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戚发轫，1933年4月出生，辽宁省复县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历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负责人，“东方红二号”卫星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国内卫星通信工程第一副总设计师，“风云二号”卫星气象工程副总设计师，“东方红二号甲”卫星总设计师，“东方红三号”卫星总设计师。现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神舟”号飞船系统总设计师、“烽火”一号卫星通信工程总设计师。

　　记者：我国为什么要选择飞船作为天地往返运输工具，而不是航天飞机？

　　戚：一个大的系统地工程一定要结合国家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航天飞机投资很大，风险大，技术高，尤其是新技术含量高，而且其中的技术大都是航空方面的，而我国的航空技术并不是很先进。同时航天飞机的实际效益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好。实践证明，航天飞机虽然是高技术产品，但它的可靠性和投效比并不理想。

　　记者：您主张搞什么？

　　戚：我们那时都主张搞飞船。因为我们搞过返回式卫星，搞过“曙光”飞船，知道搞载人航天器这件事非常复杂。那时候国际上虽然已经有航天飞机，但我们能借鉴他们的和继承我们已有的成果很少，必须一切从头开始。而飞船可继承我们自己的技术经验和成果较多，比较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记者：“863计划”选择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航天路。

　　戚：“863计划”开了个很好的头，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计划，就是选择以载人飞船起步，先突破天地往返运输技术，再逐步建立空间实验室，最终建立空间站。这种大系统工程，顶层设计一定要好，拿出一个好的方案和技术途径特别重要。我们现在选择的飞船方案，也是借鉴了俄罗斯的经验。如果像俄罗斯或者美国那样，一开始搞单人单舱飞船，可能很快，也许我们早就完成了。但那样既不能交会对接，又不能出舱活动，也不能长期工作，没什么意义。我们搞的“三舱一段”飞船方案，既考虑当前能够上天、运行和返回，又考虑以后能完成许多后续任务。方案上已经为后来的交会对接和出舱活动做了周密的安排。这个一步到位的方案，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也符合快、好、省的原则。

　　记者：突破了载人航天，下一步的工作就顺利多了。

　　戚：对。载人航天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也代表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愿望。这个工程非常庞大，不是一个两个人就能做到的，需要千千万万的人一起来干。所以自从1992年立项以来，我们一是组建队伍，也就是通过载人航天，培养一大批有实际经验的、有组织能力的航天科技队伍。二是技术改造，建造一批先进的实验室、厂房。像北京航天城里的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那里的设施都是国际一流的。三是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飞船总体方案，即要满足工程总体技术要求，又要满足工程的计划要求。

　　记者：你们在研制期间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戚：最普通的一点就是天天都要加班加点。俄罗斯规定搞载人航天产品不能加班，怕人员工作太疲劳，容易出事。但我国情况不同，我们要“只争朝夕”，如果不往前赶，差距就越来越大，所以白天要干，晚上要干，周六周日也要干。有许多试验要在露天做，不管是阴天、雨天、三伏天、三九天，试验是不能停的。

　　记者：哪些试验必须到户外去做？

　　戚：舱段分离试验、着陆冲击试验和空投试验都是在户外做。北京有一个空投试验场，一部分试验可以在那里做。但是大型的空投试验，考验回收着陆系统，伞系统，我们做过70多次不同规模的空头试验，每次都是到发射场这边的机场和周围的戈壁滩来，有时要调用大货运飞机，把整个三吨重的返回舱空投下来。做一次，分析一次，再改、再做，数不清的验证试验，确定伞系统是否能够满足载人的条件。

　　记者：这些试验是不是很危险？

　　戚：是的。早期的试验更艰苦，三九寒天到高空做空投试验，飞机上非常冷，冻得手脚都麻木了，飞机舱门打开后，高空氧气不足，人都要带上氧气罩，把返回舱从万米高空投向地面。舱段分离试验时正赶上三九寒天，一干就是一整天。做试验的时候都顾及不到这些危险了，大多时候都是在想试验结果会怎么样，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因为都是火工装置，有危险，弄不好要出人命的。以前“风云2号”卫星发射时就出过事。

　　记者：那是什么时候？

　　戚：1994年，我还是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卫星测试的时候爆炸了。因为在厂房里面，卫星爆炸后好多人出不来，一个一个从窗户推出来。我是最后一个出来的，把别人都救出去之后，外面的人才把我救出去。那时我已经受伤了，报了病危。领导用飞机把受伤的人送到北京抢救，我被治愈了，有一名工人师傅还是不幸牺牲了。

　　记者：您经历的大风大浪远不止这一次吧？

　　戚：研制过程中有出乎意料的事。有一次我们做火工装置的点火试验，很多人都在现场看。结果一个螺栓不正常炸断，从我的耳朵旁边飞过去，穿过测试间，打在实验室的玻璃窗上，玻璃被打穿了一个洞。因为速度非常快，跟子弹一样。如果伤到人，肯定是重伤，甚至死亡。整个飞船的研制的过程确非常艰苦，非常复杂，也有险情。江主席评价航天科技队伍的四个特别：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好多人确实是十年如一日，废寝忘食地搞科研攻关。

　　记者：据说“神舟”一号飞船是用地面试验的初样产品改装的。试验飞船主要解决哪些关键的技术问题？

　　戚：这也反映了我们这个队伍的创造性，打破常规，用地面试验产品上天，又用上天的产品来合练(联合演练)。第一艘试验飞船，主要目标是实现上得去，回得来。为此，我们要突破五项关键技术：第一个是三舱的分离解锁技术。舱段之间连接起来要密封，非常牢靠，分离时连接螺栓要全部解锁，如果有一个出了问题，整个工程就失败了；第二个是调姿制动技术。大于第一宇宙速度能够上天，要回来，就要减速，需要调姿，制动减速。这中间如果出一点差错，调姿角度不对，可能就回不来了；第三个是升力控制技术。飞船不是导弹，不仅要求落点精度高、再入大气层时的过载要小，所以飞船再入大气层时不是弹道式的，而是要有升力来控制它的落点和过载；第四个是再入大气层的防热技术。飞行器进入大气层之后，表面温度几千摄氏度，没有很好的防热技术，那就全烧光了。现在人在里面，再入大气层时要求里面的温度最高不超过40度，正常运行情况下温度控制在22摄氏度左右；第五个是回收着陆技术。回收系统不仅要保证主伞能按程序打开，还要求缓冲发动机在距地面一米的高度准确点火，实现软着陆，这里也牵扯到很多技术，都是很复杂的。

　　记者：“神舟”一号飞船的发射成功给大家的鼓舞特别大。

　　戚：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飞船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返回舱刚刚运到北京，江主席就去唐家岭看望我们，大家都很受鼓舞。“神舟”一号的成功确实是一个大的转机，如果那次打不成，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好的形势了。

　　记者：我国现在的飞船与国外相比怎么样？

　　戚：“神舟”号飞船总的来讲，我们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一步到位，不是从单人单舱搞起。一开始制定总体方案时，就提出要求，作为实用的天地往返运输工具在功能上一步到位，具有运载三人的能力，具备交会对接和出舱活动的功能，并且也是目前世界上再用飞船中，可用容积最大的飞船，航天员生活和工作更舒适些。

　　我很庆幸参与了我国第一颗卫星的研制。1970年卫星发射成功，当时我37岁。“东方红”一号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入轨以后，卫星把东方红乐曲从太空传下来，全国人民都能听到我们自己的卫星传送的乐曲。作为卫星的负责人之一，那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后，五一节的晚上，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我们。22年后，我又参与研制中国的第一艘飞船。7年之后，我66岁时，神舟一号飞船成功发射，受到江泽民主席的亲切会见，这些都令我终身难忘。

　　记者：您一生参加过无数次发射试验，有没有失败过？

　　戚：有！最早的一次是1962年，第一次打我国自行研制的导弹。那时真正搞过导弹的就钱学森一个人，其他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同志，都是书本上学过一些，没有实践经验。当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们都站在几百米远的地方看着。导弹刚刚起飞就不正常了，偏离弹道，落地爆炸。当时我也是参与研制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研制的东西掉下来，心里特别难受。那时候真是十分悲痛，感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做了那么多试验，汇聚了那么多人的心血，结果就在自己面前几百米的地方爆炸，那种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搞科学试验就是这样，有的风险我们是估计不到的。当时国防科工委主任王秉璋鼓励大家说：“不要怕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回去总结经验，咱们再干！”回去苦干两年，1964年再打，一举成功。此后还有风云二号卫星的爆炸、东方红三号卫星没有定点交付使用，我都是参与研制的，并且是我负责的。

　　一开始我不是想搞航天。我出生在辽宁复县，成长在大连。那是20世纪30年代，当时大连被日本占领，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直到1945年苏军开进旅大(旅顺和大连的称谓)，我们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日本统治大连40年，统治东北14年。苏军进来以后，不久抗美援朝战争打响。那时候美军飞机在我国东北地区狂轰滥炸，但一直没有到大连来。后来才清楚，大连当时有苏军驻守，他们有强大的空军，所以美军不敢来。那时大连有很多志愿军伤员，都是被飞机炸伤烧伤，到大连去休养治病，我们都去献血。我想，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强大的空军，否则美国就不敢这么狂妄地欺负我们，所以我那时就萌生了搞航空的想法。1952年，我考大学时，就选择了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搞导弹，开始介入“航天”这个领域。那时我们的导弹事业才刚刚起步，很想去国外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但是人家不让我去，因为我是学导弹总体的，人家不希望给你培养一个导弹总设计师！

　　记者：您没有去成。

　　戚：我没有去成。当时苏联专家还在，我就跟着他们学。不久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人家不帮助我们了。这种经历对我们那一代人的刺激非常大。尖端武器从国外是拿不到的，只有靠自己。我们那批人，都下决心一定要搞出中国自己的导弹。这一点对我们那一代人，包括你们这一代人，在那样的环境下，也能逼出来。我们中国人就有那么一股气。这也是我们的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为了国家的富强，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

　　一开始我被分配到老研究院工作，参与研制我国第一枚仿制导弹，参与研制我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导弹，进行两弹结合试验，以及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等等。新研究院成立后，我又开始参与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研制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我的名字叫“发轫”，是一个私塾的老师给我起的。上中学的时候，我才知道“发轫”就是“开始”的意思。我赶上了我国航天的好多第一次，赶上了我国开始搞载人航天的大好时光，可以说，也是这种机遇造就了我。

　　记者：当初要您负责研制飞船的时候，您是怎么样一种心情？

　　戚：我当时感到压力很大。1992年，我已经59岁了。虽然说我过去搞“东方红”一号、二号、三号卫星，搞通信卫星这么多年，组建了一支很强的队伍，一个很好的协作网，卫星也打了十几颗，都很成功。但要是搞新的东西，我还是感到很大的压力。载人航天风险很大、技术又新，觉得我这个年纪不太适合，有困难。但组织上这样安排，就接受下来。我这一生除了上大学的志愿是我自己做主的，以后的工作都是组织上定，安排什么工作，我都会努力把它干好。

　　记者：您从事航天事业，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

　　戚：我感到很内疚的事，就是我没有当好一个儿子，没有当好一个丈夫，更没有当好一位父亲。年轻时对父母，结婚以后对妻子，老了对儿女，都没有尽责，照顾很少。2000年的时候，我爱人感到身体不适，本来我这个做丈夫的应该陪她去检查，但我当时正在参加“烽火一号”卫星发射任务，不在家。后来我女儿陪她妈妈去检查，结果已经到了肺癌晚期！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当时我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我们院领导骗我说，家里(实验室)有点事，卫星已经正常了，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进了我们院里大门，领导才告诉我说，你爱人病重。我想什么病要瞒着我？等我推开家门，见我儿子从境外回来了，我才感到事情很严重，因为他回来一趟不容易。那时候神舟二号飞船的工作很紧张，只能尽量抽点时间陪陪她。虽然有领导的关心，医院的精心治疗，自己也尽了力了，她的病还是只坚持了一年。我想这些事情在我们航天人中间很普遍。去年试验队一个同志，母亲病危了不能回去看，后来回去了又没赶上弥留时最后看一眼母亲。我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同志也大都有这样的经历，许多同志家里有这样的事，不能回去。所以搞航天，离不开自己的岗位，忠孝不能两全，大家都有所体会。

　　记者：您后悔过吗？

　　戚：没有后悔过。我觉得能够参加这么一个伟大事业是一件很自豪的事，干事业总会有牺牲的。历史需要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几代人去撑起这个航天事业。

　　记者：飞船工程进行到今天这一步，各项功能都日渐完善。作为飞船的总设计师，面对航天员，您想跟他们说些什么？

　　戚：作为飞船的总设计师，也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对航天员的安全负有很大的责任。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通过多次地面试验和四次无人试验，结果说明，设计上没有问题，产品质量也没有问题，可靠性和安全性指标都得到了验证，并通过了专家评审，工效学和医学指标经严格试验考核和专家评审，满足要求。航天员本人也进舱亲身体验过，认为满意。所以我可以很负责地跟他们说：“你们放心，我们有把握才让你们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