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韩国前总理谈“新村运动”的两点感悟 □ 郭松民

　　前段时间，忽然兴起了一场向韩国“新村运动”学习的运动。我对此很不以为然，正如韩国前总理李寿成所说，中国其实不必到韩国学习“新村运动”。我们的官员不过是找借口公费旅游罢了。然而，在李寿成对韩国“新村运动”的介绍中，我确实发现了两点特别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一是李寿成说，为了帮助农村培养人才，当时的韩国政府规定，“大学在招生时都

必须保证录取一定比例的来自农村的考生，不仅全部免费，政府还提供奖学金。”

　　这样的规定，对农村来说，至少可以产生两个方面的积极后果。第一，保证了农村青年平等的受教育权。因为农村的基础教育无疑是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如果让农村考生和城市考生按照同一分数线录取，实际上就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第二，对农村大学生实行全部免费并且提供奖学金的做法，确保了这些学生在学成之后能够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重返农村，成为新村运动的骨干力量。

　　反观我们的现实，一方面，农村青年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九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清华就读的学生，还不如北京一个城市多；另一方面，贫困的农村青年同样要支付高额的学费，他们毕业之后首先考虑的就是要赶快挣钱收回成本，要求他们回农村服务是不现实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宏大的事业，需要大量的人才投身其中，如果我们不能像韩国那样建立一个为农村输送人才的制度，那新农村建设恐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吧。

　　二是李寿成介绍说，“新村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勤勉、自助、协同”，正是这种精神保证了“新村运动”的成功，他还特别强调“协同就是合作的意思”。

　　对中国农民来说，勤勉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农民也不缺乏自助精神，至少从“大包干”被在全国推广开始，他们就已经习惯了这一点；唯一的“短板”就是“协同”。然而要建设新农村，没有农民之间的相互“协同”，是不可想象的———修水利、修道路，需要“协同”；照顾贫弱孤寡，需要“协同”；自己生产的粮食、蔬菜、瓜果，想在市场卖个好价钱，需要“协同”；购买化肥、种子、农药时，想谈出一个便宜的价格，需要“协同”；如果遇到政府和开发商征用土地，想争取一个公道的补偿标准，就更需要“协同”……但农村原来的“协同”形式已经被否定了，新的“协同”形式还未破题。如何才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使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少走弯路，看来是必要的。但即便如此，我仍然反对官员们大批地组团到韩国去取经，道理很简单：当年韩国人没有到任何地方去取经就搞成了“新村运动”。何况现在还是信息时代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