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语境不清的争论瓦解改革推进的共识 □ 毕诗成

　　清华大学副教授周榕指责国内地产商缺乏公共道德，引发社会争议。有论者认为，痛斥房产商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也有人认为，住房问题本身便是一个政治问题，当然要理直气壮谈道德，“经济问题怎么就不能政治化？”类似的交锋还有：某省级物价局说要提高医疗价格，通过以技养医实现医院的收支平衡，批评者则认为这“无视人民利益”；有教育工作者说目前的教育收费是高了点，但比起大学运行成本来算不上高，结果被骂个狗血淋头。还有关于银行该不该收查询费，石油公司、水力公司能不能涨价，激烈的争论都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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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论本是公民意识觉醒与表达权利彰显的好事情，但眼看着火药味越来越重，我们只看到“口水”漫天飞，却无法期待能“飞”出共识来。尽管大家用的都是“权利”、“公益”之类“文明”的字眼，但由于立论角度不同，实际上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莫要说达成共识，就连听听反对方的意见，似乎都丧失了耐心。

　　大家看来都各有道理：院长、校长、行长、开发商都要先把自身生存当作一个“经济”问题来考量，在“财政紧张”或“需要大投资启动”等理由下，当然要价格涨一涨，“我们也要吃饭嘛”。对立方则认为，你们占有一定的公共资源，就应该先讲“公益性”，怎么能置老百姓的压力于不顾？“老百姓也要吃饭嘛！”

　　其实，所有问题都可以归为同一个“本质”，那就是我们的社会改革，还没有很好地划清“公利”与“私利”的界限。学校、医院、银行、开发商，并非完全的市场体制下那样“公私责权”泾渭分明，多数是“公私同体”。政府主办的公立医院当然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但目前大多数医院由于财政投入不足，要维持运转和发展，在经营过程中往往更看重经济效益，削弱了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甚至直接运用商业化经营手段，造成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诱发“上不起学”问题的逻辑与此如出一辙。至于房产商，原本作为企业，其“公益责任”应该是最低的，但由于其所用土地是与公共部门交易的结果，其间有着太多不透明的东西，以至于被套上“原罪”———你强调作为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反对者看到的是你占着“公共资源”大把赚老百姓的钱，因此就应该接受“公共道义”的批判。

　　任何改革都是不同力量对比、博弈、妥协之后形成的一定的制度安排。为了推进改革，有些时候需要通过“让利”来实现改革的推进，医院、学校、房产商正是在这样的冲突碰撞中形成了现有的格局。现在的问题是，民众的利益在博弈中没有最大程度地彰显，造成了结构性的利益失衡。

　　笔者以为，对于发展中的问题，有些可以搁置、不争论，但涉及到公利私利的部分，必须“权责清晰”。当务之急是要把公立机构的责任界定清楚，不能允许“公私同体”的继续存在。否则，对于公共话题的任何争论只会是在各说各话的情况下加重着社会观念的断裂，瓦解着改革尚存的共识，而难以争论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