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超 来源：公号“錄音筆”（微信ID：recorder2016）
“我也不想，但我也没有办法。”
这是刘福兰在电话中对《録音筆》（微信ID：recorder2016）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她说的“不想”，是指为两个儿子寻找收养家庭；她说“没有办法”，是因为身患肝癌晚期的她，在两个月前已经被医生诊断，如得不到很好治疗，最多只能活两个多月。
42岁的刘福兰，她的人生也是颇为坎坷。
2008年，她的小儿子刚满五个月的时候，丈夫就因为肝癌去世。
丈夫去世后，刘福兰一个人担起了养育两个孩子的重任，还背上了十多万元的债务。
八年间，刘福兰在湖南株洲茶陵县城里打过零工，选择三班倒的工作，做过无数的兼职。她只有一个心愿：还清债务，供养孩子上学。
但是刘福兰没想到，今年八月，她也被确诊罹患癌症，还是与丈夫一样的病——肝癌晚期。
九月，在长沙湘雅附二医院接受了一个月的治疗后，刘福兰选择了出院，因为她舍不得在家的两个儿子，“我不想最后一眼都见不到自己的孩子”。
除了丈夫早年去世，刘福兰的父母、公公婆婆均已过世，刘福兰担心，一旦自己走了，孩子将无人照料。
托孤，成了刘福兰心头最大的事。
于是她向茶陵县义工联合会寻求帮助：在她去世前，帮孩子找个好的家庭收养。
“就希望能给我小孩提供好的教育”，刘福兰在电话里告诉《録音筆》，这是她最大的要求。
或许是因为没有再接受治疗，这样一句话，刘福兰也是断断续续，花了十几秒才说清楚。
而在与《録音筆》十多分钟的对话中，刘福兰经常要停顿好一会，才能吐出几个字，期间还不时地说道，“没劲了，太累了”，“说不动了”。
刘福兰与两个儿子的合影《録音筆》：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刘福兰：之前在长沙治病，现在回家（《録音筆》注：株洲）了，不想再去看了。
《録音筆》：为什么不看了？
刘福兰：太贵了。我也想多陪陪孩子。
《録音筆》：现在家里的经济状况是什么样？
刘福兰：我现在也不能工作，就是每个月低保，然后大家捐了点钱。小孩现在上学，每天就拿两块钱坐公交，吃饭就在我姐姐家里。每个月我的药费大概也是4000多。我想把钱省下来给孩子。
《録音筆》：孩子们是什么时候知道你生病的？
刘福兰：我生病没多久就知道了。其实一开始我没跟他们说，我去长沙看病，说得也是找工作。后来有人来家里送钱给我，他们还发现有人捐款，我姐姐就告诉他们了。我也跟他们讲，妈妈身体不好了，你们要懂事。
《録音筆》：孩子们知道你生病后，有跟你说什么吗？
刘福兰：他们也哭啊。我就跟他们说，不要哭了，男子汉流血不流泪。他们也听话，不停地点头，还说“会听妈妈的话”。
《録音筆》：你觉得，孩子跟之前有变化吗？
刘福兰：要懂事多了。他们现在自己洗衣服做饭，还会照顾我。平时放学回来，就给我倒水，让我吃药。晚上睡觉，他们还会给我盖被子。
《録音筆》：孩子们知道你在寻找领养家庭的事吗？
刘福兰：知道。
《録音筆》：那他们有什么反应？
刘福兰：他们也哭啊，说不想去，还一直跟我说，“妈妈会好起来的”，“我们会听话的”。但是我也只能跟他们说，妈妈也不想，但是妈妈没有办法，没有能力照顾你们。
《録音筆》：对于收养的家庭，你有什么要求？
刘福兰：能够给我小孩提供良好的教育，希望他们过得好。还有就是，我不想把孩子送出株洲，领养家庭就在株洲本地。我真的不想的，但是我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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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超 SN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