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能制造：
适应本土化的创新是关键

中国“智”造要制造什么？中国智能制造的未来，在哪里？这些问题，将在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EMBA与新浪新闻联合主办的升级中国“识度”沙龙之中逐一得到解答。

此次沙龙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副主任、清华大学全球产业4.5研究院副院长、清华经管EMBA《创新与企业转型》授课老师朱恒源与新浪网副总裁、新闻总编辑周晓鹏就中国智能制造的发展之路和未来产业升级等话题,于清华大学舜德楼，展开深入讨论。

此次沙龙中涉及的内容关键而深刻：“没有特点”的中国制造业，其实具备全球整体制造业体系最大的需求方市场体量优势；过去20年我国对教育资源大量的注入，孕育了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人才原动力；持续的创新建立在不断试错、不断失败的过程之上。中国制造业的未来，不会出现危机。

中国智能制造业应
以“我”为主，博采众长

周晓鹏：在中国，无论是学术还是媒体，特别愿意炒概念，在您看来什么叫智能制造？

朱恒源：从技术角度，20年前，所谓的柔性生产线，它就是智能制造的一部分。但是现在，需要整个的智能制造系统，并能够适应外部个人需求的变化，同时也要适应整个产业链的结构变化。所以实现大规模定制的手段，我们把它定义成智能制造。

但这个定义本身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的制造业来讲，它是在现有的技术和产业发展模式的基础之上，如何能够更进一步去升级，在升级过程中，还能保持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产业研究者，我们不简单地为定义而定义，为制造而制造。

周晓鹏：智能制造，有很多关联性的名词，比如德国的工业4.0；美国提出有关制造业升级改造的过程；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您觉得这几个概念，它们本身来讲，具有什么共通性，有什么差异？

朱恒源：这是业界很关注的问题。其实每一个都是根据自己国家的产业实际和未来、在全球体系中的竞争目标来制定的，然后再用概念包装起来。说到德国，虽然本土比较狭小，但它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几乎在所有的制造领域里，都有着所谓的“隐性冠军”，这是一个布满“隐性冠军”的地方。

在上一轮信息技术的竞争中，德国其实居于劣势。所以它必须通过新一轮的工业信息技术来打开全球市场。德国的工业4.0概念反映了德国产业界和政府，在新的全球技术冲击下，在全球寻找地位。

相反美国，它是Advanced Manufacturing System，是说它要去寻找全球制造产业的定位。美国过去20年信息技术是非常强的，所以它希望能够进一步放大信息技术优势。

中国特点是”没有特点的特点”。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制造业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支柱之一，也成为全球制造业的老大。但要找特色，好像看不到太大特色。这是因为我们最先进之处有一点，落后的地方也有；尖端的有，基础的也有，而且基础的体量还不小。

所以，在这样的体系之下，中国整个制造业，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各按步伐共同前进。如果各个领域都共同前进一步。到2025，整体水平就会提高。所以我的意思是，中国的制造业，回到以我为主，从全球来博采众长，自己来发展。

依托需求方市场体量优势

中国制造或“弯道超车”

周晓鹏：德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工业信息化的问题。中国的企业总想从德国学点什么，或者要弯道超车。但也有人提出观点，中国信息化不是特别强，工业制造业也不是特别强。要如何实现这种弯道超车？您之前讲过，我们是始于山寨，终于创新。在未来2025中国制造的过程中，这个概念是不是还成立？我们该如何去做？

朱恒源：尽管中国制造业没有特色。但在新的全球制造业的发展布局中，我们有优势。优势在于我们是全球整个制造业体系中最大的需求方。从供给方和需求方的角度来看，需求方市场体量的优势，是我们所可以依托的。

在新一代全球技术革命的环境条件下，由于人类的进步，技术发展已远远超过人类现有的自己能说出来的需求。很多技术超前于需求，需引导需求的出现。所以我判断，全球的技术是过剩的。因此，这些过剩技术需要在商业的条件下，去找最大的需求应用市场。

中国现存一个机会，依托自己市场需求大、增长快、多样性高的优势，战略纵深、进行本土化的适应性创新，同时再反哺整个外界市场。这个路径是存在的，比如中材国际。20年前，全球技术领域根本不带这家企业玩儿；而现在，企业可以自己去制定全球标准。这一案例预示着在全球创新格局下形成的一种新形式，即依托市场优势，整合全球技术进行改进和提高，再应用于全球其他领域。不过，在新一代技术和市场全球化的条件下，从模仿到创新的周期缩短，所以看似是弯道超车。

所谓的弯道超车，其实是说在技术变化的过程中，能够应用的快速学习能力使这一变化过程缩短。其核心在于整个国家民族和整个产业的生态系统。

周晓鹏：我们知道，全球的隐性冠军，大概在2000多家，不到3000家。大部分百分之六七十在德国。中国现在统计是有60多家。目前，中国智能制造基础水平还不是很高。这种情况下，做升级转型，它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和最需要解决的情况是怎样？会不会进一步落后于美国、德国，是否孕育着特色机会？

朱恒源：不能简单地说是落后还是先进。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全球化的条件下，整个制造体系会出现一个全球格局的重构。即各个国家都会依托自己过去的能力积累，在全球的制造价值网中去占据自己的位置。

中国的优势是市场需求很大，差异化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还将保持长时间增长，能够塑造出一个中国式全球制造门类和体系最全的国家。这个在全球是没有的。

所以我个人不认为中国制造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会有较大危机。从2002年到2015年，据全球价值网数据显示，中国的技术进出口在全球的比重，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变化。

一个是在全球贸易出口中，我们已开始由最早的加工贸易，即赚劳动力，向一般贸易转变了。加工贸易下降，一般贸易增长。另一个体现在品类上，中国贸易在全球贸易品类中，低技术型的品类在下降，高技术的品类在增长，而且这个增长呈现系统性趋势。

被市场普遍接受
在竞争中融合的多样模式

才是中国模式

周晓鹏：提到智能制造，一般会提到机器人的使用。例如富士康在生产线中一次引进了4万台机器人。这延伸出一个问题，一方面意味着未来对于产业工人，知识的需求会增加。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产业工人，因为达不到要求，而面临着重新选择或者下岗的境地。所以，从产业工人角度来讲，培训这一块如何去做，对未来失业的影响，您怎样看？

朱恒源：先说造成的原因。这是因为人工价格增高，就会用机器来替代。这要求将来的工人，要把生产线上重复简单的工作，更多地变成有一些管理、有一些实力，并且有一点技术含量的工作。这个过程也适应中国产业升级的需要。第二个问题，机器人替代了工人怎么办？其实不是不需要人，而是人所从事的工作不一样了，需要随之升级。所以现在重要的事情在于，我们对于高中教育可能需要重新定位，尤其是农村的高中教育。

中国制造过去20年间非常重要的进展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时，整个国家，从政府、到民间、到社会的家长们，仍然很重视教育。所以大学的毛入学率在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是超前的。正是这个超前孕育了中国制造业过去二十年的反应。而且这个反应从简单的成本依赖型，逐渐地向富有技术含量，效率提高的方向转移。

周晓鹏：我们发现德国的教育体制，是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轨制。两者之间是互通的。这有助于培养很多职业的产业人员。中国未来可能也是制造业立国的国家。那么推动这个方式，究竟是哪个部门来牵头？比如说是院校？教育部门？还是人力社会保障部？

朱恒源：作为一个学者，我既不认为自己有能力，也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去给政府部门和产业去下指导棋。但我们必须认同的就是要让教育系统去行动。整个教育系统，要为中国未来的产业升级储备人才。这样，社会中有产生不同看法。比如，有人说应该学德国，有人说要学美国，还有人说要学日本。但中国的情况是什么？举例而言，中国的电信制造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最早的时候是八国九制，集中在市场上，每一个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并且有规模经济性，可以持续发展。甚至在发展过程中，大家相互借鉴、吸收融合，最终自成体系。

作为一个学者，我乐见于不同的人才成长和人才培养模式，在中国试验、各自发展。而且我也乐见这些不同模式之间，相互竞争并在竞争中融合。因为只有这种竞争中融合，被市场普遍接受的模式，才是适应中国的模式。

创新是一个可持续的商业过程

周晓鹏：其实大家对于中国的创新，从现状来看，也存在一些忧虑。一方面担心这种创新会变成一种泡沫，或者会变成一种资本运作的概念，又或者变成一种运动性的东西。您认为到底一个国家的创新应该具备哪些最核心的条件，应该如何去做？

朱恒源：其实我们对创新可能有一些误解。第一，我反对所谓单纯的从技术角度的创新。因为创新是一个可持续的商业过程，只有可持续的商业过程发展得好，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创新。 第二，我觉得创新是不断地试验的过程。换言之，是一个不断地试探，失败，失败以后再试探的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是一个昂贵的事情。

虽然大家知道中国的GDP号称全球第一，但看我们自己的发展水平，到现在为止，依然在全球可能排80几位、将近90位。也就是说，我们的水平仍旧是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并没有进入发达国家。但按创新强度，我们在全球里能排到二三十位。（可参见图注一、图注二）

所以，我们为中国产业界这20年的进步而感到高兴。因为当业界创新的时候，剩下的事情，只要通过不断试验，就能找到自己发展道路的问题。所以我对未来不是特别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