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的摩骚乱的根源

巴尔的摩骚乱的根源

　　美国时代周刊本周封面报道关注巴尔的摩骚，题为“巴尔的摩骚乱的根源”，封面上写道：“美国1968-2015，变与不变”。以下为文章全文翻译：

　　当听到黑人青年弗雷迪-格雷死亡的消息时，巴尔的摩市长史蒂芬妮-布雷克正在教堂里。她说，她“立刻”意识到，这事不寻常，不是令人压抑的司空见惯的又一位年轻男子在一个有麻烦的老城死去的事情。非洲裔美国人死于警察之手在美国已成为“缓慢发展的危机”，奥巴马总统在格雷死亡九天后如是说。弗雷迪-格雷4月12日遭警方逮捕，他被带上手铐并押入警车时意识清醒，但却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陷入昏迷，他脊椎严重受伤。

　　在这一事件发生两周后，格雷与巴尔的摩警察致命遭遇的详细情况仍是一个谜，但市长可以听到一辆缓慢运行的“列车”驶进了巴尔的摩。格雷的葬礼于4月27日举行，在这之后爆发了骚乱，晚上发生了多起纵火、洗劫、向警方投掷砖头事件。市长在当天晚上十点宣布全市宵禁。马里兰州州长霍根宣布，国民警卫队进驻巴尔的摩。事情已经很清楚，这辆“火车”后面拖着许多车厢。

　　对于游客来说，巴尔的摩以蟹饼、诗人埃德加-爱伦-坡而闻名。《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报道称，巴尔的摩市2011年至2014年期间向警方暴力受害者支付了近6百万美元的赔偿金。受害者包括十几岁的青少年、一位26岁孕妇、一位87岁的祖母。格雷不是首位在巴尔的摩警方面包车发生脊椎重伤的人士。杰夫里-阿尔斯顿2004年在乘坐警方面包车后颈部以下完全瘫痪，他就此成功地起诉了市政府。顿迪-约翰逊在押间脊椎受伤，两周后死亡，他的家人2010年也成功打赢了赔偿官司。在巴尔的摩俚语里，这被称作是去“一个艰难的旅程。”

　　当警方暴力如此司空见惯，以致于出现有关俚语的情况下，城市就有问题了。不过，巴尔的摩的问题多年以来一直是有详细记录的。当游客们欣赏巴尔的摩内港(它是一个发展中的高端地区，适合步行，非常吸引正处于上升期的千禧一代)的景色时，电视观众们则更加熟悉电视剧《火线》里的巴尔的摩。这是一个人口在1950年达到顶峰的城市，人口的流失给多个社区留下了大量的破房子和关闭的工厂。在那里，除了毒品交易，工作机会非常少，警察令人害怕，而不是令人信任。格雷遭逮捕地点是在沙镇-温彻斯特区，该区正是巴尔的摩市贫困地区的一部分。骚乱开始的地区是在蒙德米恩，警察与聚集在那里的学生此前在那里发生了对峙，该区的情况与沙镇-温彻斯特区一样。东百老汇区的情况也是如此，该区一个耗资1600万美元正在建设中的低收入老年人居住项目遭焚毁，市长称，这与骚乱有关。

　　有一些年纪的巴尔的摩人知道，变革是很难的，是的，但是骚乱并不会使改变更加容易一些。他们曾经历过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当时引发了骚乱事件，骚乱导致6人丧生，700人受伤，近1000家商店遭洗劫。在近半个世纪之后，骚乱区的部分地区仍未能从骚乱中恢复过来。巴尔的摩市议会主席杰克-扬称：“我们从未从1968年的骚乱中真正恢复过来。我们的基础设施被摧毁了，肉铺、服装店、超市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被毁掉了。”

　　虽然巴尔的摩的人口可能已在60万左右稳定下来(它人口最多时有近1百万人)，但它最贫穷的地区的发展呈停滞状态。全市有近16000套空房，其中许多空房位于沙镇-温彻斯特区，该区有四分之一的房子无人居住。巴尔的摩卫生部门2011年的一份报告称，沙镇-温彻斯特区有许多售酒商店(是市平均售酒商店数量的一倍)，但工作机会很少(失业率是市平均率的一倍)。4名青少年中就有1人曾在2005-2009年期间被警方逮捕至少一次。社区活动人士、摩根州立大学的卫生政策教授劳伦斯-布朗称：“沙镇-温彻斯特区是巴尔的摩市最穷的区。”因为这些原因，巴尔的摩成为了种族和对经济不满的最新代言城市。

一个“缓慢发展的危机”

　　在9个令人不安的月份里，我们用新的方法来应对有关种族问题的对话，对话已持续了数个世纪。这些愤怒日子的根源，无论是在弗格森，还是在北查尔斯顿或者在巴尔的摩，可以追溯至已持续数十年的错误的累加。每个引爆点是不同的，各个社区作出的反应也是不同的，但其中有一些共同之处。正如奥巴马在白宫发表的讲话中所观察到的那样，奥巴马讲话的基调有决心，也有失望。他说：“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应当进行一些反省，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这是一个持续数十年的问题。我们同时不应为发生在那些社区的犯罪活动找任何借口。在巴尔的摩和其它地方，贫穷的社区被剥夺了发展的机会，在那里出生的孩子过着悲惨的贫困生活。这些孩子的父母经常因为吸毒、遭逮捕或者缺乏教育而无法给孩子树立正确的榜样。”

　　奥巴马对人们对那些问题的关注如此零星感到失望，“只有在一家CVS药店被焚烧，一名年轻男子遭枪击或者他的脊骨断裂的情况下”，才会派出卫星转播车和调查委员会。但是，和其它地方一样，巴尔的摩是明白这些问题是多么复杂、变革是多么困难的一个好地方。

　　多轮学校改革措施取得了成果，但这方面的进展是缓慢的。毕业率呈上升趋势，但是仍大幅低于州平均水平，参加大学预修课程考试的学生人数去年增加了9%，但通过率比其他城市低一半多。犯罪率在过去二十年大幅下降，这与全国的趋势是一样的，但仍大幅高于大多数美国城市的犯罪率。

　　尽管一代非洲裔领导人崛起，公务员的组成已高度多样化，但巴尔的摩的问题仍在持续。巴尔的摩的市长、学校的管理者、警察局长都是非洲裔美国人，48%的警员也是非洲裔美国人。确实如此，有许多强势的非洲裔领导人来自巴尔的摩，其中包括宗教领导人玛丽-朗吉、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他曾居住在格雷死亡的地区。)

　　但事情的发展表明，与遗留的危机相比，上层的多样化、中产层的融合是另一种类型的挑战。那些非洲裔警察不太可能居住在巴尔的摩最动乱的社区。当市长布雷克最初在谈到骚乱者时，她选择了“暴徒”措词，这看起来使她与更深层的问题保持了距离。

　　帮助组织抗议示威活动的陶森大学讲师约瑟夫-卡皮斯塔称，这并不是在说，种族议题与这种恶性的混乱状态无关。他说，警方在更富有白人社区的执法行动几乎总是比在贫穷的非洲裔社区更文明。他说：“就种族正义而言，我们还生活在南北战争之前的状态。”

　　巴尔的摩市警察局长巴茨使用了类似的语言，他在此之前曾任奥克兰和长滩警察局长。他今年早些时候在接受采访时称：“当我来到巴尔的摩时，这就像是时光倒流。巴尔的摩的部分地区非常富有，非常美丽，这些地区的居民大多数是白人。这与那些挑战性很强的社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高度隔离状态是巴尔的摩问题的写照。巴茨称：“这与巴尔的摩市的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种族主义有关，这都是你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应对的问题。”

希望的迹象

　　在经历了4月27日的骚乱后，巴尔的摩度过了紧张的，但基本上是平静的夜晚，但是官员们仍严阵以待：学校停课、推迟了两场比赛的巴尔的摩金莺队4月29日在封闭的坎登球场内进行比赛，这是大联盟棒球比赛首次在不向公众开放的状况下举行。毕竟，考虑到巴尔的摩目前的情况和导致这个缓慢发展危机的所有因素，希望最糟糕的情况已过的希望可能过于乐观。

　　但是如果巴尔的摩能够维持和平局面，这将不会是因为外部干预，而是应当从内部解决问题。虽然有骚乱者，但社区也有更多的人愿意站出来，联手组成缓冲区以分开示威者和警察。更多的青少年愿意去清除人行道上的碎玻璃。有一个难忘的画面是，一位母亲在街上认出蒙着面闹事的儿子，当街怒扇其耳光并将其扭回家。当警方提到有关黑帮人员威胁要杀害警员的报道时，对立帮派成员则呼吁保持平静。一位自称是黑帮人员的人对《巴尔的摩太阳报》称：“我们不想让任何人受到伤害。”

　　那些挺身而出来保护和修复社区的人们是巴尔的摩迫切需要的希望载体。他们也是应对接下来艰巨挑战可能要利用的能量。奥巴马称：“一些警局需要进行反省。”他是正确的，很显然，巴尔的摩警局在这个名单上位居前列。奥巴马接着表示，社区和整个国家也需要反省。我们的反省也许可以始于关注巴尔的摩有哪些地方出了问题，也要关注哪些地方做对了。(新浪国际 严伟江 陈智勇)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标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或个人不得全部和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