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举重56kg级别决赛结束，中国选手吴景彪挺举最后一把冲击161kg失败，遗憾的收获总成绩的银牌。他输给的是B组黑马，来自朝鲜的选手温熙哲，后者也成为奥运会举重历史上首位B组夺冠的选手。

吴景彪丢掉了中国队计划内的这枚金牌，这也让这位小伙子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比赛结束的那一刻，他的情绪立即崩溃了。领奖过后来到混合采访区，吴景彪依然不能释怀。“我有愧于祖国，有愧于中国举重队，有愧于所有关心我的人，对不起大家！”吴景彪的泪水短短几秒内倾泻而出。央视记者赶紧安慰：“没事不至于！还没个输赢啊，千万别这么说。横一点儿横一点儿！”得到谅解后，吴景彪重重怒吼了一声宣泄出所有的压力，随后又哽咽了近半分钟。[详细]

“唯金牌论”让竞技体育变得残酷

中国在举重领域具有相当强的优势，因此这枚金牌被很多人视为了囊中之物。然而，在竞技体育赛场上，具有各种不可测和不可控的突发性可能，不是说具有优势就一定能收获金牌。尤其是像奥运会这种重大比赛中，强者一败涂地、弱者后来居上的大逆转比比皆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下，运动员不论资格挑战自身极限，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本正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魅力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赛场上没有常胜将军，吴景彪的失利也属于正常。

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我们干竞技体育工作的人，来了伦敦就必须要争金牌。我们参加奥运会的目的只是为了夺取金牌？拿到银牌铜牌就不值得欣喜？夺了就要欢喜鼓舞，拿不到就要“有愧于祖国”，这是何等的功利心态？而与之延伸下来的，正是奥运冠军的“赢者通吃”与奥运失败者的“无人问津”。这样的“唯金牌论”让竞技体育变得残酷，失去了本该有的魅力。[详细]

培养路径和淘汰机制过于惨烈

所谓“举国体制”，从模式上看，是一种“体校+专业队”的形态。简单地说，就是从庞大的业余体校里的潜在苗子中选拔，不断上升到省级专业队以及国家集训队，这个过程有着严格的淘汰机制，年淘汰率不会低于20%。这个体制的目标函数就是运动员成绩，于是在运动员的时间配置上，体育时间是压倒性的，而学习时间则尽可能地压缩。所以，从人力资本形成的角度看，很多运动员几乎没有能力或者资格来选择合适的“体育训练—文化学习”的均衡比值，这就造成很多运动员一旦退役，几乎没有其他的能力。

“举国体制”不仅制造了运动员人力资本形成的单调性，而且还在量级上不断扩大。因为省级体育队和国家队的成绩，不仅同国家体育的经费投入有关，也同体育行政领导的政绩考核挂钩，而这种体制又是分级管理模式，按照“基础大则塔尖高”的理论，必须不断扩大体育运动员的选择集，才能筛选到更加优秀的尖子，于是，那些“平凡而沉默的大多数”的群体则在这种驱动下不断扩张。

日前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英国跳水天才戴利语出惊人，说他的主要竞争对手邱波就像机器人一样。戴利是这样评价邱波的：“他像一个机器人……如果你不给他压力的话，他就不会犯错，所以击败他是件很难的事情。”对于其他中国选手，戴利也有自己的看法。“中国选手有与我们不同的训练方式，他们远离学校和家人。”戴利说，“中国跳水就像是流水线一样运作，一名选手退役后，还会有其他人顶上来，因此这是完全不同的。我一周训练6天，每天5个小时，这已经算多的了，可中国选手每天也许要训练7个小时，他们更为刻苦。不过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我不一样，我不总是只想着跳水。”

戴利的一席话也许可以代表大多数外国运动员的心声。戴利好歹每天还能训练5个小时，而墨西哥“跳水公主”埃斯皮诺萨每天的训练时间却只有1个小时，如果不是因为教练是马进，或许埃斯皮诺萨连1个小时都不愿坚持，而她的竞争对手陈若琳为了北京奥运会，可以在女孩身体发育期3年不吃晚饭。除了中国选手，谁能做到这一点？[详细]

如果不是功成身退则难免晚景凄凉

吴景彪的痛哭正是中国依然没有走出“金牌崇拜”桎梏的真实写照，因为如今金牌不仅代表着国家荣誉，更代表着自己的房子、教练的票子、领导的位子和地方的面子，从每次重大赛事之后各方对冠军的奖励就可见一斑。每一块金牌背后都有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条，所以这条链条上的相关方都会抓住奥运金牌这根救命稻草。

全国两会期间，就有关于“中国运动员最幸福”的争议。一面是以冯坤、周继红为代表的多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交了有关退役运动员保障的提案，另一边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杨树安“就整体而言，中国运动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运动员"”的论断。

姑且不论两种观点的对与错。如数幸福，体坛名宿或成功转型商界精英，或华丽挺进影视圈，更多的人手执教鞭再续体育生涯，也不乏步入政坛如鱼得水者，应该算是“中国最幸福的运动员”。相比之下，我们也会看到有些人因伤退役至今衣食无靠，许多人积劳成疾、伤病缠身，有的被生计所迫与恩师反目，也有昔日冠军如今择业无路举步维艰，还有的人看不起病含恨而逝……

据国家体育总局统计，全国在役运动员约14000人，按照优秀运动队15%一20%的年更新率，平均每年有近3000名运动员退役。受到科学文化素质较低，进入体育专项较早，普遍缺乏职业及社交技能等因素制约，突然的角色转换使得退役运动员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环境。这就意味着工作难找，收入不定，保障无依。在不惜代价地对运动员进行高负荷、高强度的魔鬼训练之下，淡漠了对运动员身心健康和基本权益的关怀。一旦职业运动员丧失竞技价值，便可能被竞技体育残酷淘汰，推向社会。势单力薄、无依无靠的他们，成了头带光环的弱势群体，谁来给予他们“幸福”？

俱乐部模式的探索

在欧美的体育强国，运动员从事体育的原动力大多来自“兴趣”，而各类俱乐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孵化作用。将儿子带到法网冠军高度的老布鲁格拉说，俱乐部是西班牙网球最基础的细胞。在西班牙，各级别网校遍布各地，无数网球比赛，无数打网球的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底座。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网球俱乐部近几年也方兴未艾。根据中国网协的官方数字，中国目前拥有800万网球人口，这本应该催生繁荣的体育市场，进而产生类似西方的“造星”机制。不过，真正能经营好又有口碑的俱乐部或网校寥寥无几。上海巴士俱乐部向国家队输出了周弈妙、柏衍等未来之星，算是经营最好的一家网球俱乐部。不过这家俱乐部依托国营企业，自然财大气粗，而大多数社会投资的网球俱乐部或网校都在平衡开支的痛苦中难以为继。

从政府管理为主过渡到社会和企业更多参与，弱化金牌指导作用并更有效分配体育资源，绝非朝夕之功。况且欧美模式是否一定合适中国也是个疑问。“拿来主义”绝不是简单的“拿来”，这取决于体育管理部门深化改革的智慧、勇气和能力。

曾经经营过网校的前国家队教练王越曾苦笑着对记者说：“我的学校开得太早了！”一句“早”字背后却有“真谛”显现，要知道，整体国民经济的提升以及随之而来的藏富于民，才是俱乐部等基层业余训练生存的源泉活水。

当群众体育和全民健身才能成为“生活必需品”。有了塔基，人才冒尖只是顺水推舟的事。[详细]

美国：健全制度保障出路

在美国，由于有相对较为完善的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支撑，因而在青少年时期、甚至中年阶段从事各种运动的人离开训练场之后，一般都会自然地转换身份，融入新的社会环境之中。

美国的运动员分为职业和业余两种。进入职业圈的运动员多数以俱乐部为依托，有较为可观的年薪，可以保证他们退役后很长一段时间衣食无忧。在这期间，他们也会谋划未来更长远的生活。至于那些大牌明星，由于社会认知度高，一旦离开了运动场，很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新的社会角色。

业余运动员参与体育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多数人有自己的职业或专长。在体力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会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或计划，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比赛中去，而一旦发现自己力不从心，就会离开训练场，继续从事本职工作。

另外，美国的教育体系保证了所有受教育者能够学到基本知识，并掌握一定的技能，为他们未来走向社会奠定了知识基础。由于参与各种运动的最佳时期是少年阶段，美国的小学也是培养各项目运动员的摇篮，但他们主要是在培养孩子的兴趣而不是技术。到了中学阶段，在运动方面有天赋的孩子就会被发掘出来，开始接受正规训练。而不管是在小学还是在中学，那些喜欢运动的孩子都是以学习为本业，参与运动只能是课余时间的事。

美国的很多大学会为有运动天赋的学生提供高额奖学金，鼓励他们边学习边训练。大学毕业之后，愿意转为职业运动员的，可以努力在职业运动队中谋得一席之地；愿意以业余运动员身份继续训练的，可以边工作边训练；至于那些想结束运动生涯的，由于有了学业基础，可以用自己学到的专长服务社会。

即使是那些退役后一时找不到工作的业余运动员，也可以在相对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下解决最基本的衣食问题。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各类保险为依托，只要按时缴纳保费，在特定的时期内就能保证基本的生活来源。[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