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两会，我们都会听到一些代表和委员熟悉而热切的声音，他们对某些问题的关注已持续多年。
    如：曾是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校长沈士团为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这一目标呼唤了10年；而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提交车改议案已持续8年之久……
    无论他们的提案议案是否可行，是否最终被采纳，作为民意代表和承担建言献策职责的人们，他们的这份坚持展现了责任的力量，展现了一份希望。

    曾是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校长沈士团为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这一目标呼唤了十年，甚至被称为“4%专业户”。他终于不再忧虑了，“今年，政府对4%的承诺就要兑现了。”
    如果按照2012年中国GDP总量超过50万亿元计算，那么，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将超过2万亿元。
    2012年是本届中央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对于4%的目标，下足了决心：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成立了一个“落实4%工作办公室”；为了保证充裕的资金来源，各地方政府要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作专项教育资金。
    “有钱了，但除以13亿，就是一个小数，还要勤俭办教育，精打细算。”沈士团平和地说。[详细]

    “太浪费了！”叶青(微博)认为，要是每个人都行动起来自行承担一些公车的花销，那么每年政府就可以省下很多钱，投入到其他更需要的地方，“比如最近一直在提的校车。‘减公车，增校车’，未必不可行。”
    从2004年起，叶青每年都会在全国两会上提交车改议案。
    “2008年‘两会’后的一天，中纪委突然给我来了电话，我还被吓了一跳呢。”叶青说，“原来，他们终于决定要考虑我的公车改革建议了。”
    这么些年来，叶青一直在关注车改。“基本上每年我都会提一个跟公车有关的话题。”叶青说，车改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补贴的问题。“科级干部能否给补贴800元甚至1000元？这样逐渐才可能取消特权。”[详细]

    2月22日，韩德云(微博)在微博上为两会公开征集建议，提出有关财税、住房、三公消费等7条备选建议，其中建立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的建议被放在第一条。这是韩德云第七次提出官员财产公开申报的建议。
    “有人问我，你提六次了，六次都没通过。从我个人角度，只要它还没有实现，就要一直讲。”说起自己的固执，韩德云一笑了之，“提十次、二十次也可以，这个事情就这么复杂，提一次就想通过，那是不可能的。”
    韩德云说，再提并不是有什么新的想法，而是出于法律人的社会责任，出于唤醒社会意识的角度。在他看来，代表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引起社会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关注，并且不断回应这种关注，“这也是在履职”。他这么做，就是要让整个社会始终保持对这个话题的关注，从而推动这个制度的实施。[详细]

    连续五年关注“税负”问题的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掌门人宗庆后(微博)，今年再提建议：将个税起征点再提高1500元。
    宗庆后说，个税起征点提高至3500元后，让新入职员工基本免交个税。但仍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现状，不利于培育中产阶级、中等收入群体，也不利于当前拉动消费内需的目标。他建议，进一步适度提高个税的起征点，并考虑家庭成员负担因素，从而提高老百姓实际可支配收入。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共有10处“谈税”。而近5年来，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提到了上调个税起征点这个话题。从2008年到2011年，代表、委员建议的个税起征点，主要集中在5000元。[详细]

    早在2008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蒋洪(微博)在小组会上一鸣惊人:“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都白了!”期待“三公经费”透明化，是近年来蒋洪持续关注的话题。
    4年过去，眼前的蒋洪头发更白了，但在他脸上，记者找到了些许的欣慰。“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是我国预算公开的一大进步，体现了中央建设廉洁政府、保障民众知情权的决心。”蒋洪说。
    “但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没有能够按照国务院要求完成‘三公经费’公开工作，确实令广大群众失望。”
    蒋洪分析认为，“三公经费”公开之所以“犹抱琵琶半遮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有法律法规阻碍了政府财政透明化的实现。今年两会，蒋洪便提交了名为《尽快废止阻碍预算公开不合理规定》的提案。[详细]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连续五年建议放宽二胎生育，可以按省市在三到四年内逐步放开。
     纪宝成表示，目前中国40岁以下人口比重进一步下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上升3个百分点，老龄化社会加快到来。
　　“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复杂，全社会对独生子女家庭风险认识不足。”纪宝成建议，提倡生两个，但是不能再增加了。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出台地方法律。同时，建议城乡统筹，也就是说城市农村一个政策。[详细]

     “我上会已经15年了，我协同其他代表提出的九年义务教育和成立证监会的提案都已成为了现实，但唯独这个垄断企业改革的提案还迟迟不见奏效。”王超斌(微博)表示。
     王超斌认为，国有垄断企业的“霸道”已经让他“实在看不过眼”了。拿自来水公司来说，“从安装到供水设施，都是他们独家说了算。设备的价格都是他们单方面定价，没有投标招标，没有竞争。如果一个大楼要通自来水，自来水公司的人来了就做预算，然后告诉你应该交多少钱，没有任何选择和划价的余地。”
     王超斌认为，国企领导就是负责管理，应该和公务员拿同样的薪水。企业挣钱多是因为政策好，而不是因为他自己有本事。他们把大笔的钱放入自己的腰包，这不只是公平问题，而是变相贪污的问题。[详细]

     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当过18年刑警的刘丽涛，今年将第十次建议刑法增设“袭警罪”。
     增设“袭警罪”，也引起了一些议论。有人认为，这容易导致警察强势、警察权滥用。
     在刘丽涛看来，这是对“袭警罪”的误读。设立“袭警罪”，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保障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更好地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她分析说，“袭警罪”打击的对象是少数违法犯罪分子，而不是老百姓；“袭警罪”的行为手段是暴力、威胁，而不是其他行为；“袭警罪”侵害的对象是正在执行职务的警察，而不是一般情况下的警察。
     “我这么坚持，是因为我代表200万中国警察，为了战友，我会一直提下去。”刘丽涛说。[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