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雷，南方都市报记者，最早调查“孙志刚案”的记者之一。

　　2003年三月底、四月初的一天，陈峰对我说，他要出差，手头上有个广州的事来不及做了，问我能不能接手。我说没问题，陈峰就给我一叠文字材料。

　　材料不多，包括一份家属写的控诉书，几张孙志刚被收容时从派出所到收容站，再到收容救治站的交接手续，以及收容救治站医生对孙志刚做的身体检查记录和死亡证明书。

　　类似的事情我以前碰到过不少。认为有冤情的人，往往都是和相关部门交涉多次后，认为解决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了媒体。他们的遭遇各不相同，但目的都一样，希望媒体能为自己或亲人沉冤昭雪。

　　和他们要控诉的对象比，他们无疑是弱者。他们一般都不掌握什么社会资源，他们的生活很少超出亲属、朋友、同事构成的圈子，如果“那个”令他们陷入绝境的意外不发生，他们往往都会安于平稳的生活，很少离开家乡，更不会去和一个个陌生的机构，一群群陌生的打交道。他们也几乎没有任何“诉讼”的经验和技巧，陈述事实的时候含混而重复，陈述还经常被情绪打断，变成了纯粹的痛哭或咒骂。

　　大多数的时候，媒体无法报道他们的遭遇。原因之一是伸冤的人很少能拿出对他们有利的证据，他们的结论往往建立在推测、怀疑的基础上。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即使能出示有利的证据，但这些证据本身却不可靠。还有一个原因是“事实”之外的，媒体不愿或不能报道这样的事情。

　　和孙志刚的家属第一次在报社见面的时候，他们也面临以上的难题。当时中山医科大学对孙志刚的死因鉴定还没有做完，他的死因只有收容救治站给出的一个结论：心脏病突发淬死。尽管孙志刚的家属对这个结论提出了很多质疑，但在第三者的我们看来，都不够否定它。

　　刚做记者的时候，对“记者”这份工作的理解就是“鸣不平事”，4年后的我却知道，把“记者”当作一个“道德仲裁者”或着“事实认定者”是件多么愚蠢、危险的事。我知道，中山医科大学的死因鉴定成了关键。鉴定会是什么结果？我暗暗猜测，不过没什么答案，那是医生的事情，早以超出了一个记者的能力范围。

　　之后我到吉林出差，一天在长途汽车班车上，手机响了，是孙志刚的父亲打的，他只说鉴定出来了，志刚是被打死的。鉴定书上的“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这个专业术语他不会说，而当时的我也弄不懂这个术语是什么意思。

　　回到广州后，拿到这份鉴定报告，我粗粗一数，报告里记录的伤痕就有40多处，看完报告，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知道，孙志刚绝对不是心脏病淬死。后来向医生请教，医生听我念了一下报告，说，他是被人打死的。我向领导汇报，这时陈峰也出差回来了，领导决定由我俩一起做这个报道，要求只有一个：必须准确。

　　连续几天，我和陈峰尽量采访能采访到的人。4月24日，星期四，公安、民政、收容救治站，三个与收容有关的部门放在了采访日程的最后一天。晚上6点多，我和陈峰回到报社开始写稿，期间又打了几个电话核实一些细节，9点多完稿，我们去吃饭，两盘炒粉一瓶啤酒吃了两个多小时，我俩还在分析，孙志刚究竟是被谁打死的，这些凶手为什么一定要致一个素未相识的人于死地。吃完饭，我们又回到报社，这时稿件已经被编排上了版面，副总编、编辑、我、陈峰一起在编辑室又一个字一个字地审定了见报前的最后一稿，改了几个词语，以使表达更客观。

　　4月25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见报。

　　没想到，反应如此强烈。报社的热线电话几乎每分钟都要接到几个读者对这件事的评价，新浪网上的跟帖据说几个小时内就达到上万条。无论何种职业，无论那个阶层，几乎全社会的人都做出了回应，几天后，社会各界的声音不仅没有渐渐减弱，反而越发强烈。

　　之后全国媒体跟进，孙志刚案果然也极快破案。按惯例，这个案子走到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就足够“平民愤”了，结果我和陈峰都没想到，6月18日，旧的收容条例被废除，推出了新的救助条例。当时他在外地出差，听到消息后到小吃店点了一瓶啤酒。我在广州，看了新闻联播的朋友9点多给我电话，我才知道，晚上睡了个好觉。

　　孙志刚的家属后来和我们成了朋友，志刚的父亲孙六松每隔段时间就给我们打个电话，聊聊家常，他反复叮嘱我们，当我结婚，陈峰有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他要来广州看我们。

　　孙志刚案引发的后续事件和意义已经有很多人做了各种各样的评价，其中一个很小的后果是我和陈峰也成了所谓的“名记”。报社给予奖励，同行给予赞扬，还得到很多人的高度评价，但我俩觉得，我们只作了一个记者应该做的事情。在《南方都市报》，如果不是我俩，而是其他同事来采访孙志刚案，我们相信他们一定也能如实地报道这个事情。《南方都市报》一直坚持客观、理性的新闻理念，在这里，记者就必须做一个记者应该做的事情。

　　还有不少朋友说，媒体在废除收容制度中立了功，虽然我和陈峰第一个报道了孙志刚案，但我更愿意和这种赞扬保持一定距离。一些同行以报道的影响大小来证明自己或别人的价值，而我更倾向以新闻本身来判断一个记者的职业素质。如果从纯粹的新闻采写来讲，孙志刚案并不特别难，对我个人来说，克服了一个更难的采访，成就感会更多一些，尽管这个采访的影响远远不比孙志刚案大。“新闻是第一位的，新闻效果是第二位的”，是我对这个职业的理解之一。

　　有人总结，2003年是中国的公民维权元年。从年初的孙志刚案开始，到年中的湖南女教师黄静案，再到年末的广州市丽江花园业主维权事件，我都以记者的身份近距离亲眼看到了当事人的故事与事故，记录了他们的悲伤与努力，让更多人了解了他们的希望和恐惧。

　　真实地记录历史。这，对一个记者来说，也许就是最大的荣耀和成就。我希望，能更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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