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宝源丰禽业公司火灾死亡人数上升至120人。为了做好遇难者家属的安抚工作，吉林省政府决定每个遇难者家属都成立一个工作小组。

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介绍，要认真做好此次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要做好家属安抚，每个死者家属都要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认真落实各项抚恤政策，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详细]

“一对一”工作小组的形式，曾在多个事故善后处理工作中出现，包括“7.23”甬温动车追尾事故、江苏南钢铁水外溢事故等等。当涉及到死亡赔偿时，死者家属、亲临朋友往往容易情绪激动，造成人员集聚而引发群体性事件。通过点对点协调、面对面接触，掌握制约理赔的矛盾、问题和症结，可以有效地推进理赔工作开展，对防止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能够起到有效的作用。

然而，此次事故造成了120人遇难，就意味着将成立120个工作小组，这样的维稳成本是否过高了？当然，并不是因为此次遇难人数较多，就提高了维稳成本，就不必组成“一对一”的工作小组。而是每当遇到公共危机时，政府因缺乏相对稳定的制度化安排，只能倾之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这种非常态化的行政方式大大增加了财政支出，缺乏行政效率。

其实，处置群体性事件背后更重要的是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问题，说到底就是群众合法权益如何保护的问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曾表示，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

“一对一”小组的工作重心，应该是真正了解死者家属的心理、诉求和意图，给予法律上的援助，通过法律的途径帮助家属获得应有的赔偿。在此过程中，政府不宜过于强势，压制的方式只会造成民众与政府情绪上的对立，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把问题复杂化。

由政府方面来主导善后“赔偿”，已经成为近年来地方政府处置突发事故的惯例，赔偿被各方认定为地方政府的责任。这种事故处理模式有其便捷、快速的优点，能让受害者家属避免与责任方走漫长的法律程序；以政府财力为保障，也避免了因责任方无力赔偿而引起受害者求告无门的窘境。

但这种善后模式也有问题：一旦由政府方面“赔偿”，就改变了原本侵害者与受害者双方平等协商的关系，地方政府往往会动用公权软硬兼施，迫使受害者家属就范，这就把一个正常的抚慰工作变成了维稳的“硬球”，比如提出“早签约有奖励”这样的方式利诱家属签协议等等。比如云南镇雄“1·11”山体滑坡事件中，当地政府武断地强制火化尸体，造成很恶劣的影响。而地方政府操控后的“赔偿”协议，往往要求受害方不得再向责任方提出其他索赔或者进行上访、起诉，这也严重损害了事故受害方的法定权利。

可以说，由政府方面“赔偿”为主导的事故善后处理模式是一种急于求成的维稳方式，生生把不是事故责任主体的地方政府拉到与受害者冲突的第一线。个别地方政府为了摆脱舆论的“注视”，往往希望通过尽快处置事件来实现维稳，甚至不惜由并非责任方的地方政府出面做出“赔偿”。

这种由政府出面对事故受害者进行“赔偿”的事故处理模式其实是一种恶性循环。这种处理方式虽能起到立竿见影的维稳效果，但客观上模糊了对事故责任的纠问对象，模糊了法律关系，在公众认知方面强化了政府方面是事故责任主体的“误解”。这无疑是抱薪救火，路会越走越窄。

在东三省最近发生的3起安全生产事故，起因均为生产存在安全隐患。在三令五申之下，安全隐患为何仍有“生存”空间？

“就安全生产而言,我国的法律、规章、制度都已经非常健全了。”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表示，关键是落实不到位。落实安全生产,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企业要自觉落实,从人防、技防、物防三个方面落实。但是,一些企业为了追求效益，舍不得在安全生产方面进行投入，忽略了安全防范。在这个时候，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就应该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然而从目前来看，监管责任还是没有落实到位，仍然习惯于出事之后“灭火”，缺乏事前“防火”机制。

与其事后耗费巨大的行政成本用于维稳，不如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事前的监管上，安全生产不能总靠“血的教训”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