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博士写信给天津市长戴相龙要求撤销进津费(2)

　　新京报：这意味着什么呢？

　　李：如果“进津费”是经营性收费，就是政府利用公权力，为经营主体收钱，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旁白

　　8月6日，李刚应邀参加《民事诉讼法》修改与完善律师研讨会，就《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中关于公益诉讼制度的设计，李刚有话要说。

　　新京报：《建议稿》的设计跟你的设想很不同吗？

　　李：与我的设想差距比较大，我提出了修改意见。比如，它规定公益诉讼只能由检察机关、国家机关和团体提起，同时团体还要获得受害人委托，可操作性不强。而且公民个人不能起诉，那就是说，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就不可能起诉。

　　新京报：你设想的公益诉讼制度是怎样的？

　　李：第一、允许公民和特定组织对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向法院提起诉讼，不要求他们和事件有利害关系；第二、法院在立案收费、审判过程中要有别于其他诉讼；第三、判决具有广泛约束力等。

　　只要不是无事生非、胡搅蛮缠，法院就应该认为它是公益诉讼，不适用诉讼费败诉方负担的原则。

　　新京报：公益诉讼制度是不是还应包括诉讼成本问题？假如公益诉讼只赔上时间和金钱，有多少人愿意打这样的官司？

　　李：这里涉及公益诉讼费用补偿与激励机制。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至少有几个措施对促进有公益精神的原告积极诉讼有意义：免收诉讼费、败诉不用赔付对方的诉讼费、国家对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费用赞助、胜诉后对被告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一部分赔偿金直接判决给原告等。

　　新京报：实行公益诉讼制度需要如何推动？

　　李：首先是立法问题。需要法律联动，民诉法、行诉法和国家赔偿法等都要修改。

　　目前，公益诉讼制度跟现在法律制度相冲突。

　　新京报：请举个例子。

　　李：现在法院判决只对当事人产生约束，但公益诉讼不仅对当事人有效，还对大众有效。比如我这个案子，还有许多人交了费，就不应该一事一判，法院可以公告，让曾经交了费的公民拿着票据来登记，直接适用判决。

　　旁白

　　李刚1991年起从事法律工作，但打公益诉讼官司还是头一回。他建立中国公益诉讼网，自称已经收集了不下20个专题，准备就一些条件成熟、具有公益属性的社会问题再上法庭。

　　新京报：我看了一些关于“进津费”诉讼的报道，对你的描述很简单：“公民”，这是你的要求吗？

　　李：在国外，公益诉讼被称为公民诉讼，所以我认为用“公民”比较恰当。其实我更愿意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参与这个事件。我希望大家不要关注我个人，而关注公益诉讼该如何立法，这个事件如何解决。

　　新京报：你更倾向表明学者身份，是为了突出你的知识背景和视野吗？

　　李：对，因为公益诉讼不是书斋里做出来的，需要在实践中去推动。

　　新京报：“中国公益诉讼网”是你个人在做吗？

　　李：是的，我希望它能成为公益诉讼研究的平台。一些法学院的学生对公益诉讼很有兴趣，网站可以吸引大家一起来做研究，哪怕是发表一些小文章，都是积极因素。

　　新京报：你的同道中人有多少？

　　李：三四个人吧。

　　新京报：如何吸引别人呢？

　　李：有些是兴趣所至，有些是利益所至。利益不一定是经济利益，还有学术利益，因为公益诉讼研究是处女地，理论上都很肤浅，一旦他们的兴趣转移到这儿，可能会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

　　新京报：那你是被学术利益吸引吗？

　　李：不！我个人做学术并不擅长，我更期待其他有能力的学者在这方面做出成绩。我自己则是一脚在理论的边缘，一脚在实践的边缘。

　　新京报：下一个起诉的目标是谁？

　　李：做了再说吧。

　　新京报：选择目标时考虑哪些条件？比如诉讼成本？

　　李：公益诉讼可以分为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相对成本较低，所以我圈定的目标相当多的是行政机关。民事方面我在关注一些环保问题，正在游说一些环保组织，建议他们尝试。

　　新京报：打公益官司需要很大勇气吗？

　　李：每个人不一样，如果压力太大，我只需要转换一种生存方式就可以了。

　　新京报：听起来你好像对公益诉讼结果有些悲观？

　　李：我的态度是乐观的，不考虑一次两次的输赢。“进津费”这个官司，现在媒体报道出去了，有那么多人发表评论，就算最后我输了，也是有意义的，也是一种推动，推动政府不再犯同一个错误。

　　新京报：你提起这个诉讼，会不会被认为是故意炒作呢？

　　李：这样的事情可能被视为炒作，但它是良性的，从社会效果来看是积极的。假如有人这样认为，我相信每个公益诉讼都值得炒作。这也许是现在对公益诉讼的原告所能提供的惟一激励了。（笑）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赖颢宁 本版摄影实习生高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