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事发后，当地政府跟你提过怎么解决吗？

邓吉元：政府的人反复要求我们不能跟媒体联系，一切好商量。镇坪县人大主任亲自跟我说，让我相信当地政府，能处理好这个事。他说，“你是我们的老百姓，你连我们都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

主持人：他们跟你商量了吗？什么结果？

邓吉元：没有商量，就这么拖着我们。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们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提出过处理直接责任人。

主持人：你在当地接受的采访不多，是因为等着和政府商量吗？

邓吉元：不是，我也想接受采访，但在镇坪当地，每天都有5、6个人跟着我，那种情况下，你想想，怎么接受采访？

主持人：德国媒体是怎么采访到你的？

邓吉元：德国媒体进到了医院的病房，但我们没有交流。因为他们的翻译被政府的人拦在外面了，我们语言不通，根本没有办法交流。后来我们约好在我离开镇坪的路上采访，但一直没有机会。

主持人：有那么多人看护着你，你是怎么离开镇坪的？

邓吉元：6月24号中午1点时，负责看着我的人临时被叫走了一批，就剩下一个女的看着我。我觉得这是个逃走的好机会，我就往后面的山上跑，在山上躲了一夜后，又转到一个朋友家住了几天。6月26日，我雇了一辆车，凌晨2点动身，开出镇坪。但出镇的所有通道都设置了关卡，每一辆车都要检查，包括后备厢。

主持人：你怎么躲过去的？

邓吉元：快到关卡时，我就偷偷下了车，让车主先把车开过去。我沿着附近的河岸，绕了过去。安全到达镇子外后，再和车会合。在平利我又待了一天，白天不敢走，晚上9点才又雇了一辆车，早上6点到了湖北十堰，买了来北京的火车票。

主持人：你离开后，当地说邓吉元失踪了。

邓吉元：因为谁都联系不到我，所以就这么说。从24号我逃脱看守后，就把手机关了，我担心手机被定位，泄漏我来北京的线路。中间我连我老婆都不敢联系，因为一旦被发现行踪，肯定会再度被抓回去。那就再没有跑出来的机会了。

主持人：后来当地有人打了卖国贼的条幅，你看到了吗？

邓吉元：我知道，打条幅那天是6月24日，我中午1点逃跑了，他们下午5点打出的条幅。我觉得他们是想激我出来辩解。

主持人：你的老婆还留在镇坪，你不担心家人吗？

邓吉元：我妹妹在家照顾她，我妹妹很能干，比我能干，所以我比较放心。（说到这里，邓吉元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

主持人：镇坪县政府知道你来北京后，跟你联系了吗？

邓吉元：我来北京后，镇坪县也派了3个人跟过来。上个星期天（7月1日），在律师的陪同下，我们还见了一个面。他们说惦记我，就来看看我，希望我回去。然后又要求和我单独谈，我没同意。他们临走时，拍了几张照片。

主持人：来北京除了接受媒体采访，还有别的打算吗？

邓吉元：还要委托律师，向当地要个说法。我们现在已经向镇坪县公安局、检察院发了律师函。我希望伤害我老婆的直接责任人负刑事责任，我还要告当地政府，申请国家赔偿。

主持人：你的诉求是什么？

邓吉元：我要求直接处理伤害我老婆的直接责任人，给我老婆道歉，进行精神补偿。（如何补偿？）精神损失费吧。我还会跟我的律师提，能不能要求他们今后不要再做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

主持人：除了打官司，今后还有什么打算？生活还在继续。

邓吉元：等我老婆休养好了，我要把她也接出来，然后我们全家到我姐姐那里去打工。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打算再回镇坪去了。除非当地涉及这件事情的政府官员全部换掉，我才敢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