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从乡村奇迹到城市能量

　　经济学家黄亚生先生在专著《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把过去四十年中的“中国奇迹”分成两种：前者是自1980年到1990年间的自下而上式的改革奇迹，它以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分田到户、以及乡镇企业的经济崛起为代表性图景；后者是1990年之后的自上而下式的“改革奇迹”，在超稳定的政治结构环境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这两种奇迹中，前者是由乡村发动，城市落于其后，后者由城市启动，乡村归于衰退。在这种模式框架中，真正起到经济主导作用的却是：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在乡村、乡镇一级实现的经济动员，而后面的三十年则是那宏大而动魄的最初十年之强大惯性在城市的自生活力的维持下产生的经济动力。

　　改革开放是自乡村、乡镇地区启动，进而其能量在城市地区被保（yì）存（huà）而在农村地区被耗尽的过程。

　　人口-经济危机

　　改革开放产生了强大的初始经济力，其第一原因就是结构性原因（人口）。从人口总量上来看，一九八五年时中国人口按年龄分布百分比上，最高比重人群为15岁-20岁人群（1965-1970年出生），占总人口约12.5%，2000年时最高比重人群为30岁-35岁人群。

　　即上述人群的时间轴演变结果，占总人口约9.5%（该比例的减少大部分情况下意味着总人口的增加）。根据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速的同期判断，在中国经济增速最快的1980-2000年，该部分人口始终处于青壮年龄段。

　　随着总人口的增加，自1965-1970年出生的一代在1980-1990年间创造了劳动密集型经济起步的“中国奇迹”，而自1970-1975年出生的一代又维护这1990年至今的经济增长，但我很怀疑，若产业结构依旧，这一代人还如何在2015年（该劳动力人群为50-40）以后维持“中国奇迹”？这时中国经济所依靠的是25-30岁之间的1985-1990出生人群则占主要劳动力人口比重（约8%），或许维系中国经济稳定的关键在这一批人口。

　　随着我所描述的人口模型的建立，有几个可能的疑惑要评述。

　　1965-1975所出生的人口（1980-1990，24.5%）在八十年代经济增长期所承担的角色并不明显，因为他们在1980年时最大的15岁，而1990年时最小的也是15岁。1980年到1990年之间，起改革开放核心作用的是49年后第一批婴儿潮人口，即1950-1960出生者，该批人口此时占总人口比重约12%。此时1985-1990第三次婴儿潮人口尚未出生。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前半期少壮劳动人口是占多数的，而到2015年时少壮劳动人口则少于老龄（或非）劳动人口，社会劳动力分布呈现少壮劳动人口-老龄和非劳动人口的倒金字塔型不稳定结构。整个社会的经济边际收益减少甚至逆增长，经济目标将不再是创造增长奇迹而是维持运行稳定。

　　由上面的论述，则第二个问题是，为何我要以少壮劳动人口多余老龄（或非）劳动人口的劳动力分布结构为良好经济模型呢，为何知识型、经验型劳动者无法创造同等价值？这是以我国经济模式所限。

　　我国经济结构自1980年代开始一直为粗放型经济，直到2004年，每1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量为1.036千克，同期美国为0.503，香港则低至0.185。 2000年，韩国首尔的人均专利数量是北京-天津区域的5倍多。本土的事实意味着这不是知识型、经验型劳动者所能产生的土壤（市场）。

　　事实上，城市建筑工地的劳动力年龄分布呈青-中-老递增的倒金字塔型分布早已是有目共睹。一国经济结构中的岗位所对应的年龄在不同的经济模式下呈现不同的分布方式，但即使是最具有创新和知识特性的美国经济，其知识型和创新型（含经验型）岗位也并不多于纯体力劳动岗位（少壮型劳动力适用）。

　　无论愿景如何，那个多数人都不再从事体力劳动的理想社会经济仍然是一个梦想。过去数百年的科技发展史也说明，并不是所有的“经验”都是创新能力和经济能量的增值器（事实上在当前的经济结构现状中，大多数工种是经验局限型工作，不可能出现倒置的金字塔型岗位结构来容纳老龄化劳动力）。

　　虽然欧洲的高福利社会模式和移民、以及多元化政策的失败正显露出那种美梦破灭后的恶果，但在欧美，由于发生了1960年代以来的创新型产业革命（全方位的包括人文-工业-创新），因此人口红利的消失并未带来经济大衰退而代之以经济稳定。

　　但中国的经济情况不同，我们在人口红利出现的同时开始的不是创新型社会的塑造（这时创新型经济建立的必要充分前提），而是计划生育、以及劳动密集型经济的温床中的停滞和麻醉。

　　与此相比，我们更要持的不是近代欧洲的那种乐观，而是古代罗马的那种焦虑（古罗马晚期，由于农业减产、以及铅中毒等众多原因所导致的人口下降，摧毁了单一生产模式的罗马经济，而高福利社会和军事扩张边际收益的下降也促成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马尔萨斯困境的唯一出口

　　这场人口-经济危机根本上是城市危机。晚期清朝在没有遇到小冰川和大规模蛮族入侵的情况下走向崩溃，验证了费正清所描述的农业帝国无法应对的人口危机，而清朝政府对城市的系统化压制、和它对科学创新的全面控杀则注定了它的结局。

　　城市无法通过自生的创新活力创造新生产方式和工作种类以容纳大量的剩余人口，而中华民族的生存扩张已经走入自然地理环境上的极限（最后一块核心领土所邻接的未开发的土地“辽（关）东”，在清晚期开发完毕），旧有的体系就在一个量变无法达成质变的沙箱中走向马尔萨斯困境。

　　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时，中国的广义劳动人口（15-55岁人群）将要减少五分之一，老龄化退休人口将要增加四分之一。每个劳动人口所养活的退休人口从0.27人增加至0.95人。并且0-15岁人口的持续减少（计划生育政策解除后，其社会性心理后果依然存在）意味着未来的人口增长乏力。

　　既然需要用更少的劳动者养活更多的退休者，创新型的经济转型-发展是唯一的路径，而这种任务只能、且必须是充满活力的创新型城市社会才可以完成。（原标题：改革开放四十年：从乡村奇迹到城市能量；作者：孙宁卿 方塘城市评论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