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局老战士重走当年路

　　8月9日下午，报社的三菱车在小雨中驶过牛角沱，一甩头，上了嘉陵路。“上一次回去已经是5年前，人老了，回去看看的念头常有，但很难架起势来。”坐在前排的南方局老同志陶铜士说。

　　很难分清陶铜士是在讲给后座上的记者听，或是自言自语。陶老说这番话的时候，没有回头，眼睛望着前方——红岩村的方向。

　　重走旧时路

　　陶铜士第一次到红岩村是1939年。

　　那一年，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成立，人员越来越多，原在重庆城里的机房街70号、棉花街30号和曾家岩周公馆等处办公地点已不够用，周恩来指示另行选址，新建机关。几经寻觅，选中了红岩嘴（即现红岩村）大有农场。同年7月，红岩嘴上的新楼房竣工，南方局和办事处机关大部分人员迁入，少部分南方局人员留守周公馆，以便联系城里的民主人士，开展统战工作。

　　那一年，陶铜士16岁，是周恩来的司机，开着南方局唯一的一台汽车。“周恩来在红岩村办公，在周公馆会客，我就开着那辆雪弗莱轿车，一次次往返在这条路上。”

　　如今的嘉陵路已明显落伍，“在60多年前还要窄呢，只有现在的一半这么宽，但也算当时少有的一条大马路，宋子文、孔祥熙等不少国民党高官的公馆都在这条路边上。”坐在车里，陶铜士的目光搜寻着窗外，昔日的显贵之处已无迹可寻，划过车窗的，是一片等待改造的老旧城区。

　　纪念馆里见“故人”

　　陶铜士未造访的5年间，红岩村换了新颜，红岩革命纪念馆新馆、红岩广场相继落成，这里几乎是近年来周围片区中唯一大兴土木的地方。

　　道路已经顺坡直接修到了纪念馆前，当年只能把车开到红岩村半山腰接送周恩来的陶铜士，也第一次坐车到了红岩村口。

　　当天的红岩纪念馆为这位南方局的老同志全面开放。在二楼新展览馆里，原本只为团体游客准备的多媒体展区中，陶铜士和老伴两个人，一道在声光电影中回忆当年。

　　一部南方局纪录片结束，投影仪幕布收起，陶铜士起身正准备离开，又停住了步伐。幕布背后又有一层帷幕拉开，油画《周恩来和他的朋友》意外地出现在陶铜士的眼前。

　　这幅反映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的油画中，很多人物都是陶铜士的老相识。“那时候，我开着车，每天载着周副主席穿梭在这些民主人士的住地之间。”陶铜士在画像前逐一辨认，陷入对往日的追思之中。

　　八年不上楼

　　出纪念馆，陶铜士把陪同人员甩在身后，自顾自地走向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的方向，虽然红岩村已翻天覆地，但陶铜士对来时路的记忆依然清晰。

　　在办事处的一楼，陶铜士如同回家一般自在，在救亡室里坐坐，拿起老电话摇摇，一切还是那么熟悉。

　　但走上二楼和三楼，陶铜士就开始仔细地倾听工作人员的解说，认真阅读墙上的介绍，不时还提点问题。“楼上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在红岩村的八年时间，我从未上过楼。”陶铜士的话让人有些吃惊。

　　“二楼是南方局，三楼是机要科，非请莫入，一般工作人员都在一楼八路军办事处的办公区活动。”陶铜士说，不串门，这是红岩村的规矩，三楼机要科的同志甚至连下楼都少，“从未有明文规定，但大家仍坚持做下来了。”

　　特务就像狗仔队

　　站在办事处旧址门前的平坝上，对面的山坡郁郁葱葱，除多了几栋房子，和陶铜士当年所见并无二致，在一些文艺作品中，这片山坡被渲染成了密布着机枪的危险地方，如雨的子弹随时可能向办事处大楼袭来。

　　“这是不真实的，特务监视是有的，但哪里有机枪这些东西。”陶铜士说，在南方局、办事处同志和国民党特务之间，有斗争，但并非像后人想像的你死我活。

　　“对身边的异己政党的派驻机构，国民党派特务监视是必然的，但基本上，国民党对红岩村的共产党人还是以礼相待，我们也有基本的安全和生活保障。”虽82岁，思想依然活跃的陶铜士用新词说旧事，“那些特务就像现在的狗仔队，纠缠得紧，但你行事磊落，不露破绽，他们也不会对你造成伤害。”

　　周公馆里住着国民党

　　曾家岩周公馆是9日行程的最后一站，这座不大的楼房，一会儿就转了出来，但陶铜士还是道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周公馆里一直是住着国民党的。”

　　“这栋楼原来是一位国民党要员的房子，当时以周公馆的名义租房的时候，并没有租下整栋楼，因此在楼上一直住着一些国民党身份的人。”陶铜士回忆说。

　　国共同住状况也引发了许多逸事。“我记得是1946年发生较场口惨案之后，周恩来在周公馆底楼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说到激动处，指着天花板喊到：‘楼上的，你们听清楚了，发生这样的事，你们必须承担责任。’”陶铜士回忆说，当时楼上国民党住的房间里，人挺多，但谁也不敢出头吱声。

　　车子离开周公馆，送陶铜士夫妇回家的路上，陶铜士的老伴，这位70多岁的地道老重庆，随口聊起了从她记事起，重庆发生的种种变化，陶铜士搭话说：“董必武，董老有句诗，描述你的感觉很贴切，可惜我想不起来了。”后来，记者查了资料，董必武的那句诗是：“到底人民胜，红岩不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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