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羽茶室案尘埃未定　主犯从犯界定法院说了算

　　震惊香港和大陆的“陆羽茶室案”在深圳经过三天的审理，法庭于27日宣布择日宣判。

　　法庭上，检察机关认定的第一买凶者杨家安矢口否认自己涉案，和杨家安拴在同一条绳子上的下家何可夫、崔铭扬也同样认为自己无罪；杀手杨文在法庭上请求速死……

　　法庭上，控辩双方就审判权属和杨家安的作案动机以及谁是主犯等问题展开激辩……

　　“陆羽茶室案”的审结，决不是一件轻易的事。

　　杨文：为了16万答应杀人

　　现年29岁的杀手杨文身高不足1.7米，他在庭审中交待：2002年11月，他受谢冰之约来到深圳市龙胜吧酒吧一个包房，谢告知他在香港的黑道上和一名男子结怨，要杨帮忙杀了对方，杨提出由张志新出手相助，后得到张的应允。随后，他和谢冰、张志新商定两套杀人方案，一是用刀将林汉烈杀死，另外一种方案就是枪杀。当大家确定杨文会使用手枪后，最终决定使用枪。在整个商讨过程中，大家的一致目标是将林汉烈杀死，“用枪就打头，用刀就捅心脏”。

　　在交待为什么要杀林汉烈时，杨文直言是为了钱，“当时谢冰告诉我说杀一个人给40万元，我就决定接这个事”。杨文说，当时谢冰答应给他40万元，并承诺说如果坐牢就出钱照顾他的家人，正是考虑到这两个因素，杨文决定铤而走险。

　　在杨文和张志新去香港前，谢冰给了他1万元港币做活动经费，在杨文杀死林汉烈返回湖南后，谢冰将另外16万元在湖南株洲给了杨。

　　杨文称，“在接这单活时也曾有过顾虑，但因为他们说这个人挺容易杀，事后又容易脱身，想到朋友相邀，又有十多万元的酬金，就接了。先去香港陆羽茶室周围踩了两次点，案发的那天早上，我在茶室等了很久未见林汉烈来，正准备埋单走人，原想着见不到人就回深圳不做了，可偏偏就在这时，张志新给我暗号说林的车来了。”杨文甚至辩解称：“如果林迟来5分钟，一切也许都可以避免。”杨文这样认为：林的出现是林的劫数，而杀害林以及后来的被捕是他自己的劫数。

　　在最后陈述阶段，杨文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深深悔恨，他站起来向着旁听席鞠躬，向被害人林汉烈家属表示道歉，说连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最后请求法庭判他死刑。

　　谢冰：没想到杨弄出人命

　　最后陈述时杨文说，他在深圳的朋友不多，邬卫吾是他的战友，他是通过邬卫吾才认识张志新的，是张志新介绍他给谢冰的，但他不恨张志新，却有点恨谢冰，因为谢贪财，不讲义气。他直言对不起邬卫吾。

　　庭审中，有着澳门葡京赌场富贵厅经理以及黑社会背景的谢冰交待说，自己受刘一贤之托物色杀手，当时就想到了要从中渔利。而杨文恨谢冰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庭审中谢冰否认自己要杨搞死林汉烈，当时只是要杨文“教训”一下林，没有想到杨会弄出人命。

　　谢冰在法庭供称，2002年10月，他见到刘一贤，对方称有人出200万搞一个人，并提出由他在大陆方面找，并补充说如果在半个月之内将这件事搞完的话，可以将价格加到250万元。

　　但返回深圳后，谢冰打电话找到张志新、杨文二人时，价格就变成了40万元，谢冰为自己辩解称刘一贤提供的经费210万元中，他最后只拿到110万元，包括10万元为作案前期费用，另外100万元是自己借刘一贤的钱。

　　邬卫吾：差点害了警察哥哥

　　据杨文法庭上交待，当年12月初，杨文和张志新离开深圳回到家乡湖南省沅江市，在沅江市见到杨文的战友邬卫吾，当时杨文欺骗邬卫吾说自己在外地和人打架，并让邬卫吾找自己在当地公安局的哥哥了解是否有外地公安机关或者老板前来沅江市找他。

　　以窝藏罪被提起公诉的邬卫吾被取保候审，当天一身便装出庭受审。

　　邬卫吾交待，杨文找到他后，告诉他自己在外地打架，并提出请邬卫吾在当地公安局上班的哥哥吃饭，了解是否有外地公安机关前来沅江找他，之后邬卫吾和杨文一起找到了乌的哥哥，但由于当时时间比较伧促，邬卫吾还没有来得及将情况向哥哥完全表达，邬卫吾的哥哥就离开了。

　　后来，杨文以住酒店不方便为由向邬卫吾提出找一个地方居住，邬就将自己姐姐家的钥匙给了杨。数日后，杨文离开沅江。此后，邬卫吾的另外一名战友打电话告诉邬说深圳有战友被警察抓了，邬随后用电话将情况告诉杨文，要杨文“不要在沅江呆了”。

　　杨家安：自称始终都不知情

　　53岁的杨家安剃平头，头发花白，身体略有发福，眉眼间依稀可辨当年的那个“陆大安”形象。杨家安操一口还算流利的普通话，腔调与“陆大安”十分相似。

　　法庭上，杨家安自称曾与台湾的“大哥”级人物“鲍哥”有交往，而被告刘一贤则是五六年前通过“鲍哥”认识的。

　　对于检方指控其买凶杀害林汉烈涉嫌故意杀人罪，杨家安予以否认，杨同时否认自己与林汉烈有生意上的纠纷，也否认了居中帮助他人与林汉烈商谈商业纠纷。对于自己在该起案件中扮演的角色，杨解释称自己在家中接到“鲍哥”的小弟“小杰”的电话，称有个信封要交给刘一贤，电话联络不上，请他转交。他遂约“小杰”在自己公司楼下见面，接到信封后就安排自己的外甥何可夫、司机崔铭扬转给刘，而他自己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都说自己是从犯

　　其实四人是主犯

　　在法庭辩论阶段，杨家安、何可夫、崔铭扬的律师均为其委托人作无罪辩护，其他作罪轻辩护。杨家安的辩护律师赵秉志认为，在检方的起诉书中，没有提及杨家安的犯罪动机，在其他庭审阶段也没有对此说清楚，因而杨家安的动机不明确；对此，检方回应称，动机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求，也可能有多方面原因，“比如刘一贤也没拿到钱，也可以出于义气、面子，不一定有经济利益直接挂钩。”

　　而对于直接指证杨家安的重要“下线”刘一贤，杨家安的辩护人也认为，刘一贤的证言不足以采信，因为其在一些关键事实比如交付的数额、地点，在公安和检察机关有不同的供述，自己的亲笔供述中数额也不一样，有时100万，有时200万。辩护律师同时认为，刘一贤的指证只是个孤证，此前杨家安也称，自己是帮“鲍哥”转交东西，因而不能排除确实台湾有人让其转呈刘一贤。

　　而在案件审理的属地管理上，控辩双方同样意见相佐。杨家安和刘一贤的律师均认为，本案的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主要在香港，因此应该在香港审理，刘一贤的辩护律师更认为证据主要由香港收集，最先受理地也在香港，应在香港处理更为妥当。对此检方回应称，该案事前预谋在深圳，深圳同样有权限受理。

　　有意思的是，几个犯罪链条的重要构成者刘一贤、谢冰、杨文、张志新及其辩护人都提出自己是从犯：杨文、张志新认为谢冰是主犯，自己是从犯；谢冰又说刘一贤是主犯，自己是从犯；刘一贤又指杨家安是主犯，自己是从犯。对此，公诉人认为，他们四人都是主犯，只是在具体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在这宗故意杀人罪案中，只有何可夫、崔铭扬是从犯。本报记者宋毅摄影报道

　　法院附近戒备深严

　　（卓珩／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