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王革新(卫生部国际合作司的援外处的处长)

　　林树泉(卫生部国际合作司的援外处的副处长)

　　严松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脏中心副主任)

　　丁林河(复兴医院医生)

　　丁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中心手术室护士)

　　主持：林白

　　责编：樊璇

　　主持人：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外来风，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带大家去的是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国家很多援外人员在那里工作。说到援外可能大家想到多种不同形式的援助项目，但是其中非常有名的一个项目是医疗援外，上了年纪的人可能还记得六七十年代，在国内，在很多地方流行的一首歌曲叫《中国医疗队在坦桑尼亚》，讲的是咱们中国医疗队的医生们在非洲的国家救死扶伤，扶危助难的光荣事迹，到了今天，到了新的世纪，我们这一项默默无闻却非常崇高的救死扶伤的医疗援外项目却一直没有中断，直到今天，就在此时此刻，在遥远的地方，也许在非洲，也许在亚洲，也许在地中海的某些地区，我们的医疗援助人员正在辛勤的工作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世界，先为大家介绍此刻坐在我们直播间里的几位嘉宾，首先是来自卫生部国际合作司的援外处的处长王革新先生，你好。

　　王：你好。

　　主持人：这一位也是来自卫生部国际合作司的援外处的副处长林树泉先生，听说您也有在国外援外的经验是吧？

　　林树泉：对。

　　主持人：都去过哪些地方？

　　林树泉：长期的去过扎伊尔，现在叫刚果金，还有阿尔吉利亚，去年刚从几内亚回来。

　　主持人：您第一次出去是在什么时候？

　　林树泉：我出去分三个时期，一个在七十年代，一个在八十年代，81到83年，第三次是九十年代，98年到2000年。

　　主持人：我们现在来看看医疗队成员，这位是医疗队的队长，他的名字叫严松彪。

　　严：你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脏中心大夫，我参加了第16批中国援几内亚医疗队，任队长。

　　主持人：我不知道你在国内是不是主任医师的？

　　严：我是副主任医师。

　　主持人：好，您觉得当一个主任与当一个医疗队的队长有何不同呢？

　　严：我觉得这个中间差别太大了，在去非洲以前我对非洲一无所知，所以我是不太愿意去，因为我对非洲不了解，另外我也从来没有做这样的工作，尤其当时他让我做几内亚总统的保健医生，因为我觉得政治责任太重大了，对我来说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很担心，另一方面我觉得国内的科学，尤其是医学发展很快，我想去那么艰苦的地方，可能对我业务有影响，这是我的心里话，但是我还是服从了国家和政府的安排，所以我去除了担任总统保健以外，同时担任这批医疗队的队长，在国内做心血管大夫也好，做科室主任医师也好，和在非洲作医疗队队长实在不能相比，有几点，第一我觉得从国内的思想状态和环境下突然调了很大角度到了非洲这个不毛之地，我觉得心态各方面变化都很大，在国外做管理工作我觉得难度很大。

　　主持人：作为一个医疗队队长，您觉得最难处理的、最棘手的问题会是什么呢？

　　严：我们这批医疗队成员好多都没有出过国，好多都没有离开过家门，他们也有自己的孩子，甚至有的孩子很小，像我们这批医疗队成员可能有的孩子才两岁他就到非洲去了，还有一些医疗队员家里父母年迈或者有病，甚至有些得了癌症，作为医疗队长是很难把握这些队员他们内心世界的变化的，但是在医疗行为上或者外交行为等原则上的事情，是必须坚持执行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又要兼顾每个队员的情感，我觉得在国内我从来没有这种感受，因为在国内好多东西都是正常运转。另外还有一些政治法规，大家都是熟知的，在国外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我认为肯定不适的，比如我们刚刚到非洲，那个状态，对我们来讲是很惊讶的，环境太差了，一塌糊涂，最基本的通讯设备电话没有，我们当时在首都有十几个人，下面的点有三个人，相隔大约在一千华里，这两地要联络用的是《英雄儿女》里王成用的步话机，而且对台非常困难，一晚上咬一身大包可能通不了一句话，所以是非常艰难的。

　　主持人：看来身在海外，相隔万里，尤其是在北京的时候面对干净的科室，先进的仪器手段，转瞬之间要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甚至电话里的步话机都用上的地方，的确需要灵活处置，当一个队长确实不那么容易，我们现在也来介绍一下队长底下带的精兵，坐在他旁边的医疗队的成员，下一位也是来自友谊医院的丁英，好像是我们友谊医院中心手术室的一位护士，她旁边的也是姓丁的医生，您好像是来自复兴医院，丁林河医生，大家已经听出来了，两位女士。原来我们并不知道援外医疗队还有女性的成员，想到那么艰难的地方，能告诉我们您二位是怎样入选医疗队的吗？是自愿的还是领导让去的？

　　丁：我是我们科主任跟我说的，我一听是非洲，另外医疗队过去我也听说过，所以一讲到非洲我就马上和贫穷、落后、疾病和战乱联系在一起，我当时有些害怕，这时候我又问了以前去过的人，我接触过他们，说确实很落后，因为我30几岁的人，我非常关心在那个地方是否能施展自己的才华，业务，这是我非常考虑的，我怕两年下来把我的业务荒废了，当时有一个大夫说你在那个地方不要指望着技术能够施展，更不要指望提高，你去那儿就是去牺牲，去奉献了，因为它的条件不可能允许你这样的手术大夫去开展什么业务，它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且说它的设备，连个卫生院都不如，你去那儿能干什么呢？我也想在那里两年怎么办？可是又听说学法语，我大学期间学的英语，我想如果学会一种新的外国语，也挺吸引人的，而且我这个人喜欢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我想也不妨试试，而且他说要建立一个耳鼻喉科，我去的这所医院离首都有900多里地，没有耳鼻喉科，我带着建立耳鼻喉科的任务去的，我是第一个耳鼻喉科医生。

　　主持人：这个地方还不在首都？

　　丁：不在首都。

　　主持人：我刚才听严队长说大多数成员是在首都的，也就是意味着您就是那位需要用步话机和首都通话的医生对吧？

　　丁：对，讲得口干舌躁的，队长那边还是听不清楚说什么。

　　严：那是耳鼻喉科，我们这次耳鼻喉科是30年来几内亚政府第一次要求增派耳鼻喉科大夫，所以这次等于从一张白纸，一张桌子上给他们组建了一个耳鼻喉科，当时我第一次到那里，看到的就是几张桌子，椅子还是借来的，其余什么都没有。

　　主持人：真是白手起家创业，您刚去的时候法语应该也不太会，怎么办？跟当地的医生也好，病人也好怎么交流？

　　丁：我每天拿着中法互译的小册子，常用语在国内已经培训了几个月了，会跟他们讲，但是实际对话起来有一定困难，如果有困难我就看书，但书上的内容也非常有限，我每天上午去，中午回来就看书，今天遇到什么问题回来马上解决，还有当时离我们驻地附近有中国的专家，他有一个翻译，经常找他。

　　主持人：大家终于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援外医疗队，而且是位女医生，丁林河医生，很有趣的经历，她一开始接到这样的任务的时候可能心中并不是很情愿，却又有一个莫明其妙的想法，也许可以通过这样的机会掌握一门语言，于是她去了，我们相信她现在的法语一定说得十分好，现在同样也是一位女性的成员，也是姓丁，您是做护士是吧？您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好吗？

　　丁英：因为我们医院派往几内亚医疗队已经有好几批了，每次派完医疗队一般都只有一名护士，而且这个护士还都是首始的，所以我作为以前的护士长已经去了三任，到我这儿我已经从她们那儿知道一些大概的情况，比如对它落后的状况有思想准备。

　　(音板：今天的《海外来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援外医疗队员们特殊的工作经历和异国生活的感受，正在与您交谈的是援几内亚医疗队的几位成员和卫生部援外办公室的两位领导，请继续收听《海外来风》。)

　　主持人：现在年轻的听众可能对于我们国家对外医疗援助的历史不很了解，我想现在先请咱们王德新处长介绍一下我国派驻医疗队的基本情况？

　　王：从1963年4月，我们向阿尔及利亚派遣了第一支医疗队，当时的情况我想大家都知道，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咱们国家还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老一辈毛主席周总理就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就觉得要改变咱们中国在世界上还属于比较孤立的政治地位，当时的政策就是广泛联络第三世界国家，在那种情况下，咱们国家还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就向非洲开始派遣医疗队，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从小到大，从少到多派往60多个国家，派过医疗队，到现在我们在38个国家有医疗队。

　　主持人：相当多的数字，有多少医疗人员在国外？

　　王：就在现在这个时候有将近1100多个医务人员。

　　主持人：应该说相对来讲我们国内还有很多听众不是很了解卫生部、援外医疗队员所做的努力，因为相关报道并不是很多，但我觉得有一千多位医疗人员在海外从事这样的援助事业，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王：我分管援外工作时间不长，但是每天能够接触很多介绍医疗队的资料，总结他们的简报，有很多感人的事情，最近我们也刚收到一个报告，医疗队的队长刚刚被那个国家的政府授予荣誉勋章。

　　主持人：小时候看的一些记录片我还有点记忆，描写咱们中国医疗队在非洲，当时印象深刻，因为那是那么遥远的地方，但是画面里面出现的蹦跳的羚羊和斑马，我在想我们中国的医生能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当时片子说非洲人民对我们医疗队还是相当欢迎的，最近我到几个国家，我们走在大街上，当地的大人小孩儿都会讲几句中国话，可见中国人、中国医生在当地就非常受欢迎。

　　主持人：这真是非常好的气氛，不知道你们几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丁：我有，因为我在远离首都的拉贝尔，我们住的地方几乎没有院墙，和黑人打成一片，晚上出来散步的时候那帮小孩儿都会用中文说“你好”，老远就会叫我们，那些妇女没文化，但是都会笑眯眯的跟我们招手，用当地的弗兰语跟我们说“雅拉玛”，就是你好，非常友好。因为他们很多人不会讲法语，我们要是用当地语言跟他们交流他们非常高兴的，距离马上就拉近了。

　　主持人：王处长，说到整个医疗队的历史，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咱们老一辈领导人他们的高瞻远瞩在今天看来仍然英及后代，我听不止一个朋友讲到他们在非洲的时候感到那里人民对中国人是真正的友好，由于我们多年无私的奉献，让外界真正了解了我们，这些虽然还贫穷的国家，却在国际上以不同的方式在支持中国，说到这里让我想起我一位在铁路系统工作的朋友，他非常吃惊的到咱们援建的一条铁路。

　　丁：坦藏铁路。

　　主持人：它好像就在坦桑尼亚那里，他居然发现当地的铁路工人基本都是当地的黑人，直到现在还在用中文喊号子，就是当年遗留下来的习惯一直到如今，像你们这样的医生靠自己的医术为当地人民服务而博得当地人民的欢迎，这是最真诚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还会有更多的果实结出来，所以我们作为本节目，《海外来风》节目也想在这里向我们这么多援外医疗队无论是队长还是队员表示由衷的敬意。

　　(音板)

　　朱：刚才您说到咱们三年自然灾害不久已经向国外派驻医疗队，这应该说也是一种奉献，所以刚才林副处长讲你们最早出去好像是70年代，那应该是比较早的时候，而且那时候我们国内的条件相对来说也是很艰苦的，我想是不是您也能回忆起几件在70年代您出去援外的事情？

　　林树泉：我是73—75年到的扎伊尔，就是现在的刚果金，去参加援外医疗队，是第一批向扎伊尔政府派的医疗队，当时生活地位是很低的，就是40块钱人民币，而且是发的当地币，当时叫零用费，买一些零用的东西，那时候在国外特别是非洲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当时扎伊尔国家经济情况还可以，我们去了当地政府非常重视，给我们医疗队配备了汽车，基本是按照一个医生一辆汽车这样配的，但是我们当时十多个医生就配了一个司机，大部分不会开车，所以我们没要那么多车，够我们医疗队用就行了，但是医院条件就很差了，汽车是政府给的，政府总统府专门有一笔款，不管是医疗住的也好，还是交通都可以很好的解决，但是医院里面的条件就很差了，我们在首都金沙萨的一个贫穷地区的一个医院，叫金丹宝医院，在那里工作，医生工作的条件是很落后的，但是我们医生还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做了很多常理是没办法想像或者成功的手术或者抢救病人。

　　主持人：您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都参加过医疗援外，那么能不能告诉我们，您感觉这三次出去您自己的心态上有什么不同吗？

　　林树泉：每次出去情况都不一样，国家对我们这些援外人员的地域也好，各方面条件的改善也好，都一次比一次好，扎伊尔的医疗状况还是非常贫穷，我们国内的同志想像不到在非洲那么艰苦的环境条件下怎样工作，从我来说每一次去了情况都不一样，像我第一次去是每月40块钱人民币，没有任何其它补贴，晚上坐在院子里面仰天看月亮，看星星，因为没有其它的娱乐活动，收音机也很少，当时配了一个，也能听到很少，很难听到，到了第二次去的时候，我第二次去是81年到83年到几内亚，那时候就有了录像机，刚去的时候只有放像机，第二次就有录像机，录像带，90年代去就有VCD，有光盘了，非常轻便，所以娱乐生活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善。

　　主持人：说明国内的条件是在不断的提高，但听您说在非洲还是很艰苦，这种差距越来越大，早点出去国内外反差稍微小一些，容易适应一些，现在我们再组织医生，刚才我们队长都不太情愿去，因为这种反差越来越强烈，在那里是真正的艰苦，越来越艰苦了，在您这三个年代，比如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又去了三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度，在这样个人的历史中，您觉得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

　　林树泉：最难忘的也是非洲人民对我们的感情，特别是在70年代的时候，对我们中国非常向往，虽然很遥远，特别通过我们中国医生敬业的精神、救死扶伤的精神，所以对我们中国人非常尊敬，刚才大家也提到了，凡是在我们医疗队所在国家的不管大人小孩儿都一口赞扬中国人的精神，比如外出，汽车坏了，不约而同很多人都来帮助，帮你推车，帮你修理，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有一个医疗队因为内乱就辙回国来了，医疗队驻地的东西我们再返回的时候原封不动都在那儿，而且我们种的那块地人家还帮我们种，因为我们很多医疗队为了改善生活都自己开荒种地改善生活，所以种了蔬菜，我们返回去还帮我们种着，这是非常感人的。

　　主持人：是啊，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医疗队在里面是多么得人心，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地国是非常善良的，真是值得我们去帮助。

　　(音板：今天《海外来风》为您请来的嘉宾是卫生部派出的第16批援几内亚医疗队的成员，他们有着1998年到2000年间长达两年的援外工作经历，他们是：北京友谊医院心血管疾病诊治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严松彪，他是这次医疗队的队长，还有北京复兴医院五官科的丁林河大夫，和北京友谊医院中心手术室的护士丁英，和他们一同到来的还有卫生部援外办公室对外技术合作处的王革新处长和林树全副处长，这里是《海外来风》。)

　　严：我们去的非洲国家几内亚是全世界倒数第6个国家，这个国家没有铁路，有一根小铁路就是运铁矿石，没有拉人的火车，虽然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在中国人眼里、北京人眼里，难以想像，不可思议，这种经济状况30年来基本没有更多的改善，它的经济发展没有更多改善，谈到医疗刚才丁大夫也讲了，我刚才也简单介绍了，国内的医生，老百姓可能对中国的医院也比较了解，尤其是大医院，它最好的医院叫亚斯丁医院，它们建了几十年的老医院，条件还不如中国北京延庆县的县医院，比那还差很多，丁护士长她是国内做手术室工作的，在国内任何一家包括咱们乡镇的卫生所，它对最基本的无菌要求还是有的，在那儿是绝对做不到的，包括手术室里苍蝇乱飞。

　　主持人：手术室里苍蝇乱飞？

　　严：就这种状况，有时候我们拿报纸打苍蝇，就是这种状况，他们的消毒条件真是让人目瞪口呆，就是这种状况，他们基本的消毒设施都短缺，器械就更残缺不全了，都是几代医疗队运到几内亚的器械，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做手术？尤其做骨科手术，我记得有两次我们王大夫郭大夫和丁护士长给别人做手术，台上血流不止，一颗螺丝钉卸不下来，骨科手术创伤很大，急得一身都是汗，后来我就根据这个情况赶紧跟国内申请一些必要的器械，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怎么办呢？我们的队员很有创造力，我们周围的工地要施工——

　　主持人：我知道，您不会告诉我您是在打建筑材料的主意吧？

　　王：我们真是这样做的，原来的医疗器械——骨刀砍石头都砍不动了，老得很不行了，我们就拿回去用电磨自己打，打完之后再消毒，再用，改锥已经易扣了，没法扭，国内这种情况医生简直是闻所未闻，丁大夫在拉贝那么偏远的地方，她可能比我介绍得清楚，一个五岁的孩子把硬币，相当中国一圆的硬币吞下去一下就卡住了，咽也咽不下去，上也上不来，当时拉贝他们给我打电话打到首都，征求我的意见是不是要运到首都来，480公里的路要走好几个小时，孩子肯定有生命危险，我说你们就地抢救，他们用手电筒，用最简单的器械……

　　主持人：丁医生，你讲讲当时这个惊险的故事吧。

　　丁：这个孩子五岁，他离医院有80多公里，来自一个农家，家里有六个孩子，他是老四，那天我下了班正要休息，我的同事进来说丁大夫不好了，来了一个急诊病人，一个孩子好像把硬币吃到嗓子里头了，我赶紧去了，一照片子，这个硬币卡在了食道入口，这个孩子很痛苦，他的形象就和在咱们电视里看到的非洲难民的形象是一样的，骨瘦如柴，肚子鼓鼓的，眼睛大大的，这时候他们家有十几个人围着我，还有医务人员围着我，说你一定要救他，我说没问题，你们等着，我回去找东西，一找才发现我要做的是类似空手套白狼的活儿。

　　主持人：此话怎讲呢？

　　丁：因为要取异物，首先要有食道镜。还要有一把钳子，那么没有食道镜，也没有钳子，医院里没有，驻地里我翻遍了所有的器械箱，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打电话问了队长，说你首都有没有，队长说没有。

　　主持人：说你就地抢救吧。

　　丁：你只能就地干。我们走的时候跟我们谈的有这么一项，当然我们干得越好越好了，但不勉强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情，没有这个任务，可我确实这么想，这是我们的职业习惯，一个孩子，一个小生命就在你手里，不能说我没有东西不去救他，在国内我也不会这样做的，我又接着找，从一个非常锈迹斑斑的铁盒里看到两把麻醉科用的麻醉咽喉镜，我特高兴，就又开始找钳子，钳子是真没办法找了，我想到了外科，这个外科主任叫玛米，她曾经在中国留学过六年，我找她帮忙，我画了一张草图，说就需要这样的器械，她带着我上她们家，从她们家床底下找出来一把这样的钳子，可她那是组织钳，取病理用的，我说我愿意使，把这些东西都拿到了一看，没电池。

　　主持人：电池是用来做什么的？

　　丁：电池是给喉镜安的专门的电池，我一想到这样子，又跑到自由市场，他们露天的农贸市场去找的，在那儿买了一个电池，一看都行了，我有了这三样东西我应该有绝对的把握了，可是为了万一，我拿硬的钳子找了他们当地的硬币试了试力度，劲小了拿不出来，力大了我又怕万一打滑推进去，我使了一下力度觉得可以了，就把那个小孩儿请到了手术台，酒精什么都没有，拿了两块纱布，我们找了已经没办法形容的发黄的，带有小飞虫的酒精，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外科主任应该怎么配合我，她们当地的护士说没关系，你就给他夹吧，因为我们曾经来过这样的病人，都死了，玛米甚至跟我说你不要有别的想法，你不要有任何顾虑，他不可能去首都，因为路途遥远，他们家很穷，掏不出交通费，第二也交不起昂贵的手术费，说只有你们中国医生能救他，我想那就只有我了，于是一下就取出来了，当时他们一下就跳起来了，马上树大拇指。

　　主持人：我看您说得不紧张，我们听得都紧张，汗都下来了，您总算把它取出来，我们一颗心也落地了，这孩子也算得救了。

　　丁：是，一出来他们十几个人就围着我，真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也不会用法语表达，就是作揖，嘴里说的什么我也不清楚，旁边的医务人员告诉我，他们非常谢谢你。

　　(音板：今天的《海外来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援外医疗队特殊的工作经历和异国生活的感受，正在与您交谈的是援几内亚医疗队的几位成员和卫生部援外办公室的两位领导，请继续收听《海外来风》。)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咱们王处长，现在已经到了新的世纪，我们援外的项目已经开展几十年的时间，现在具体来讲咱们卫生部有没有什么措施更进一步改善援外医疗队的条件？

　　王：是这样的，我们也注意到了医疗队条件比较艰苦，手术器械，还有队员生活比较艰苦这些情况，我们也正在研究怎么去改变他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这些当然我们也是请各个省市、卫生厅、局里来配合我们的工作，比如最近援几内亚医疗队马上就要获得一大批好的器械，家具等等，好在咱们国家，包括咱们国家的领导人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也非常关心咱们医疗队的工作，特别是去年召开了一个中非合作论坛的会议，我想这大家都知道，在那上面咱们国家政府也承诺要加强援外工作，所以我们在这方面都要落实中央政策。

　　主持人：我们在国内没那么多机会接触非洲的黑人，当地的黑人朋友们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格，为人是怎么样的呢？

　　丁英：我们有时候开车往山里走的时候，那里的小小孩儿，大概五六岁，三四岁的孩子看见我们的车进去以后就冲着我们叫“史努娃”“史努娃”，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特别热情，那儿的人我感觉是没有被城市的环境污染，那边空气也好，草棚也美，人也很好，很善良。

　　严：几内亚大概有600万人口，首都人口接近100万，整个国土面积大约相当于咱们一个省那么大，还是不小的国家，只有首都靠近大海，其它都是内陆，基本都是内陆国土，刚才丁护士长讲了，这个国家自然风光特别美，而且也盛产很多铝钒土，造飞机用的铁矿石，这是在全世界都是非常优秀的矿物质，另外还出钻石，我的感觉是几内亚确实有很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开发不了，另外这个国家我们到内陆去，大约有80%的土地是纯原始状态，，我的感受是我对几内亚印象最深的是大海。

　　主持人：为什么？

　　严：其实中国的医疗队在国外两年生活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主持人：什么？

　　严：就是孤独感。其它什么都可以战胜，比如吃，穿，工作环境，各方面都可以克服，但是这种孤独感特别难以战胜，我们在首都好一点，离使馆近，丁大夫在拉贝那边，那边没电，都是靠发电机，晚上几乎漆黑一片，有月光就是最好了，没月光就是黑天，这种孤独感是整个医疗队在外面最难战胜的，卫生部卫生局包括我们各个医院根据这种情况给我们很大支持，我们去以后首先把房屋改造了，把电话安了空调安了，台球室，活动室安上了，院里也进行改造，篮球场地游泳池，我们去的地方都改建了，大家有这种活动劲儿，想家的症状也减轻一些，各方面情绪都好一些。我觉得一年时间还可以，两年稍长些，七百多天真是一天一天过，我觉得怎么战胜孤独感是援外医疗队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我说对大海感兴趣？我觉得我看天空并不感觉怎么样，我看大海心里就特别舒服，我们有好多队员晚上吃过晚饭就带他们到海边，看看大海散散心，另外每个人要找到消除寂寞的方式，比如有人游泳，有人打打乒乓球，我比较喜欢钓鱼，我在国内还从来没钓过鱼，但是我在几内亚钓鱼的印象很深，在几内亚的海钓和国内的海钓差别很大，什么意思呢？每一次上钩的都是不同的鱼，就像人生一样，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问题提给你，所以感受特别强烈，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主持人：严队长这次在海外收获相当多，还是颇有哲理性的收获。时光荏苒，过得很快，两年时间虽然停留得很长，但是也是很短的时间，现在诸位已经回到了国内，特别想关心一下诸位回国的感受，一个是你们回国来重新见到自己熟悉的城市，自己的家乡的感觉，第二是你们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有什么变化？是否感到自己的医术停滞了还是说仍然得心应手，丁护士长先讲讲。

　　丁英：回来确实感觉不太适应，因为环境变了，两年时间比较长，尤其我们在手术室工作，它有两年的间断就感觉有点生疏，现在回来一年多了基本比较适应了。

　　主持人：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容易些，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已经不用在手术室赶苍蝇。

　　丁英：但现在有一个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有一个非洲情结，凡是说到非洲，尤其说到几内亚都感觉到很亲切，很怀念，尤其我们队员再见的话，还是很亲切，这个非洲情结我看恐怕就结下了。

　　丁：我跟丁护士长有同样的感受。

　　严：我回国以后同事朋友们最愿意问我的一句话是，我真羡慕你，你有两年非洲的生活，我觉得这句话让没去过非洲的人这样讲很值得理解，因为前段时间也播放了一些关于非洲，尤其是医疗队援外的一些电视片，他们对这片大陆很陌生，也很有兴趣，实际刚才几位队员都讲了，两年确实很苦，酸甜苦辣什么都有，我的印象最深的我是这批医疗队第一个打摆子，得虐疾的。

　　主持人：你是队长，却第一个打摆子？

　　严：去的第一年第11个月的时候，快到一年整的时候，当时我给好多病人看了好多虐疾，但没想过我会打虐疾，也没体验过打摆子是什么滋味什么感觉，没想到我表现得淋漓尽致，寒战高热出汗，整整闹了三天，我一看表40.5度，那三天我吃了不到半碗饭，那次对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回不来的感觉。当时我还担心一点，只有我是内科大夫，其它的都是外科大夫，他们有病我给他们治还行，我自己有病他们就没办法了……那次打摆子可以说在我一生中也有很深刻的印象，幸好我就打这一次。

　　严：我回国以后心情比较平稳，也很快进入工作角色，我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我感觉自己落下了很多，我回来这一年大概做了800多例心脑血管手术，几乎每天做手术，所以我跟丁护士长虽然在一个医院都很少见面，她也忙我也忙，我觉得回来以后很适应，工作也很适应，生活也很适应，身体也没太大的变化，这两年的生活经历确实是一般人难以得到的。

　　主持人：严队长，别人都很羡慕你的经历，但是你觉得并没有什么，但对于所有援外医疗队以外的人，都会不由得对你们的工作，对你们的经历产生一种敬意，我们也对卫生部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坚持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且是非常崇高的任务——医疗援助的事业表示我们的敬意，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与我们的听众分享你们在非洲的经验，我想说的是会有很多人关注你们，不仅是我们的听众，我想就包括此刻在非洲，在几内亚，有很多人也会记得你们，这是一件非常让人羡慕的事情，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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