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琳
智库界和思想界并未随着春节假期而休息，反而在这个春节因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排行榜，搅动着社会对中国智库的反思。
1月25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智库报告《全球智库报告2016》在北京发布。其中，中国凭借拥有智库数量达到435家依然成为世界第二智库大国，引起不少关注。
作为中国官方智库代表的中国社科院旗下“中国社会科学网”，在相关的报道中采用了这样的标题：“全球智库作用日益凸显，中国智库建设尚需发力”。文章通过一些智库界人士的反思，对当前中国“一哄而上做智库，争先恐后赶时髦”的趋势，进行了较为委婉的批评。
有多少家智库是有库无智
关于中国智库的有库无智，有人总结了三大类别，豢养型学者、愤青型专家、商人式机构。这样的表述显得有些刻薄，不妨用较为柔软的话语重述，只做政策传声筒的智库、缺乏基本的研究具体问题能力的智库、只为营利的咨询公司智库。
由于社会对智库的认识并不充足，给智库的存在提供了较低的门槛，导致当前智库界开启了跃进模式。但要明白的是，靠把调查公司、咨询公司、学院研究所合并在一起的方式，说明不了中国智库的软实力。
公共性、非营利性、相对独立性和创新性。这是中国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创会主席韩方明对社会智库的定义。照此标准，一些咨询机构、评估机构或由它们翻牌而来的机构其实不能算做“智库”，因为它们不符合公共性和非营利性。如此，对比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排行榜上榜的智库，恐怕个别打着智库名号的营利性咨询公司就不尽符合智库标准了。
一家有影响力的智库，必然有底线标准——用郑永年教授的观点看，则是“智库可以告诉执政者实际情况如何，有几条路径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至于选择哪条路径，则由政治人物来决定，我们也无法干涉。”
智库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影响决策最主要的一个路径，就是智库思想产品的前瞻性。
察哈尔学会创会主席韩方明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一定要有前瞻性，要适应国际国内政策消费市场的发展需求，既要积极拓展富有前瞻性的研究领域，也要产出具有前瞻性的思想产品，也只有这样智库的价值才能实现最大化。”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2016智库排行榜最佳中印日韩智库排行中，察哈尔学会位居72位，在入选同一榜单的中国智库中，与阿里巴巴研究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等智库排行相邻；在全球对外政策与国际事务智库排行中，察哈尔学会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一同跻身榜单，察哈尔学会位居109位；而在全球最佳独立智库排行中，察哈尔学会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改革基金会等8家机构一同入选榜单，察哈尔学会位居中国智库同类榜单第4位。
早在2009年成立之初，察哈尔学会便将“公共外交”这一前瞻性的新锐领域，作为察哈尔学会集中拓展的重点方向，2012年，“公共外交”被写入十八大报告。其后，公共外交成为中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悉，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兴起，与察哈尔学会的前瞻性努力关联颇深。
为此，察哈尔学会打造的专家团队，不可谓不强大，如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主要由我国重要外交官如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周文重、中央外办前副主任、前驻瑞典大使吕凤鼎、前驻法国大使赵进军，前驻欧盟使团团长关呈远等，以及外国前领导人如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韩国前副总理林昌烈，以及“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教授、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等学术大家组成，而研究团队则囊括了一些我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如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等。去年10月，察哈尔学会又成立了国际传播委员会，亦是云集传媒界大咖，如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国庆、人民日报海外版前总编詹国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莫高义、光明日报副总编刘伟、凤凰卫视评论员杜平、新加坡联合早报助理副总裁周兆呈、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泽群等，这些享誉业界的传媒领袖、知名人士担任察哈尔学会国际传播委员会委员，形成了智库传播矩阵，从各个传播管道与平台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这句话亦被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公共外交季刊》总编辑赵启正作为该刊的宗旨。《公共外交季刊》是察哈尔学会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合作创办的重要刊物，曾数次在全国政协工作报告中提及。用赵启正的话说，《公共外交季刊》目标读者就是直接面向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决策者和管理者，这些读者在各自领域深耕多年，是名副其实的“有影响力的人”。此举，对于一家智库而言，影响力不仅体现在专家队伍的卓越，更体现在影响对象的影响力、合作机构的影响力。
智库，要做行动的智者
通过思想言论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是智库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同样，通过游说、对话等方式搭建决策路径选择，亦是智库影响力不可缺少的元素。
如中国古代先秦时期，游说君王、合纵连横，便是成就思想影响力的古代标本。而在智库第一大国美国，像兰德公司曾完全主导了布什政府对萨达姆政权的毁灭性打击，亦是如此。同样，兰德公司曾用8年时间，耗资8300万美元，设计最为合理的医保方案，也是想通过智库的思想实践，为公共社会提供可操作的决策路径。
所以，一家真正有影响力的智库，一定是行动的智者。
遗憾的是，在中国智库界各类文章层出不穷，行动却相对缺乏，不少的智库，依然停留在“书生议政”的阶段，长于对社会问题的阐释，却并不能就某个社会问题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更惶论对解决社会问题进行智库的主动实践。
在这里，又不得不提及察哈尔学会。这家智库将影响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地区之一东北亚区域作为智库思想工作的研究焦点，而在东北亚区域内，又将推动半岛和平事务作为智库行动工作的重中之重。
区别与国内一些智库对问题的评论与研究，察哈尔学会2016年在半岛事务方面从研究层面锐意向行动层面进军。察哈尔学会在韩国首尔设立办事处，与韩国政要形成互访的常态机制，同时学会主席亲自带团访问朝鲜，与朝鲜高层接触会谈，搭建起了中朝民间交流的“察哈尔渠道”。
这个在媒体上并没有过多做传播的察哈尔渠道，究竟能做什么？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表示，察哈尔学会将利用“察哈尔渠道”，从中朝两国民间交流做起，扩展到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活动，加强智库的智慧支撑作用，为下一步开启中高层对话提供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察哈尔学会还就朝鲜局势和政策开展有效的分析建议，为中朝关系以及东北亚区域和平发展建言献策。察哈尔学会既能够得到韩国认可，也能够得到朝鲜认可，不经意间形成了独特、独有的“察哈尔渠道”。这条渠道看起来简单，却又寓意深远，对半岛乃至东北亚和平的作用令人期待。
在朝鲜，察哈尔学会是目前能与朝方保持接触的少数中国机构。据悉，今年一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生日当天，学会高层领导曾应朝鲜驻华大使池在龙邀请，做客朝鲜驻华使馆进行闭门交谈。
而在韩国，察哈尔学会与韩国现政府高层、外交安保各部门长官、军方将领、国会朝野党派议员、主要智库、传媒大佬、各宗派领袖等均有直接沟通管道，人脉管道涉及该国社会上层几乎所有领域。最近，为了推动解决萨德问题，促使韩国方面撤销萨德导弹部署，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通过各种渠道多番与韩国高层和社会接触，既让韩国高层清楚中国立场，也推动韩国民众摒弃民粹主义偏见，真正倾听来自中国的观点。比如韩方明就曾在首尔外国记者俱乐部进行演讲，游说韩国各界媒体理解中国立场，并率领学会高级研究员们与韩国国会安保委员会的议员们在韩国国会召开闭门会议，斡旋解决萨德危机。
利用强大的半岛政要人脉，以及领先的外交理念，构建起积极有效的智库游说渠道，进行半岛和平公共产品的实践，不断探索和寻找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区域和平相处的平衡点，不断促进半岛和平进程，察哈尔学会正在中国智库群体中独树一帜、脱颖而出。
而在去年底中新关系陷入低谷之际，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国际传播委员会秘书长周虎城则率领察哈尔学会理事一行与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恳谈，在坚决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探索中新关系走出寒冬的新路径。
由此也可见，中国智库的发展，不仅要从“智”即思想产品上下功夫，而且也要在“库”即思想平台上用力量，不能“有库无智”，也不能“有智无库”。
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全球化时代的剧烈碰撞，当下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催生着新问题、新情况，越来越多的公共政策需要高水平地被讨论、被制定，如果智库无法捕捉这种瞬息万变的社会需求，便只能变成象牙塔里的游戏，自说自话。中国智库固然越来越被重视，但智库的春天不是以数量决定，而是通过质量来体现；考验智库的，还是得依托实打实的公共产品：无论是思想产品还是行动产品。
来源：中国网
责任编辑：周夏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