么形式的外交手段依然很难缓和两国关系,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钓鱼岛主权问题难被厘清,所以1972年周恩来先生在与田中角荣会谈上提出了事实上搁置的建议,以后的邓小平与园田(指时任日本外相的园田直)的会谈也再次秉持了钓鱼岛主权问题事实上搁置的原则。以此(类推)来说、领土主权问题一直保持搁置,中日关系就能够维护得非常良好。中日两国自古拥有悠久的友好关系,我认为只要把现有的领土纷争恢复到搁置状态,中日两国就能再次建立友好外交关系。只要日方能够做出就领土问题愿意与中方进行讨论的态度,我相信两国关系会有很大的进步。
近段时期以来,日本政府对中国与越南、菲律宾之间的南海争端多次表态,在中国看来,日本政府的对话态度反复无常,似乎一会主动对中国示好,一会又在安全局势上指责批评中国,您怎样看待安倍外交的这种两面性?
尽管日本政府主动地向中方示好,但是在“(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不存在纷争”前提下的(对华)示好,这不意味着真心真意想要和中国缔结友好关系。安倍首相将自己的外交理念定位为“价值观外交”、旨在向与日本价值观相近的国家表示友好,对方也比较容易接受。但实际上中日两国的价值观不一致、(于是演变成了)带动和中国价值观不一致的同类国家组成弧状战线,把中国包围住形成安倍首相所谓的“中国包围网”的外交策略。所以出现了在南海沿岸国家,如越南,菲律宾与中国发生领土争端的局面下、安倍首相刻意强烈主张“中国威胁论”的局面。的确,中方也有反省之处,但是关于与越南之间的冲突问题,我听说中方一直建议搁置,希望进行共同开发,越方却不理其提案,主张主权并进行石油和煤气的开采。我认为最终双方唯有通过协商才能达到共同开发的目的,我期待中越两方能够尽早给出互相满意的方案,这样也能给钓鱼岛问题带来好的影响和借鉴。安倍首相想通过“价值观外交”政策来包围中国,(我认为只)会是让日本孤立。因此我觉得更应该站在“东亚共同体”的构思上来考虑外交问题。
在你就任首相期间,一直秉持创建“东亚共同体”新格局的构想,但当前日本与中国、韩国、俄罗斯都或多或少存在龃龉,安倍首相及内阁似乎并不在意日本在亚洲的孤立局面,你怎么看安倍的这种外交政策呢?
我认为现在的时代,国家与国家间产生问题也需要相互协作来解决。已经是网络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和地球上的任何人建立起相当强的链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因为国家与国家的对峙而放弃外交交往,不符合21世纪的国际交流原则。我一直主张以尽管拥有困难但双方承认错误,加深协助关系构造“东亚共同体”为目标。我认为这是时代的潮流,安倍首相没能和本来应该是最重要的(外交对象)中,韩,俄搞好近邻友好关系,最大的原因还是一边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一边和中国价值观不一致的同类国家组成“中国包围网”的难以理解的想法(造成的)。结果呢,美国也不认同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批判其为历史修正主义者,(我觉得)奥巴马和安倍首相的关系也不良好。
从此方面也能看出包围中国的外交理念是落后于时代的,尽管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是双方首脑级别的交流非常频繁,中美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了中日关系。日方也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安倍政权的外交政策包含着导致日本自身被孤立的危险性。为了避免这样的孤立,安倍首相尽管常常访问诸国,(走了地球大半圈)但从结果上来看却最终没有访问到(对日本)最重要的国家。这点是他外交政策中最大的缺点。
安倍首相要求修改宪法解释以行使集体自卫权,这势必又是个挑拨中国、韩国神经的敏感问题,并会给中日、日韩外交带来更多障碍。你曾经是修宪派的代表,如今已经淡出日本政界的你又是怎么看待集体自卫权这个问题的呢?你认可通过修改宪法解释来解禁集体自卫权吗?
我曾经也是改宪派。随着时代的变迁,宪法也应该(与时俱进)拥有可以改变的部分和不可更改的部分。所谓可以改变的部分我觉得诸如统治机构方面,比如说现在的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两院制是否起正面作用,或者政党在宪法中没有恰当的地位之状态的是非,或者在国家和地方的关系上,国家的权限过大,(是否可以考虑)把权限移转到地方等等。原本宪法应该是守护国民权限,不应该是增强国家权限,我一直期待着增强国民权限方向的改宪。但是现在安倍首相所进行的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为目的的改宪(笔者注:最终并没有改宪,而是修改了宪法解释)是增强国家权限的改宪,断然不是理想的(改宪)。而且因为改变宪法会招来国民的强烈反抗,所以最终通过内阁会议决定改变宪法解释(达到目的),更是无法无天的荒唐行为。不仅仅是轻视国会的行为,而且在基本没有通过国会讨论的情况下,仅凭内阁认可便决定日本今后可向美国或其他海外国家及地区进行军事参与的主张非常不妥。
(集体自卫权)原本就是对中韩等邻国来讲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安倍首相)现在的做法当然会招致反感。因此我认为不可以通过改变宪法解释来行使集体自卫权。
我以前主张改宪,但行使集体自卫权是增强国家权限的改宪,和我设想的改宪是完全相反的方向。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含义的确一部分是为了保护日本国民的生命,但同时也意味着自卫队可以深入世界各国,比如说在对方国家没有进行武力手段时也可以以预防的名义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在同盟国美国本土及海外战场均有被恐怖分子袭击的经验上(我们)能够了解到,(解禁集体自卫权事实上)反而会威胁日本国民的生命。这也是当年我反对日本协助参与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原因。通过行使集体自卫权,(如今却)再次增强了这样的可能性,在现行政权之下会带来极大的危险。
你在2013年以个人身份访问了中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你的发言受到中国的欢迎,但是在日本似乎引起了很大争议,你在做出此番言论之前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接受日本媒体及政界的批评?此言一出,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你做过预期吗?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做出这样的表态呢?
我个人认为领土纷争问题需要中日双方互相学习历史事实和坐下来安静地讨论。感情用事,对领土主权纠纷毫无解决用处。(日本)媒体不用功学习可以原谅,日本政府尽管学习了但不公开重要事件,这就不一定能算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切实解决问题,我们需要能够冷静主张事实的人物,尽管他会承担很多风险和指责,所以我站出来表达了我自己的看法。包括访问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之事,我当然已经做好了接受日本国内舆论批评的准备。我对日本媒体的认识实在太少,或者说是对(日本媒体)拥护政府方针的报道态度感到非常遗憾。读卖新闻以前也主张过钓鱼岛主权问题搁置的观点,现在却推翻了之前自己的主张,对这样的反复态度我实在是无法予以认可。
2013年7月,你退出了民主党,请问是否与您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和言论有关系呢?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压力促使你退党呢?
我退出民主党并且辞职议员,不仅事关钓鱼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我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发言在民主党内也受到了批判,(但我认为)这是民主党自己没有好好学习(历史认识)。离开民主党不只是(因为)此问题,在民主党(从自民党手里)政权交接时为了吞下自民党的要求,我提出的各种提案和政治主张都被拿下了,我认为民主党已没有(我建党时)原来的样子才做出了(退党的)判断。此外,在核泄漏问题上(民主党)对国民以及福岛地区的民众做出了拙劣的回应,导致福岛民众陷入危险状况,我觉得需要对此反省,再加上我个人认为民主党已经不是所谓的“民主”的党派了,才作出了退党判断。
日本与俄罗斯的外交因为乌克兰危机基本处于停滞状态,6月2日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俄罗斯文化节2014”开幕式,日本媒体此前曾报道称日本政府内部因纳雷什金是被列入美国制裁对象名单的人物,对其的来日安排有过争论。作为此次俄罗斯文化节的日方组织委员会委员长,你所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这次纳雷什金访日安排是否真的受到了阻碍?
作为俄罗斯文化节2014日方组织委员会委员长,俄罗斯驻日大使向我提出希望能邀请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来日出席活动,看我能不能协助促成此事,所以我向外务省递交了请愿书。外务省也向我做出了“了解了”的回答。至于(纳雷什金)被列入美国制裁对象之事我(事先)也了解,但日本方面并没有公开受制裁者具体名单,因此成为了(纳雷什金)能够成功赴日的理由。关于(其中的)阻碍有多强烈我不太清楚,我知道的是美方对此好像有过通知。不过这次活动是文化节并没有政治上的特别含义,因此外务省最终也是对纳雷什金的来日给予了放行和协助。
纳雷什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外界普遍解读他来日本是为普京秋天访日做准备,但是日本在对俄外交上受到美国牵制,你认为纳雷什金访日是否真的达到了打头阵的目的,尤其是在现在日俄关于因为乌克兰局势又呈现停滞及对立态势的局面之下?日俄首脑会谈是否能够达成?
对于纳雷什金来日本是为普京访日做准备的看法,我觉得其中应该有一定的成分。在乌克兰问题上日本对俄进行了轻微的经济制裁,目前(日俄关系)不是非常乐观的情况。关于普京总统今年年内访日能否成功,日俄两国之间尽管存在乌克兰问题的隔阂,但此次纳雷什金访日成功给普京总统秋季访日留下了进一步的可能性。从马航飞机坠落到日本的对俄经济制裁问题上来看,普京总统访日不一定能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也有可能延期几个月。(但我觉得)来还是会来,只是能不能按照预定计划,还是抓不太准。
最近对于日本民主党冲绳县支部发出的参选邀请,你表态称无意参加冲绳县知事的竞选,你曾经反对将美军普天间机场移至名护市边野古,此事在您担任首相期间也造成很大争议。在冲绳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你现在的态度如何?拒绝参选冲绳县知事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是不是今后也没有重返政坛的打算了?
我大前天去了冲绳两天,也去看了边野古的大海。在自己就任首相期间我一直不希望美军基地移设到边野古,最低(限度)也是要求设在县外,最好能够迁移到国外。可惜我的力量不大让,基地转回了边野古,因此受到了冲绳民众们的反感。至今我都在对此事反省,尽量做一些我能够(做到的)体贴冲绳民众的事情。前天我看到的边野古大海依然非常漂亮,在那里要修建巨大的军事建筑物是人类对自然的侵犯,并且是对上帝的侮辱。我是已经辞职的议员以及做过日本首相的人,现在作为一个普通民众但有过首相经验和责任的人士,我个人建立了东亚共同体研究所冲绳中心,旨在把冲绳变成和平的岛屿,把日本全国变为和平的岛屿,(现在的身份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履行当议员时没能做到的事情,并且坚守我的信念。因此我没有想过出马知事选举,也没有返回政界的想法。
作为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的理事长,你以民间人士的身份贯彻您的政治立场,但另一方面似乎也有意与政坛保持距离,你对目前自己的角色怎么定位?满意吗?
作为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的理事长,在政治方面一定要站在中立立场。虽说中立,但当然也有自己的意志,关于普天间的边野古基地移设问题,我至今仍在反省,也一直站在反对移设基地到边野古的立场上,但并不意味着我会再次跳进政坛推动整治活动。我会尽可能做我自己的个人角色,尽管我现在既不是议员也不是首相了,中国朋友们还是非常热情地接待我,(没有了政治身份的束缚)我(现在)能够和各种人、事进行坦率的交流和议论,我已经对我的角色非常满足了。
中日媒体均有舆论称中日关系僵化导致日本对华贸易额逆差加大及在华日企的产能收缩,你家族持有普林斯通轮胎不少的股份,也早就进军中国市场,在这方面您可以说比一般的政治家更有发言权和体会,你觉得中日关系的冷淡切实影响到了两国经济交流合作吗?
中国GDP正在急速增长,劳动力成本也处在急速上升的状况。从企业经营者的立场来讲,日本工人的报酬是非常高的,所以才追求更加廉价也能干的劳动力。但在中国国内劳动力报酬增长的情况下,日本大企业肯定也已经在寻找拥有更加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普利司通也不例外,正准备在越南海防市建设大型工厂。但是最近我和中国驻福冈总领馆领事李先生见面时,谈到了4年前我曾拜访过的位于中国唐山的“曹妃甸”工业区。因为中日关系不顺畅,本来准备中日共同开发的工业区,现在基本上还没有日本企业进驻。我认为中国还存在很多值得日企进驻的地方,(吸引日资企业)对中方也有利。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导致中日间经济协力的停滞,将对双方特别是对日本企业带来很大的打击。日本企业为了生存想到了转移东南亚之策,但其实能够和离日本最近的中国合作(才是最佳方案),尤其是能给日本中小企业带来更多期待。因为安倍首相再三强调“中国威胁论”,现在日本财界也感到很困惑,想接近但是又不可敢接近。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政治上多么不顺畅,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的交流还是需要的。双方需要走近,且需要搁置一些问题,然后开展对话。我认为最终在中日之间能够让双方走近的经济课题是环境问题。比如说,给北京带来蓝天,或者促进煤炭的效率化等等。(新浪驻日本观察员 唐光 翻译校对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张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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