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奇

　　玉泉山是首都北京著名的名胜古迹之一，是令人神往的。然而对于我来说，更是永志不忘的，它在我心目中，不仅仅是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胜地，而且是我人生历程中的一个光辉的转折点。因为就是在这里，当年我这个稚气尚存的小兵，亲自领受到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在阔别三十多年后，我和马尚志故地重游。在玉泉山，我们首先见到了五十年代的老战友关玉书，他陪同我们先瞻仰了当年毛主席居住过的地方。我向老马和老关说，我还保存着一张毛主席1954年在这儿拍摄的照片。那时院子里地上只有一些移植不久的草皮。不久又来到当年毛主席与我第一次谈话的地方。我内心十分激动，指着小径的白石块说：“马局长，主席就是在这儿第一次面对面地同我谈的话。”环顾周围，我惊喜地发现了路边上侧挺拔而立的一株苍翠的柏树，当时还很细很小，而如今却长得既粗壮又高大，它是当年主席与我亲切交谈的一个“见证”。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毛主席和党中央于3月23日，由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西柏坡迁来北平，住在“双清别墅”。6月初，我与许多战友一道，由驻石家庄的华北部队调到北平中央警备团。6月中旬，组织上分配我们36名同志到保卫毛主席的警卫连工作。从此，我开始了在毛主席身边做警卫工作的长达十余年的难忘经历。

　　1950年6月，毛主席来到玉泉山，住在一座松柏参天，浓绿尽染、古香古色的名叫“楠木殿”的院落中，这里即是毛主席的办公室又是卧室。毛主席在此期间，撰写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等重要著作，并为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做了各种准备工作。当时，我在警卫连连部任通信员，连部住在“玉峰塔”下南山坡山腰的东西相向的两幢瓦房里。这里居高临下，可以俯览玉泉山墙内外那迷人的风光。有时，主席在房子周围走动，或在林间小道散步，有时还在傍晚走到墙外那青翠的稻田里和农民拉家常等情形，我们都可看到。更使我永远难忘。

　　当时，我经常去主席院子的东门口的警卫科办公室给李树槐科长送工作部署、报告、总结和每天的口令等密件；也从李科长那里取敌情动态、情况简报、上级指示、首长报告等方面的文件。此外，每天我还要去班排送报纸、学习文件以及首长指示等。做为通信员，每天至少还要去伙房打三次开水和三次泉水，以供连首长饮用、洗漱等用。

　　一天中午一时多，我刚理过发，未戴军帽，穿一件战士白衬衣和一条三号绿军裤，还穿一双绿胶底鞋；手提一把大铁壶，蹦蹦跳跳朝山下去打水。嘴里还轻声哼着连队歌曲“……保卫咱们人民民主政权，保卫伟大领袖毛泽东，毛主席好比那，火红的太阳一样光明……。”你说多巧!正在唱毛主席，他老人家就来了。当我看到正在上山、迎面而来的毛主席，简直喜出望外，哼着的歌声也随即悄然而止了。

　　只见毛主席身材魁梧，身体健壮，在阳光的沐浴下，他的宽阔的前额上泛着微微光亮。红光满面的毛主席穿着一件白布长袖衬衣，一条银灰色的裤子，按他的生活习惯衬衣照例被放在裤腰里，腰间扎一条褐色的牛皮带。他脚穿一双圆口黑布鞋，迈着健步向上走来。陪同主席上山的有江青，还有李树槐和孙勇同志。主席上台阶时，孙勇同志机智上前去扶助他老人家。毛主席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四个人又说又笑，越走离我越近。为了不影响主席，我主动站在路边等候，水壶也不知什么时候放在身后地上。

　　主席走在前面，眼看着他老人家就迎着我来了。此刻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心跳很厉害，好像要跳出来似的。我这种激动而紧张的神情，可能早被毛主席发现了。他老人家微笑着向我走来，边走边伸出那巨大的右手。我虽然紧张得不知所措，还是本能地赶紧向前迈了两步，万分感激地用双手握住了主席的巨手，只觉得主席的手是那么温暖和柔软……。他老人家关切地问我：“小鬼，你好吗？”我激动地仰着望着主席那慈祥的面容，赶忙回答他老人家说：“毛主席，您老人家好。”主席又亲切地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对这句问话，我因还听不惯他的湖南口音，也有点没听明白，真不知怎么搞的，好像有些发懵，呈现了一些窘迫的表情。李树槐望了我一眼，看到我太紧张了，便指着我向主席说：“这是警卫连的小通信员张木奇。”主席望着我说：“噢，张木奇。哪几个字？你写一下。”同时把他的左手掌心向上伸在了我面前。我用右手的食指在主席的掌心上写了“张木奇”三个字。主席满有兴致地边看边说：“弓长张，树木的木，奇怪的奇，对么？!”我仰望着他老人家，点头示意。主席无不风趣地说：“会说话的木头才称奇吗，嗯。”毛主席这句风趣幽默的话，把我们大家都逗乐了。我拘谨的心情消失了。主席还说：“张木奇，你的名字很有意思么!他接着问我：“你多大岁数？”我答：“十七岁。”主席这时用目光从头至脚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他才说：“噢，十七岁，还是个娃娃么。”又问道：“讨没讨老婆？”对主席的这句问话，我实感不解。李树槐同志赶紧来开导我说：“主席问你结婚了没有？”我这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感到脸有些热，略带羞怯地回答道：“俺还没娶媳妇。”他们看到我这种可笑的样子，又听到我这句地道的曲阳话，主席和在场的人全都笑了，主席笑的最开心，我也无拘无束的笑了起来。此时，我看到主席习惯地吮了一下嘴唇，我还无不好奇地看到了他下颌部左侧的那颗痣点。我心想在一些歌曲里唱到主席是“北斗星”、是“大救星”，果真不错，他的脸上还真有颗“星”呢!还记得在老家上小学时，晋察冀边区编写的课本上有毛主席像，晋察冀日报上也经常登载木刻的主席肖像，我还在砖墙上用画石画过，但却记不清是否画上了这个特有的痣。……江青也插问：“看这小鬼又聪明又老实，你老家是什么地方？”我随口答道：“河北省曲阳县。”主席听我说是曲阳人，似乎联想到什么事，他略有所思地说：“噢!曲阳，我们从那里走过嘛。”大家也向主席高兴地点头默认。主席又把目光转向我：“家里还有什么人呐？”我答：“有俺爹、俺娘，还有俺兄弟。”我一边说，主席一边用右手指扳动左手指计算着，然后他就特别诙谐地说：“再加上一位解放军不就是一个四口人之家了。”老人家还用手轻轻抚摸了一下我的头。我会心地回答：“是，对。”主席关切地问：“他们都好么”？我说：“都很好。”主席又关切地问：“他们知不知道你在这里工作？”我说：“知道——(其实他们只知道我在中南海当兵，并不知道搞什么工作，我们部队特别强调保密纪律，是不允许向别人讲保卫毛主席这件事的)。”主席听了又“嗅”了一声，然后进一步又问：“他们满意不满意你在这里工作？”我爽快地回答说：“很满意，很满意。”主席也显露出满意的表情。他极为关心地问：“木奇同志要去干什么？”我说：“到‘天下第一泉’去给连首长打洗脸水，等会他们就该起床了。”主席这时呈现出高兴的神情，握着我的手笑着说：“小鬼呀，还是个娃娃，好，再见。”我也充满感激和振奋地向主席再见!然后他们就转身向高处走去，他们边走边谈论着什么，我站在那里默默地目送着他们向山上走去。这时，我才想起大铁壶，从身后的草丛中把它提起来，向山下跑去。脑海里翻腾着刚才主席亲切关怀我的音容笑貌，这近二十分钟的谈话，句句说到我的心坎里，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这已成为永远激励我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真正动力。

　　此后不久，一天指导员找我谈话，说江青很喜欢我，想把我调她那里去当勤务员。我听后是既高兴又担忧。主要想到我这个农村小伙子，还不通事理，像平时这种毛手毛脚的样子，去伺候一个领袖的夫人，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担心干不好。再说客观上也有许多不便之处啊。我向领导同志谈了这些想法，恳求指导员：“别调我去那工作了。”“指导员，毛主席无比亲切关怀我们全家人，我就一心想去为他老人家站岗放哨，保卫他的绝对安全!”……指导员听了我这一番话，觉得有些诧异，他说：“你小木奇人不大，心眼可真不少呢!说出话来还满带理，实在不想去就算了呗。至于你想到班上去担任警卫任务的愿望，我记住，到时候我们再考虑这事。”指导员的话真解决问题，没多久就把我调到班上工作，在毛主席住的房子西边的小水塔处为毛主席站岗。在此期间，主席常在傍晚时分出来散步，经常在我的岗位路过。由于上次与我握手谈话相识后，就视我这个小兵为“熟人”了。一次主席散步时又遇上了我。他老人家看着我挺着胸膛、满有精神地身背美国卡宾枪(这是陈毅老总从华东战场的蒋军手中缴获后，送给我们警卫部队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以特别威武雄壮的军人姿态，向他立正行注目礼时，老人家又来亲切地与我握手。在主席的感染下，我也自然松开枪背带，毫无拘束地同他老人家热情握手问好。之后，还是在此地，毛主席又和我握过两次手。这种难得的机遇与无比幸福的时刻，是我作梦也想不到的。

　　1951年元月6日，为了加强警卫，调整管理机制，原主席的警卫班已撤销。警卫班的警卫员常连锁等同志与警卫连一班我们几个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内卫班”，并接过了原主席警卫班的任务。从此我开始担负保卫毛主席的内卫警卫工作任务。这样与主席见面的机会多了，实际接触也多，听主席讲话的机会多，逐渐习惯并能听懂不少湖南话了。记得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居住时，有时常常随口一句：“警卫，快去叫叶子龙来。”我们就飞快地跑到叶主任跟前报告：“老头请你去。”或“主席请你快去。”叶主任随即就快步到主席那里去，精心办理主席交办的有关事宜。还有一天深夜，主席按电铃唤机要秘书来。在中办机要室值班的主席机要秘书罗光禄，闻铃而动，手里拿着一大叠文件、电报等材料，急促地走入主席的办公室。过了约十多分钟后，主席与罗秘书一同走出办公室，来到院子里。罗秘书又拿出一些看来是已经主席阅办过的文电。主席望着罗秘书，以浓重的湖南话深情地称赞道：“罗秘书，你是辛辛苦苦地为人民服务。”罗秘书以严肃和略带微笑的神情聆听到主席的赞誉后，稍显激动，然而，他却未曾表态。而站在一旁的我却陷入了深思，我想：“主席您为人民日夜操劳，日理万机，有些大事和急事，常常使您几天几夜废寝忘食地连轴转。把一切都奉献给人民，领导人民赢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您才是比谁都更辛苦的人啊!”

　　记得在1954年2月，毛主席去杭州的莫干山，刚乘吉普车到达山上，主席就问我：“为什么乔木、伯达他们还未到？”我赶忙回答：“他们在步行上山。”主席指示我快去用车接他们上来。我立即乘一辆小吉普车下山接他们。在盘山途中碰上了乔木他们，立刻停车，说明了来意。只见乔木上衣扣子解开，双手插在腰的两侧，脸上出了汗，但他向我说：“你回去转告我们的谢意。今天是我们锻练身体的好机会，我们决心步行上山。请主席放心。”……无奈，我只好返回向主席报告。

　　还有一次在中南海住地，是一个深夜，主席走出办公室，刚出房门，我就立刻为他老人家开了灯，马上看了寒暑表并向主席报告了气温。关心气温是主席的生活习惯之一，我们的工作也与之相适应。在报告温度时，主席听到是我的声音，就走过来与我聊天，从我的工作、生活到我们部队的教育、训练及伙食等情况，还有我家里人，家乡情况，问了许多。这时只我们二人，一问一答拉了四十多分钟的话。我对湖南话懂的显然多了，通过这些交流活动，我对主席的感情更深了，他老人家的心同亿万人民群众紧密相连。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里，我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他老人家那无比宽阔的胸怀，深刻体会作为人民领袖时刻关心群众、与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一切为了人民的优良作风。他老人家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撞击着我的心扉。1958年我署名“红奇”在《解放军战士》杂志上发表了《毛主席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点滴》的短文，向读者介绍了毛主席的一些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后来我才得知，卫士长李银桥向我介绍当时毛主席看此文时的情景：“一天下午，主席刚醒来，在寝室的床上，我将这篇文章送给主席看：这是张木奇同志写的关于您的文章，请您看看。主席接过来，认真看了全文，然后笑了笑，就对我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写，我死了以后，你们可以写。’”听完银桥这段回忆，我内心特别激动，主席老人家向来不愿人们为他树碑立传。然而，人们早把一座无与伦比的丰碑矗立于心间，任星转斗移，任历史巨变，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党人最杰出的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优秀伟大的儿子一空前的民族英雄，将永远与日月同辉、与大地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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