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李鸿谷

　　11月14日，记者采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国家协调员雷若舟，讨论的话题是中国政府承诺向低收入艾滋患者提供免费药物。最后一个问题是，“在有了这样一项公共政策后，你觉得中国政府还可以做什么？”雷若舟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更类似希望——“如果有高层领导见见艾滋病人，可能对整个中国重视(艾滋病)起到更有价值的贡献。”

　　12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了北京地坛医院，与艾滋病人握手——艾滋病资深研究者告诉记者，他们也曾通过各种渠道表示希望有高层领导人看望艾滋病人，“但我们所设想的领导人级别，没有这么高”。

　　7天之后，华盛顿美国国务院托马斯·杰斐逊厅，在欢迎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晚宴上，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发表讲话(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中文译稿):“我赞赏您为战胜艾滋病危机所做的努力。我尤其赞赏您努力在中国消除人们因艾滋病产生的羞耻感并帮助急需医疗护理的人。”

　　多数媒体在报道温家宝总理看望艾滋病人以及其他更直接的基层之行时，其概括用词是:“亲民。”但政治传播的研究者更具专业的判断则是:“通用性”——意思是，温家宝总理的行为，甚至无须解释，全世界都可以理解与赞赏。而此次温家宝总理访美，在更大的讲台上直接面对美国民众——正在美国参加中美投资峰会，有更近距离了解美国反应的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副总裁兼中国首席代表、信中利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汪潮涌说他和他的美国朋友对温家宝最具印象的是，“有惊人的数字记忆力”——“用具体数据来说服美国听众，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汪潮涌解释说，“重要的是，要向大家说清楚，华尔街与华盛顿是不同的概念。”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赵晓分析说，“把经贸问题与政治分开，最值得赞赏的是，这是务实的态度;而这必须用让大家尤其是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来说明。而且，不仅美国人，中国人同样应该摈弃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意识形态陷阱。”

　　综观温家宝总理访美，最重要的收获，“毫无疑问，是台湾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时殷弘说，“不仅布什总统，就是美国政府，明确地提出‘反对’台独，也是第一次。”布什总统以及美国政府的“反对”，“自然成为媒体最大的热点”。在这种情况下，汪潮涌说，“中美经贸问题被‘盖’住了。而经贸问题，特别是人民币是否升值的问题，是温家宝总理访美前被认为的重要问题。”

　　相对冷静地观察，“经贸问题，现在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中更具实质性的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分析说，“1999年，朱总理访美，核心议题是中国加入WTO问题，这显然是经贸问题。而温家宝总理这次出访美国，现实议题是人民币与中美贸易逆差，同样是经贸问题。”当然，相对宏观的分析，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说，“经贸成为中美关系里的核心议题，总比‘撞机’、‘炸馆’要好吧。所以，我在美国接触各阶层美国人都说，当经贸成为两个国家的重要问题时，意味着双方的依赖性已经大大加强。”

　　在欢迎温家宝总理的仪式上，布什总统描述说:“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更具戏剧性的表述，赵晓引用克林顿一位智囊的判断，“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不是两次世界大战，而是中国的崛起”。具体到中美两国，温家宝总理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美国九个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回忆:“1972年发表‘上海公报’时，两国贸易几乎为零，美国政府为表示对中国的友好，破例允许美国公民回国时可带回100美元中国制造的商品。”仅32年，“现在，两国贸易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

　　如果把时间相对缩短，这两年的中美经贸，“去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今年上升到了第三位;而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国”。陶文钊对此的界定是，“双方经贸发展是异常迅速的”，既然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出现一些问题是常态”。

　　中美经贸摩擦显性化的标志事件是美国财长斯诺访华，他带来的主要议题是人民币币值问题。“币值问题是贸易摩擦生长出来的深层问题。”普华永道高级经理丛宏彬解释认为，“而这个问题又最容易被误读。”

　　稍后，就在中国第二批采购团即将赴美前夕，11月18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纺织品配额。11月21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批准对中国的可锻铸铁管件征收反倾销税。11月24日，美国商务部提出对中国的彩电加征关税。就从单件商品来观察，美国方面的配额、反倾销等措施，“你很难说他们有违WTO规则。”丛宏彬说，“但是这一系列问题不断叠加，一方面显得贸易摩擦加剧，另一方面又不能仅从贸易的角度观察其原因。”就在这一系列问题出现之际，温家宝总理访美。

　　“布什就任总统以来，260万美国劳工失去工作机会。”这是一份美国统计数据，在美国大选年，“各种利益集团显然都会用它来说事。”赵晓因此推演，“美国的政治结构、政治人物必须重视选票，这是华盛顿的规则。各个利益集团在此期间，自然会角逐发出自己的声音。”中美贸易逆差，“从美国相对受损的利益集团的角度看，它容易被简单地与人民币不升值、美国劳工失去工作机会划上等号。一旦形成这种逻辑，复杂的经贸问题，当然就简单化地形成政治诉求。”在产业集团的压力下，斯诺需要将这个问题带到中国。有意思的事实是，作为经济专家的斯诺与作为政府官员的他，即使在中国接受记者采访时，也相对客观而委婉地表示了这两种角色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判断。

　　如果仔细分析美国人失去的工作机会，美国与中国WTO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在接受中国记者陈晓薇的采访时分析了三方面原因，“第一是缘于60年代始于美国的技术革命，如自动化、IT技术的发展，这使同样工作需要的工人越来越少。第二，今年11月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工人的劳动效率增长达到了9%，高效率同样会导致生产所需要的工人减少;前两者都与中国无关。第三，美国就业机会的转移，不仅局限于制造业，也不仅限于中国。实际上，越来越多属于白领的就业机会也被转移到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了，这种趋势也会引发剧烈的冲击。”

　　相对微观地来分析中美贸易逆差中的中国出口结构，赵晓的观察是:“向美国的出口，基本由三类构成，第一，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商品。第二，在中国组织的物流，如沃尔玛;这两部分加起来超过一半以上。第三是中国出品的商品。我与美国斯坦福经济学的一位博士候选人讨论这个问题，他告诉我，目前在美国有一个说法，‘Kill Wal-Mart(杀死沃尔玛)’，原因是沃尔玛在中国大量采购，降低了成本，结果也挤走了本土供应商。不同利益集团在市场上的竞争，总有受益与受损，但受损集团相对容易选择的指责方向，是把市场竞争问题意识形态化，最终又导致国家之间的争斗。再来观察中国出口商品，看上去我们出口到美国挣了美元，使美国‘受损’。但我们挣的美元，又有相当部分购买了美国的债券，这又使美国‘受益’。只不过‘受损’与‘受益’分摊给了不同的利益集团而已。所以，至少华尔街并不乐见人民币升值。”

　　对于多数中国观察者而言，令人困惑的是，在人民币是否升值问题上，仅仅以美国的经济学家而论，有赞同升值的，也必定会有反对者，“‘受损’与‘受益’不同角度的分析，自然会导出不同的结果。”

　　但是，更现实地观察美国“受损”与“受益”利益集团，汪潮涌的结论是:“比较容易听见的声音是那些‘受损’集团发出的，‘受益’集团不会在这个时候选择‘伸头’，因为容易成为被指责者。所以，即使中国人，也应客观真实地来看待美国的现实。”

　　经贸问题政治化并不是新问题，时殷弘说:“它同样是中美经贸关系里的‘常态’，与过去的区别在于，过去是把中国的政治问题放进双方的经贸关系里，现在是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被放了进来。”

　　宏观地观察中美贸易结构，温家宝总理“中国不能老乘飞机吃大豆”的概括被媒体广泛引用。美国高技术对中国的限制出口，丛宏彬分析，“这显然是政治上的考虑”。但是，面对高技术限制这一问题，陶文钊分析，“中美经贸摩擦虽然是常态，但在不同场合里，温家宝总理都表示很重视。温总理的概括，比如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限制，一方面说明了双方经贸关系中的现状，同时也表明了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向。即中国不是选择减少向美国出口，而是希望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在中美贸易双方进出口内容的对比中，丛宏彬形容“这是一个十分容易让人理解的账”，“中国并不是不需要你的核电站技术，结果你的拒绝，使中国定单只能选择欧洲。华盛顿与华尔街不同的价值导向，形成了目前的结果。”

　　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美国九个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晚宴的演讲中，温家宝总理强调:“综观世界近代史，大国之间合作的深厚基础在经济，在国家利益，而并非意识形态。”抛弃僵化的意识形态思维，陶文钊说，“这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中国外交方针”。而现在更具进步意义的地方在于，赵晓说，“目前我们更具全球化的战略意识，而在对美国华尔街华盛顿不同规则的认识上，也更趋清晰，因而采取的策略更务实”。

　　到达纽约的第二天，温家宝总理在美国讲台上的第一次演讲，向美国银行家协会的成员们提出了中美公平贸易和经济合作的五原则，温家宝总理说，“这五条原则的核心和精髓是六个字:发展、平等、互利。发展是动力，平等是前提，互利是目的。”陶文钊对五条原则的解读是，“这就是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此次温家宝总理访美的收获之一是——在接受CNN的采访时，温家宝总理说:“我向布什总统建议提高两国政府商贸联委会级别，中方主席由吴仪副总理担任，美方由商务部长埃文斯和贸易代表佐立克共同担任。”这一机制的建立，时殷弘说，“是理性与建设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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