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之间的差距，目前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和谐社会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城乡收入为例，中国城乡差距已从1980年代的1.8比1、1990年代的2.5比1上升到2010年的3.23比1。虽然在2010年中国农民收入的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但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总体仍未得到遏制，但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总体仍大于农村。也正是因为此，在“十二五规划”的建议稿中，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其实，城乡差距并不只是体现在收入上，收入只是城乡差距的一个缩影而已。城乡之间的差距广泛的体现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甚至这些差距比收入差距更为巨大，看看社会养老保障就知道了：城市里60岁以上的退休员工几乎都能享受由社会提供的退休金，但是农村的老人，能够享受社会保障的是微乎其微。这些来自非经济方面的差距，和收入差距一样，互为因果，最终导致了今日城乡之间的鸿沟。

是不是只有中国存在着城乡差距呢？不然，在任何国家城乡之间都会有差距，由于城乡之间具有不同的禀赋要素，这会导致两者在经济和社会上的诸多差异。一般而言，相比较农村而言，城市意味着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多的技能提升机会和更为便利的交通网络。虽然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不大，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们还是愿意在城市里生活，以美国为例，从本世纪开始，美国农村和城市的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1.17：1，意味着农村的收入已经高于城市，但是即便如此，每年还是有更多的人涌入城市，而不是相反。从全世界的范围看，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了，虽然有很多学者在渲染各种“城市病”——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和房价高企。但是从统计数据来看，最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人口还是在不断的增加，并没有人因为城市的诸多弊病而离开城市，相反，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希望在城市获得更好的生活。

当然，中国的城乡差距和其他国家可能并不一样。在其他国家，城乡之所以会引起差距，可能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因素，简而言之就是：农业生产效率不如工业；城市大量的人口会带来规模经济，容易带来更好的公共服务。中国的城乡差距当然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如果仅仅归结到这里，则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如果仅仅是这方面的原因，那么农民完全可以通过迁徙到城市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农民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享受城市更好的结业机会和公共福利，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城市过程中都走过的必经之路。

表面上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也与此相近，但是细细比较则并不尽然。自从80年代开始，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就开始向非农部门转移，但是由于户籍的限制，产生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城市化道路。直到今天，数亿已经在城市里就业的来自农村的产业工人，还是被称之为“农民工”。言下之意就是，他们虽然干的是城里人的活，但是在身份上还是属于农民。农民的身份限制，意味着农民工无法现代城市文明所拥有的公共服务。

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就会发现，当下中国城乡差距之所以成为问题，并不是因为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不重视，相反，可能是重视农村和农业发展的路子出了偏差，才导致现今的城乡发展不平衡。 试举一例，现在很多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和部门政府官员，还是倾向于认为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把农业搞好。认为只要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可以解决好中国的农村问题。农业投入和农产品价格当然需要调整，但是仅仅通过这种办法是无法解决农村问题。从世界发展的经验来看，没有一个国家是能够在农业劳动力占整个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情况下解决城乡差距问题。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历表明，城乡差距——尤其是收入差距要得到缩小，农业人口的比例须占全国5%以内。以日本为例，07年日本的农业就业人口2007年为312万，占日本总人口的3%左右。

而在我国，由于户籍因素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还呈现出一个相反的现象。有资料统计，中国推进城乡一体化近10年来，我国城市建成区规模扩大了60%，城市人口仅扩大了20%。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更多的是一种“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口的城市化”，扩张的城市面积却不能够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口。这种现象之所以会产生，并不是农民不愿意进城，而是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进城，或者是说城市里的既得利益者生怕农民进城会降低其公共服务水准，从而给农民进城设置种种限制。

如果这个论证成立，那么解决城乡差距的重点并不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如果只是单纯的在农村增加资金投入和加强基础设施，效果可能并不明显，甚至会相反：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来到了城市，那么过多的基础设施就可能资金浪费。中国农村里诸多废弃的“希望工程”就是一例，因为适龄人口不足，诸多当年通过“希望工程”而兴建的中小学校不得不废弃。相反，在城市里却出现诸多农民工子弟无法上学的现象。由此可见，实现城乡公平的关键，并不只是在于增加三农投入，而是要在户籍这一身份限制上下功夫，只有城市要放松户籍限制，让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在城市里自由择业。只有这样，城乡之间才能够实现公平。

两千多年前，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邦，为了更好地生活留在城邦”。这句话在今天同样适用。只有让农民来到城市，这才是消灭城乡差距的唯一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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